暴力城市的誕生：芝加哥「超貧民窟化」的罪惡循環

筆者2015年剛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的時候，11月感恩節前夕的一個週末，收到學校連環Email宣布週一全校停課，因為學校接獲FBI通報：一名21歲男子狄恩（Jabari Dean）在網路上揚言要「帶著自己的M4卡賓槍跟沙漠之鷹手槍，到芝加哥大學校園上處決16名白人男性師生，因為麥克唐納（Laquan McDonald）被警察射了16槍。」

事件指的是前一年10月於芝加哥遭白人警察射擊16槍致死的17歲黑人青少年麥克唐納，他遭警方過度執法的影片在法院宣布必須公諸於世之後，全市譁然，而狄恩受此影響而激進化，揚言要以暴制暴、替麥克唐納復仇。

狄恩在當日即遭FBI逮捕到案，當天無人員傷亡，而學校也在隔日恢復正常運作。雖然這件單一事件就此了結，但這也是筆者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美國大城市裡盤根錯節的種族衝突、警察暴力、以及槍支問題。

坐落於芝加哥南區（South Side）的芝加哥大學，更可以深刻感覺到種族對立以及貧富差距的緊張情緒，芝大座落的海德公園（Hyde Park）社區，是主要為黑人區的芝加哥南區，幾乎僅存的「富裕白人島」，與周圍貧困的華盛頓公園（Washington Park）、恩格塢（Englewood）等等黑人社區，形成強烈對比。

芝加哥長年來都有著「雙城記」的封號，是美國貧富差距以及種族隔離最嚴重的大城市之一，也被稱作「像是曼哈頓撞上底特律」：芝加哥北區主要住著富裕的白人，而全球化也讓市中心商業區洛普區（The Loop）蓬勃發展，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復甦之後，市中心一棟棟閃耀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近年來包括摩托羅拉系統公司、波音、以及麥當勞等等跨國企業也都將總部遷到芝城市中心。

但是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卻是長年來受到貧困、幫派與槍枝暴力摧殘，主要為黑人居住的南區以及西區。搭著高架地鐵（The El）通過南區，便不難看到蕭條的景像：一片片的空地雜草叢生，許多房屋不是封閉就是傾頹，並鮮少能夠看到商業活動。而在這些經濟蕭條的社區，頻繁的槍枝暴力也屢上國際新聞：

2016年芝加哥創下近20年來最高的兇殺命案數，共計762 起凶殺命案、3,550起槍擊案、以及4,331 位槍擊受害者，而今年四月光是一個週末就有24起槍擊案，其中5人喪命。

很顯然，許多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經濟會自動讓頂層的財富「滴滲」（trickle down）到底層、惠及貧苦大眾的理論，並無法解決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2018年芝加哥市的平均失業率為4.1%，創下新低，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為10萬美元以上，但這樣蓬勃的經濟景氣卻沒有「滴滲」到貧困的黑人社區， 45%的黑人年輕男性找不到工作，而2017一個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指出，5個南區以及西區的社區，即便只佔全市人口9%，兇殺案有半數發生在這5個社區之中。

美國總統川普也喜歡把芝加哥掛在嘴邊，嚷著「這是全美最暴力的城市，讓全國羞愧」，這當然完全符合美國右派最喜歡到的話術：民主黨、左派執政的大城市就是罪犯窩藏之處，從而正當化右派喜愛的警察「鐵腕執法」（tough on crimes）。然而社會學家早就一致公認，內城區的犯罪問題，並不是警察執法就可以解決的，警察暴力只會更深化警民之間的不信任，而過度執法通常差別性地針對少數族裔社群。

雖然芝加哥市內輿論幾乎一致砲口對外，反抗川普的「芝加哥罪惡說」，指出如底特律或巴爾的摩等城市的犯罪率更高，但論者無法否認的是，芝加哥確實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犯罪問題。

芝加哥的黑人區其實曾經相當繁榮，並且是全國許多其他黑人的嚮往之地。二十世紀上半葉，在美國東北岸以及大湖區工業蓬勃發展的時期，全美有大約600萬黑人，逃離仍實施種族隔離法（Jim Crow）的南方，在史稱「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的時期，前往北方的工業大城，如芝加哥、紐約、底特律討生活，這些城市提供約南方州兩倍以上的薪資條件。

從南方移入的黑人，在芝加哥主要定居於南區以及西區的運輸帶以及工業帶，並主要於製造業就業。一直到1950年代，在芝加哥仍是製造業與運輸業大城的這個時期，鋼鐵業、機械製造業、屠宰業、郵購以及百貨批發業，在芝加哥南區以及西區提供數十萬穩定、良好薪資、以及具有工會保障的就業機會。

這些受僱於核心工業的勞工階級的日常消費行為，也促進周邊的商業活動，形成良好的經濟循環，以及緊密的社群關係。位於南區「黑人帶」（Black Belt）的布朗茲維勒（Bronzeville）是當時芝加哥黑人文化的中心，不僅擁有許多黑人自營的商家，更是美國北方城市爵士樂文化的中心之一。

當然在南區跟西區這樣的經濟榮景之下，潛在的種族歧視與隔離的問題還是存在。例如美國在1930年代開始，銀行金融以及房屋借貸開始實行所謂的「Redlining」，指的是金融業者會根據不同的社區，劃定不同的風險族群，而有色人種社區（以紅線標示）通常被標示為「高風險族群」，因此導致即便是收入小康的黑人家庭，只要是來自黑人區，便難以貸款買房或是開公司。

但是在世紀上半葉，在經濟結構完善的情況下，這樣的種族歧視問題尚未破壞黑人社區的社群紋理。但在1960年代之後，美國的產業結構產生劇變，原本北方的工業大城工業出走，不是逐漸發散於郊區，就是前往南方的「陽光帶」（Sun Belt），或是移往海外尋求廉價勞力，而全國的經濟也逐漸去工業化，轉變為服務業以及「知識經濟」為重。以芝加哥西區的北朗戴爾（North Lawndale）為例，在1960到70年代間，就流失了四分之三的工作機會。

龍頭工業出走後，周圍經濟網絡也迅速瓦解，沒有了大工廠的大批員工，週遭的自營商家也做不起生意，芝加哥的黑人社群在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就流失了大多數的生計。在面臨到產業出走之時，種族歧視與隔離的實施便促發了一連串的惡性循環，社會學家華康德（Loic Wacquant）與威爾遜（William Wilson）稱之為「超貧民窟化」（hyperghettoization）。

黑人族群在被剝奪能動力的狀況下，例如因為Redlining而無法搬家買房，或是即便有錢搬家，房仲業者也往往暗中阻擋黑人家庭移入白人社區，以免「影響房價」，受到產業結構變遷影響的黑人族群，便無法逃離已經沒有工作機會的區域，再加上政府縮減社會福利，許多黑人就被這樣硬生生被「困在」沒有就業機會的區域裡，導致惡性循環，讓這些黑人社區快速「超貧民窟化」。

被困在經濟蕭條、未來沒有希望的「’hood」裡（’hood為neighborhood的簡稱，為黑人稱自己的社區用語），許多人（尤其是年輕男性）只能轉往幫派活動以及販毒。在接受訪談時，有青年指出出生長大在這些社區裡，所知道的世界就是幫派及販毒，甚至說道自己所知道「最酷」的職業，就是在街上販毒。

但即便有青少年想逃離自己所屬的社區，因為幫派之間地盤的劃界，導致許多年輕人被迫「效忠」某個地界之內幫派，無法自由活動於城市之中。芝加哥警方估計全市約有十萬名幫派份子（芝加哥人口約三百萬），而幫派分界之明顯，甚至也有「幫派地圖」，幫派的分佈幾乎跟南區、西區的貧困黑人社區吻合（也包含一些拉丁裔的社區），而芝加哥大部分的槍擊案，也幾乎都發生在幫派的地盤之上。

哈佛社會學家桑普森（Robert J. Sampson）指出，芝加哥居民具有明顯的「心理地圖」（mental map），也就是對於不同社區，有深根蒂固的感知。大部分的人，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一聽到某個社區就會浮現出既定印象，不管房租多麽便宜，打死也不會搬去住。

芝加哥在實際上與心理上的種族隔離，導致近年來許多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內城少數族裔社區經歷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並沒有發生在芝加哥的黑人社區。這樣實際狀態與心理感知不斷彼此強化的惡性循環，使得芝加哥依舊是全美種族最隔離、貧困與犯罪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芝加哥新科市長萊特福特（Lori Lightfoot），不但是首任黑人女市長，也是多年來最左派的市長。她在競選時主要的政見之一就是要改變以往的「鐵腕執法」，重新建立警民信任以及重新投資貧困的社區，而這兩年來也有一些草根團體與Whole Foods等零售業合作，進駐原來缺乏超市的恩格塢社區。但這些努力是否能夠扭轉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