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特人一家親？蘇格蘭的「愛爾蘭歧視」

蘇格蘭常被人們認為是進步的平權國家，政府積極推動「一個蘇格蘭」（One Scotland）運動，警告「親愛的黑特者」（Dear Haters）在蘇格蘭無容身之處，但社會上卻也真實存在種族主義。比如，長期存在的「反愛爾蘭情結」。

去年，格拉斯哥大學學者主編的《在這，沒有種族問題：理解蘇格蘭的種族主義》出版，該書主編之一的社會學家戴維森（Neil Davidson）指出，以大眾媒體論述來美化蘇格蘭為一個「沒有種族主義」、因而「文化上與英格蘭不同」的國家，是「具有誤導性質的幻想」。

他承認：在移民議題上，蘇格蘭政府的確比起倫敦西敏宮來得「健康」許多。但這不表示蘇格蘭沒有種族問題；假若民眾不正視現實情況，那麼蘇格蘭的平等主義，也只將是存在於同溫層裡，自我感覺良好的粉紅泡泡。

「愛爾蘭人」為什麼被特別提出來？雖然蘇格蘭在大眾心中與愛爾蘭似乎同屬「凱爾特人」，但在長期的盎格魯薩克遜化下，530萬餘人口也僅有大約1%的人能使用蓋爾語；從基因學的角度來看，也不存在所謂的「凱爾特人」基因群。既然「凱爾特」很大程度上是個文化概念，七成人口都住在低地的、使用英語的蘇格蘭人，也就不會把那些後來湧進蘇格蘭的愛爾蘭人當成「自己人」。

▌愛爾蘭人為什麼去蘇格蘭

蘇格蘭的「反愛爾蘭情結」，大致可以追溯至大不列顛對愛爾蘭島發動的「阿爾斯特拓墾」（Plantation of Ulster）。

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在1603年同步成為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後，為了鞏固王權，逐漸吞噬愛爾蘭島，在1609年發動所謂的「阿爾斯特拓墾」，是「反愛情結」的歷史禍根——阿爾斯特是愛爾蘭島最靠近大不列顛島的地區，詹姆士一世的想法很簡單：派出大量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過去、搶走愛爾蘭人的土地，就能逐漸控制愛爾蘭。

從大不列顛前往愛爾蘭島的計畫性移民，主要來自低地蘇格蘭和部分英格蘭人。他們並不是傳統上使用蓋爾語的凱爾特人，而是日耳曼人，並且在1560年蘇格蘭王國與羅馬教廷決裂後，蘇格蘭便以基督新教的長老教會為首，這與仍然信奉羅馬天主教廷的愛爾蘭人有很大的不同。

這些來自隔壁島的移民奪走了愛爾蘭本地人的土地後，也帶進了基督新教。其中許多來自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移民，使用的語言不是高地蘇格蘭的蓋爾語，而是英語，加上不再聘請原先愛爾蘭地主雇用的詩人和音樂家，使得同屬蓋爾語的愛爾蘭語地位迅速貶低。

17世紀，大不列顛的政權通過《愛爾蘭刑法法典》，直接擺明了歧視天主教徒，不准他們擁有土地，不能當公務員、不能投票、不能上學、不能說蓋爾語、不能對外貿易、不能擁有武器、不能展現他們的信仰......等等眾多「不准」。

這段歷史背景使得大不列顛人與愛爾蘭人的民族差異，同時連繫著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對立，再從外來者與原居民的關係，演變成為統治階級與受宰制階級的暴力結構。儘管此法在18世紀下半葉逐漸遭到廢棄，但是衍伸遺留的社會經濟結構已然形成，也使得愛爾蘭民族的形塑在歷史上就與宗教認同相綁。

1801年，愛爾蘭正式成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後人口激增，原本就存在問題的糧食供給顯得更為不足，終於在1845年因為大量種植的單一品種馬鈴薯遭遇病蟲害，導致歷史上著名的「愛爾蘭大饑荒」。種田的是愛爾蘭天主教徒，可是他們只是佃農，新教徒地主將種植的馬鈴薯銷往島外，跟現在種植可可豆的非洲農民一樣，看得見馬鈴薯卻吃不到；此一結構使得這場大饑荒最終造成100萬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一是因為虛弱而染上流行性斑疹傷寒而死，此病更被標籤化為「愛爾蘭熱」（Irish fever）。

大饑荒使得大批愛爾蘭人逃往鄰近的蘇格蘭，從1841到1851的十年間，蘇格蘭的愛爾蘭人增加了2.4%，占了蘇格蘭人口7.2%。這些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移民，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低落，到了蘇格蘭也只能從事體力粗活，當時在工業革命中發達的工業城市格拉斯哥，也就因此成為愛爾蘭移民的聚居地之一，高達三成的愛爾蘭移民定居於此。

▌愛爾蘭人不屬於這裡

低社經地位、異教徒、傳染病，這些愛爾蘭移民被加以「種族化」（racialized），被大不列顛的民眾視為一種低於自己的種族他者。

因為窮，愛爾蘭移民甚至願意領低於基本工資的錢，賺得比蘇格蘭的工人階級要少，也被蘇格蘭人看不起。針對這些「異教徒」的歧視也就可想而知，加上因為沒錢，只能住在衛生環境不佳的房子裡，這些從愛爾蘭大饑荒中逃亡過來的「外來者」，本就因體質虛弱，而容易感染傷寒，被衛生當局認為是將「愛爾蘭熱」帶到不列顛來的罪魁禍首。

一份醫療史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在愛爾蘭島上，醫療機構對於傷寒患者都因為對此疾病的錯誤迷思，而處置相當消極；相反地，反而是教會積極協助與照顧這些底層的愛爾蘭人民。儘管這些愛爾蘭移民的生活條件與社會處境都十分惡劣，天主教會仍然扮演重要的精神支柱角色。

舉例來說，蘇格蘭北部的海口城市丹迪（Dundee），在短短十年間，天主教會與轄下學校的數量翻倍，維繫了這些天主教移民的社群網絡。然而，這樣的宗教網絡卻也同時加深了愛爾蘭移民與蘇格蘭新教徒的隔閡與誤解——直至1923年，蘇格蘭長老會都還曾發布名為《愛爾蘭人對我們蘇格蘭民族的威脅》的文件，認為愛爾蘭人「未開化」、「愛喝酒」、「懶惰」，會對蘇格蘭社會的「道德文明」造成破壞。

《在這，沒有種族問題》一書指出，這種奠基於英國帝國主義的科學修辭，本質上認為日耳曼人是優於凱爾特人的種族主義，也來自於愛爾蘭事實上是英國殖民地的帝國凝視。

一些長老會成員甚至主張，要終止百年來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要求倫敦當局和蘇格蘭事務大臣遣返那些在醫院、監獄或仰賴社會救濟以維生的愛爾蘭人。愛丁堡大學的歷史學者迪瓦恩（Tom Devine）指出，1918年就已通過的《教育法》早已將天主教會的學校納入公共教育系統，以避免從天主教私有學校畢業的孩子往後遇到就業歧視。因此，長老會的突兀舉動實則為種族主義（且顯然蘇格蘭裔的天主教徒不在他們的攻擊範圍內）。

迪瓦恩透過史料發現，共產主義的興起讓長老會備感壓力，因此讓原本左派的長老會在1920年代迅速右傾。當時主張「建立愛爾蘭共和國」的聲浪，被大不列顛認定與共產主義勾結，長老會認為愛爾蘭並非僅僅試圖脫離帝國，而是要對聯合王國背後捅一刀，加上當時工黨政治人物獲得愛爾蘭移民的支持，愛爾蘭移民的「外國人」身分因而再次被凸顯。

儘管蘇格蘭長老會在2003年為他們過去對愛爾蘭人的歧視道歉，迪瓦恩認為，因為道歉並非是真正承認「（蘇格蘭）民族」對「（愛爾蘭）民族」的歧視，而是僅僅在宗教機構的層面，源頭的民族撕裂問題依然遺留，至今也就繼續作用於蘇格蘭社會的角落。

▌宗派主義？宗教歧視？

《在這，沒有種族問題》一書認為，「宗派主義」（sectarianism）一詞是有問題的。長久以來，這樣的修辭，將蘇格蘭社會中對於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的種族主義，包裝成不同宗教派別間的對立——彷彿宗教派別間的嫌隙是對等而生的。

在足球場上，「宗派主義」永遠是個話題，從效力的足球隊就能看出如此的種族政治。出身北愛爾蘭的喜伯年（Hibernian）足球教練連儂（Neil Lennon），去年底在足球場被人用一英鎊硬幣丟中後表示：他經常成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只因為他是「為愛爾蘭移民社團建立的足球隊效力的愛爾蘭天主教徒」。

儘管被批評是打宗教悲情牌，連儂認為蘇格蘭稱為「宗派主義」的東西，其實就是「種族主義」，而且打從他到蘇格蘭的第一天開始就有了，只是人們一直對問題核心避而不談。

其實蘇格蘭的蘇格蘭民族黨政府，2011年曾立法試圖禁止足球場上的宗教歧視問題，但因為爭議過大，足球迷認為自己被當成二等公民，六年後此法就被議會廢除。在連儂被一英鎊擊中倒地後，阿爾斯特大學政治學者莫羅（Duncan Morrow）主持的專家小組，再次向蘇格蘭政府建言：將「宗派主義」列為「仇恨犯罪」的範疇之一，也指出「反愛」和「反英」情結是蘇格蘭待解決的種族主義問題。

蘇格蘭《民族報》也撰文指出，儘管天主教人口只佔了16%（除了一些新移民外，相信大多是愛爾蘭後裔），在超過七千起與宗教有關的仇恨犯罪中，卻有高達六成的比例涉及仇恨天主教，然而人們卻將宗派主義的矛頭指向天主教學校，文章最後更點名蘇格蘭體育部門，要求主管體育的內閣閣員拿出guts，想辦法杜絕足球場上的仇恨犯罪。

這些蘇獨立場鮮明的政府與媒體，各個都出來譴責「反愛情結」，除了公民民族主義的塑造，也因為愛爾蘭移民開始出現「統獨」立場上的變化。

迪瓦恩同時也是愛丁堡大學蘇格蘭離散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觀察到，1970年代以降，愛爾蘭天主教群體已經產生巨大的改變，制度性歧視與勞動市場對他們的歧視漸漸消減後，他們已經愈來愈對自己的蘇格蘭身分感到自在，這些人也從早期對蘇格蘭民族主義抱有敵意，轉為支持蘇格蘭獨立。

在蘇格蘭分離主義崛起的今天，從民族、宗教再到政治立場，愛爾蘭人到底可不可以是合格的蘇格蘭人？這樣的問題似乎已經明朗化。相較之下，在同篇《民族報》撰文中被點名的極端主義活動——「奧蘭治遊行」（Orange Walks）——非但恐嚇騷擾記者、反愛爾蘭移民，還反對蘇格蘭獨立，罪大惡極。

▌奧蘭治遊行是要遊去哪

「奧蘭治遊行」表面上是個通常在七月進行的遊行，打鼓唱歌是「特色」之一，主要是為了紀念1690年博因河戰役中，戰勝的新教國王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威廉三世在這場戰役中擊潰了皈依羅馬天主教的詹姆士七世，博因河戰役被認為是英勇的威廉三世，讓其子民免於受到「保守的天主教政權」的統治。

「奧蘭治遊行」由奧蘭治教團（Orange Order）組織，奧蘭治教團反對蘇格蘭獨立，是擁護聯合王國王室的保皇派團體，即便在蘇格蘭都是一種極端組織。也因此「奧蘭治遊行」，一向被愛爾蘭天主教徒視為一種赤裸的挑釁。

在蘇格蘭，規模最大的奧蘭治遊行發生在格拉斯哥——沒錯，這也是前面提到愛爾蘭移民到蘇格蘭後主要的居住地之一。

2017年的奧蘭治遊行中，隊伍被錄到演奏「飢荒歌」（Famine Song），「飢荒歌」是對愛爾蘭天主教徒極具針對性的挑釁行為，有時也會出現在足球場。2009年蘇格蘭最高法院就已指出，當中的歌詞像是：｢飢荒已經結束了，你們為何不滾回老家？」被認為是種族主義的表現，「這首歌呼籲愛爾蘭裔的蘇格蘭居民，叫他們回去祖先的土地，也就是愛爾蘭...這就是種族主義，演唱這首歌的人是叫一個在蘇格蘭土生土長的人，離開蘇格蘭，僅僅因為他們的種族來源不同。這種情結對許多人來說，都會覺得是極冒犯的」。

去年的奧蘭治遊行吸引約4,500人參加，遊行隊伍路過一處天主教教會，教會神職人員當時在門口與人交談，一名擁護聯合王國的24歲遊行男子向該神職人員吐口水，並言語辱罵，引發喧然大波，並終於在今年一月被警方循著唾液DNA的線索逮捕。

隨後「Call It Out」運動發動，希望以行動來杜絕蘇格蘭的反愛爾蘭與反天主教情結。格拉斯哥市議會也譴責奧蘭治遊行，要求官員協調改變遊行路線，不要經過天主教會，引發蘇格蘭奧蘭治分會不滿，認為他們的言論自由將因此受到限制，是另一種對他們的宗派歧視。

儘管像是奧蘭治遊行這樣的「極端團體」已經在蘇格蘭失去民心，但他們確實存在。每當他們上了街頭，如此劍拔弩張的種族主義場面仍然會出現在社群媒體上，每每再次挑起那段移民歷史的緊張神經。

亞伯泰丹地大學（Abertay University）的社會學者Alex Law也指出，媒體與政府將足球場與奧蘭治遊行中的宗派主義，描繪成一種「不文明」的行為，急著撇清關係，將這些人講的像是不屬於蘇格蘭文明秩序裡的「異類」，營造出一種道德恐慌。

他認為簡單的將人群分為文明的、中產階級的、有道德感的蘇格蘭人，以及那些不文明的、喪心病狂、失去控制的蘇格蘭人，接著以法律制裁後者，如此並沒有辦法追溯宗派主義問題的社會根源。

那麼要如何讓「一個蘇格蘭」這樣追求平等烏托邦的社會工程，不會僅是淪為同溫層互相取暖的粉紅小泡泡呢？蘇格蘭人暫時沒有答案。但至少能確定的是，僅透過大快人心的廣告文宣，向「Dear Haters」宣戰，劃分他們為蘇格蘭無法容下的犯罪分子，百年歷史以來烙下的某種需要被釐清的情結，依舊難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