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校到你家：英國大學「海外分校」插旗熱

如果一個「台灣學生」，想在「馬來西亞」讀「英國大學」，可能嗎？不僅可能，還有許多選擇。高等教育的私有化與市場化，伴隨著全球化時代下，時空距離短縮與跨國成本降低，使得越來越多學生有能力離開母國取得國外學位，進一步帶來大量的學生跨國流動與知識交換。而現在，不僅學生，連大學與學位本身都在進行跨國流動。

這些具有跨界、境外、 無國界特徵的教育相關流動，統稱為「跨國教育」，其型態也愈發多樣。最普遍（意即學生人數最多）的是，國外大學與當地教育機構合作推出學位課程，或學生在英國大學註冊，但在海外夥伴機構學習；再來就是人數不算最多，但迅速擴張中、並且較引人注目的大學海外分校。

遍布全球的海外分校在2000年時只有84間，至2016年時已暴增到超過200間；分校設立地點以中國（32）最多，阿拉伯聯合大公國（31）其次，新加坡（12）、馬來西亞（12）與卡達（11）隨後，南韓（3）則在2011年加入戰場後成為新熱點；至於這些分校的「母國」，則以美國（78）與英國（39）的大學最多。2015年全球共計有18萬學生在海外分校就讀。

以英國大學為例，諾丁漢大學率先開啟風潮，早在2000年便於馬來西亞設立分校，隨後於2004年在中國設立寧波分校；利物浦大學也在2006年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設立西交利物浦大學——但是，英國大學為什麼要在海外設立分校呢？

▌留英也沒那麼好？「國際學生」減少的警訊

設立海外分校的好處不外乎：增加學生接受英國高教的管道、提供英國學生海外交流經驗、提升學生與員工的跨文化能力、大學品牌國際化、強化研究交流與國際合作、與設立國政府或財團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等。

簡言之，就是近年高教界流行的「國際化」。另有英國研究指出，有跨國教育經驗的學生較受雇主青睞，普遍也有較好的英語、溝通與分析能力，設立國也受惠於更多元的課程，提升高教品質與人才技術培養。

然而，設立海外分校背後反映的其實還有：英國高教產業近年的結構性隱憂，以及設立國的高教發展策略。促使英國大學設立海外分校的動力，除了前述好處與追求國際化外，部分來自對未來的擔憂——尤其是未來國際學生人數下降的可能性以及脫歐衝擊。

國際學生的人數有多重要？平均來說，學費收入占英國大學總收入的一半，如果只看英格蘭，則有42%的大學，三分之二的收入靠學費；而人數占學生總數14%的國際學生，繳交的學費卻佔總學費收入的23%。英國大學雖然目前沒有在海外設立分校的急迫性，但國際學生人數——或者說學費收入——減少的可能性，已經使各校警覺到分散財源與風險的必要性。

「英國大學聯盟」（Universities UK）在報告中直言，英國大學對未來學生人數及收入不應保持樂觀。第一個原因是：近年來英國政府對國際學生態度並不友善。政府近年來不僅限縮學生簽證，試圖減少淨移民人數，也在2012年取消畢業後可留下一年找工作的「學成後工作簽證」（PSW）。先前連續五年增加的外籍學生人數，在2015年首度微幅下降，讓英國高教產業捏了一把冷汗，也意識到越來越不友善的政府移民政策，對學生就學意願的影響。

尤其是PSW的取消大大降低印度學生留學英國的意願，印度留學生人數從2012年起連年直線下降了17%。2018年，英國不論在國際學生成長率或受歡迎程度都被澳洲超越，此趨勢在國際學生最大輸出國——中國與印度兩國——最為明顯。英國大學聯盟前陣子也緊張地呼籲政府趕快恢復被取消的PSW。

第二個原因當然就是脫歐。脫歐對歐盟學生人數的影響早已發酵，雖然脫歐後歐盟學生需付的學費將大漲，但人數的降幅恐將遠高於學費漲幅，造成總收減少。另外，脫歐後歐盟教職員的未來不確定性，還有歐盟研究經費減少等，種種不確定因素一再迫使英國高教產業考慮開設海外分校，作為一種分散風險的長期投資。

▌海外分校：高品質控管，成本回收慢

但跨國教育也不是沒有風險，其中最大的隱憂即是「品質控管」。跨國教育依母校與當地機構的參與程度高低分成不同模式：一為與當地機構合作推出課程的「甄審」（validation）模式，由合作機構提供課程，英國大學授予學位；二是設立國取得「特許經營」（franchise）；第三是文章開頭說到的「海外分校」。

主要差別在於，第一種模式從課程內容、人員聘用到招生等，幾乎皆由當地機構負責，英國大學僅是承認當地機構的課程並負責授予學位，參與度非常低；第二種則由英國大學提供課程、教材並監控品質，取得特許經營的當地機構負責提供硬體設備與課程教授；第三種海外分校模式則是從經營、人員聘用、招生到課程內容，幾乎全權由母國大學決定。

與海外分校模式相較，前兩種模式的進入門檻與成本低廉，又可帶來豐厚的收入，苗頭不對時抽身容易，但品質控管卻大為不易，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賠上母校的聲譽。例如，英國威爾斯大學旗下兩間甄審的合作機構在2011年爆發醜聞，一是由馬來西亞歌手以其造假的學歷辦學，另一間泰國的設計學院則因非法經營遭泰國政府調查。

不論採取何種合作模式，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教學品質。海外校區要成功，必須說服學生在海外校區得到的教學品質與學習經驗會與在英國相當。如果以此為考量，則前兩種經營模式完全無法與海外分校相比。尤其，英國海外分校與英國本地大學一樣，品質必須接受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AA）的評鑑。

當時，威爾斯大學與40多國、超過100間學校有甄審關係，全球共計有7萬名學生；海外分校的學生人數相較之下少很多，卻在之後幾年迅速擴張。英國海外分校數量也從2006年的9間，到2011年時迅速成長，超越澳洲成為美國之後第二多海外分校的國家；近年來，英國海外分校的學生人數也有明顯的增長趨勢。

而打頭陣的諾丁漢大學海外分校目前學生人數最多，寧波校區有近8,000、馬來西亞有5,000名學生。

然而，此類模式的經營與教學策略由母校一手包辦，所需負擔的時間與財務成本都相當高，回收緩慢。連諾丁漢大學的高層都表示：

除了成本高回收慢之外，如何維持學術自由更是一大難題，尤其多數的海外校區都集中在言論自由程度偏低地區。在中國是否能開設批判言論自由或人權相關課程？在中東國家的校園裡否能大肆談論女性主義？分校是否要避免聘請某些特定國籍的教師？

另外亞洲與中東的教育體制，傳統上較不鼓勵批判性思考或互動式教學，因此即便課程與教材完全與母校相同，如果授課方式與母校的教育哲學或理念有所落差，依然照本宣科或無法營造鼓勵發問與質疑權威的學習環境，引入跨國教育也無法達到母國大學宣稱提供「國際經驗」或提高高教品質的目的。

▌對外招手：中東與亞洲國家的「海外分校」熱潮

雖然我們身處在高度全球化的時代，跨國流動看似不難，但實際上跨國求學的人畢竟是少數，跨國又跨洲求學的就更少。因此，英國大學的海外分校，使學生近在咫尺就能得到英語教育與英式教育服務 （是的，是服務），這在執著於教育及文憑的亞洲，或者有經濟能力但行動較受限的中東地區尤其有高度吸引力。

從設立國的角度看，馬來西亞、中國、新加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卡達等海外分校較多的國家，往往將海外分校視為刺激經濟、培養人才與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發展策略一環。因此，大學的海外分校選址與經營模式除了母國大學本身的經營策略外，更受到所在國的高教與經濟發展策略影響。

馬來西亞早在1970年代便開放國外大學推出國際學程，1988年有第一間海外分校進駐；新加坡於1998年跟進開放，2002年更透過「Global Schoolhouse Project」積極向海外大學招手，希望吸引國際學生到新加坡就讀，成為亞洲知識經濟樞紐；中國則在2003年通過《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開放國外大學與當地機構合作設立分校，近年更大力鼓勵邀請國外頂尖大學設置分校，以提升高教品質；韓國為留住人才，則從2003年起大力補助國外大學在自由經濟區內設立大學，現有紐約州立大學分校（SUNY Korea）等。

然而海外分校在這些國家的境遇大不相同。新加坡政府大力補助的多間海外分校黯然離場。2012年，紐約大學蒂施藝術學院（Tisch）海外分校以不堪負債為由宣布關門，同時也被學生控告教學品質低落，留下名聲汙點；隨後多間學校因招生不足關門大吉。

反觀中國的海外分校，雖然沒有中央政府等級的經費支持與推廣，但各地方政府的配合與投入吸引不少當地學生就讀，成功達到合作與交流的目的，同時也招收了越來越多對中國有興趣又希望以英語學習的國際學生；馬來西亞則穩定成長，政府亦意圖將馬來西亞打造成區域教育樞紐。現今，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有40%的學生來自海外，吸引眾多中亞地區（主要為哈薩克與土庫曼）以及印度、中國的學生，98%的營運經費來自學費收入。

中東地區的卡達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皆希望成為當地的高教樞紐，發展出另一種海外分校模式，也就是由所在國政府設立專區，並提供全數或部分經費，以吸引頂尖大學前來設立分校。例如由卡達基金會支持校園校舍與經營費用的「多哈教育城」（Education City）；杜拜的「杜拜國際學術城」（DIAC）成立於2007年，有來自9個國家27所大學，超過2萬7,000名來自中東、北非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

▌海外分校的國際化與在地化

海外分校通常不會把母國大學所有的科系通通搬到海外。多數海外分校瞄準特定學生族群，提供特定科系課程選項，主攻小眾市場，以降低財務與名聲風險。例如：英國紐卡索大學在馬來西亞的分校，與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合作，主攻醫學臨床及生科；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在馬來西亞主打機械與電機；2011年設立的倫敦大學（UCL）卡達分校，也僅提供考古與博物館學課程。

UCL強調，在卡達設分校是出於「研究考量」，認為其地理上的優勢（離考古據點甚近）對其研究有幫助；然而反對者卻也指出，這樣的合作模式如無法吸引大批付費學生、或其他研究資金挹注，則會過度依賴所在國的資金，導致財務不自主，甚至辦學的學術自由造成影響或干預。

回到大學的國際化趨勢上，最後一個思考是：如果大學繼續「國際化」下去，我們還能稱這些大學為「英國大學」嗎？像是在中國的海外分校，以融合英美大學的教學品質與內容，加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校風環境，成功吸引優秀學生，國際學生也倍數成長，在處處都有海外分校倒閉的各國之中，保持零倒閉的紀錄。

不過大學與其所在地常常有著難以分割的地緣關係，就像我們很難想像不在牛津的牛津大學、或不在倫敦的倫敦政經學院。母國校區的經驗或許是海外分校難以完全複製的。同時，這樣的文化經驗又該如何被評鑑系統評估？母國大學與設立國之間的平衡如何拿捏？都是英國大學紛紛追求國際化之餘，該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