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蘇利南（上）：一個被華人「佔領」的南美國家？

走在蘇利南首都——巴拉馬利波——市中心的鬧區，隨處可見的中文字，讓你差點忘記這是個離中國1萬7,000公里，官方語言為荷語的南美洲邊陲小國。然而，在這個人口不到60萬的小國裡，如今卻有近7萬的華人移民在這裡生活著。

蘇利南是南美洲華人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而該國最大的華人組織「廣義堂」，更是目前整個南美洲最具規模，歷史最悠久的僑社。而廣義堂除既有組織外，亦轄有華人專屬的養老機構與中文學校，甚至發行了自己的本土報紙《洵南日報》，並有著加勒比海地區唯一的本土中文電視台「廣義堂中文電視台」，更讓蘇利南華人社群在加勒比海這個非裔與南亞裔族群為主的區域，添上一層特殊的面紗。

然而，蘇利南華人社群在當地的評價，卻又是毀譽參半。與當地其他族裔的緊張關係，以及其在中國政府插旗拉美的外交戰略裡的腳色，更是華文媒體過去歌頌移民在地球另一端撐起一片天的報導裡，極少會碰觸到的一環。

要理解這一切，或許要從華人是如何來到蘇利南開始說起。

▌蘇利南華人的早期歷史

如同加勒比海其他前殖民地一般，蘇利南華人移民歷史的開端，亦是始於荷蘭殖民政府在廢奴政策後，大量的種植園與礦業替代勞動力需求。

1853年，第一批18名的華裔契約工自香港上船，成為了最早到來蘇利南的華人。

雖然在此之後，荷蘭政府仍持續從香港與廣州等地持續招募華工，然而，相較於從印度或當時的荷屬爪哇（今印尼）等殖民地招募勞工，華人並非殖民者的首選，這使得後蓄奴時代的荷蘭政府，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人口政策重心，仍以引入南亞裔移工為主。

而蘇利南如今的人口樣貌，也在這樣的人口政策下，在19世紀末逐漸成形：一個在人口上以黑奴與當地原住民混血後裔、印度裔以及爪哇人為主，宗教上則是印度教、新教與伊斯蘭教並立的多元社會。華人移民社群雖然在20世紀初爬升至3、4,000餘人之譜，然而仍是個極為少數，約莫佔總人口不到4%的存在。

這些第一代的蘇利南華人移民，部分在契約結束後，看準黑奴解放後的移民社會，零售貿易缺乏的商機，而選擇留了下來，成為本土社會的小商人階層。而中國廣東老家的親戚也經由他們的介紹，跟著錢的步伐，離開貧脊的家鄉，來到這新大陸的一嵎掏金。

一推一拉之間，透過親緣與宗族連帶，蘇利南的華人逐漸發展成一個以中國廣東「惠東安」地區——惠陽、東莞與寶安——客家人為主的海外社群。

隨著1949年後新中國的封閉，蘇利南客家裔華人社群與中國本土之間的關係，除了極少數透過香港聯繫外，就像是冰河時期消退後的海島般，孤懸海外獨自發展，並走向與當地社會融合的進程。

這種與當地其他族裔之間的融合，主要體現在語言的使用上。土生土長的第二與第三代蘇利南華人除了使用客家話作為母語外，亦講起了荷蘭語，以及當地特有的克里奧語（混成語）「蘇利南湯加語」（Sranan Tongo）。

在既有的客家族群認同之上，新的蘇利南公民認同，也隨著族群的融合以及語言的適應，在1970年代蘇利南獨立後，成為當地華人的認同符碼。而蘇利南獨立之初第一任總統陳亞先的客家裔身份，更讓身為少數的華人與其他族裔，無論在經濟或是政治的互動上，都產生一定程度的連結，成為該國社會運作裡不可或缺的族群之一。

▌新華人如雨後春筍

蘇利南華人高度融入當地社會的景象，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了很大的轉變。

在中國出國限制大幅解禁的1990年代起，中國沿海居民往海外移民尋找更好的致富機會，成為一股全球化時代下難以抵擋的「跨境經濟移民潮流」。而大量的中國人湧入，亦是拉美各國（除了古巴這種仍舊封閉的共產主義國家），在當時皆面臨到的現象——蘇利南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既邊陲又貧窮，政治局勢亦高度不穩的蘇利南，並不是中國非法移民一開始偷渡的目的地。大多非法移民來到蘇利南的目的，只是為了在這個邊防相對鬆散，又有一定數量華人社群的國家暫時停留，等待偷渡至美國或巴西的機會。

難料的是，在美國與巴西日益嚴格地針對往返蘇利南的航班，與進行陸上邊境的反人口販運查驗下，從蘇利南偷渡到其他地方的機會變得非常渺茫，大量等待偷渡的人口於是選擇定居下來，以黑戶的型態，在蘇利南各地經營商舖或餐廳維生。

而經濟全球化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產出豐沛的低廉商品，以及這些新移民與中國本土製造業者或供貨網絡之間的人際關係，恰恰為他們在蘇利南開展商貿活動，提供了競爭優勢。

如今，這些經營小店鋪的新移民在迅速累積資本後不到20年的光景，大多已成為蘇利南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大型超級市場主人。而新移民基於根本語言與生活習慣差異而產生的隔閡，也讓他們在致富後寧可繼續透過自己在中國的人際網絡，持續招募更多的非法移民來到蘇利南，作為擴展事業版圖所需的人力。

於是乎，一個系統性地人口販運網絡，便如同100年前的殖民者那一套般，從中國源源不絕地運送著勞動力，來到地球另一端的蘇利南。在首都巴拉馬利波，將近1,000家的中國商鋪與超市，以及市中心隨處可見的華人與中文字，可謂這波自20世紀末至今的移民潮，帶給蘇利南社會巨大變動的明證。

這樣的變動，自然讓這個邊陲小國的社會感到突兀，蘇利南社會與華人社群的互動，亦產生了不小的質變。

▌質變：排華與拉攏

最先被中國新移民衝擊的，莫過於蘇利南的本土商人。前述新移民建立在非法人口販運上的商業成功，造成了當地商會的不滿。與此同時，迅速膨脹的華人社群也讓蘇利南其他族裔公民深感不安，在短短20年間，新移民佔蘇利南的人口比例已從百分之3，成長至近10分之一。

面對生活中湧入的眾多不熟悉面孔，以及他們操著的那些迥異且陌生的語言，同時感到不習慣、恐懼與威脅感等複雜情緒的蘇利南社會，給了受到華商威脅的當地商會借力使力的大好機會：將新移民在商業上的不公平競爭帶來的影響無限上綱至對蘇利南其他族裔的生存威脅，透過這股對他者無知下產生的恐懼，操作成一股迫使政府採取更強硬移民政策的民意壓力。

2005年3月，一家蘇利南當地的荷語報紙用「如何對抗中國人對蘇利南的侵略」作為斗大的報導標題，對中國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偷渡到蘇利南，並大舉開設零售店舖與餐廳的現象寫道：

這篇報導語帶譏諷地繼續說道：

雖然蘇利南政府在各界的壓力下，確實加強了港口以及機場的移民把關，然而卻阻止不了帶有發財夢的中國人，以旅遊的名義入境鄰國圭亞那，藉著兩國鬆散的邊防，輾轉偷渡到界河另一端的蘇利南。

除了新移民帶來的商業競爭外，中國自2000年起以國企為首，對蘇利南的基礎建設以及農業與鋁礦業，陸續開展鉅額的投資項目。到來的大量中國籍雇員，讓蘇利南人對於援助計畫從蘇利南攫取了大量的天然資源，卻幾無產生任何給予當地人的工作機會，感到高度不滿。

大量中國人湧入造成的不安，以及中國官方在蘇利南的大動作援助，都讓蘇利南人感到懷疑。而政府對中國非法移民問題的束手無策，以及政治上的高度傾中，也讓人們將對中國人的不安感與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合流，成為一種帶有陰謀論的論調——政客們其實是想與中國人聯手，一起佔領這個國家。

事實上，早在1999年，蘇利南當地報紙《真相時報》（De Ware Tijd）就曾對隨著中國基礎建設援助合作計畫而來的大量中國籍建築工人，對當地建築工人生計可能的衝擊，表達強烈不安。「在白天你幾乎完全無法察覺他們的存在」該篇報導形容道，

這樣的謠言未免太過危言聳聽，然而，中國在蘇利南的影響力增加，除了有亟欲在南美洲找到一個容易掌握的戰略據點的野心之外，亦跟蘇利南總統德西．鮑特瑟與前殖民國荷蘭之間的關係惡化，有很大的關連。

同時擁有黑人、荷蘭人、印第安人、法國人與華人血統的德西．鮑特瑟，可謂蘇利南這個多元種族國度的縮影。然而，他帶給這個國度的影響並非他的身份所象徵的多元共存共榮，而是血跡斑斑的強人政治。

無論是1980年代發生的「十二月大屠殺」，又或者是1990年推翻首次民選政府的「電話政變」，這些自1975年獨立以降、讓蘇利南動盪不安的軍事政變背後，總有這位大權在握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影。

這些不光彩的歷史，也讓奉行民主的荷蘭難以坐視不管，造成鮑特瑟所領導的蘇利南政府與荷蘭漸行漸遠，在他於2010年勝選總統持續執政至今的這段時間，兩國的關係更是降至冰點。

對此，蘇利南安東德大學經濟學系的教授溫斯頓羅摩塔丁說道：

這段話或許也解釋了，為何當蘇利南公眾對於中國人以及中國政府與日俱增的影響力感到不安時，他的政府始終無動於衷，甚至更往華人社群靠攏的原因。德西．鮑特瑟當選總統後，勤跑蘇利南各大華人節慶、出席諸如廣義堂等重要僑社組織的活動，背後不僅僅是為了拉攏中國新移民，更是要透過對華人社群的示好，來拉攏中國政府給予更多的支持。

蘇利南政府高層對華人的友好除了受國際政治的影響外，也與客家裔蘇利南華人在當地政界深耕多年有關。無論政治立場光譜為何的各黨派內，皆有著很強大的華裔組織，以及華裔國會議員或內閣部長；華人透過僑社組織的動員能力以及經濟實力，更遠勝於其他人口佔多數的族裔，因此對各政黨來說，處理華人議題，都是遠較於其他族裔事務更為敏感的問題。

面對政府對非法移民的不積極作為，以及華人攻占零售部門帶來的經濟掠奪，民間的反華情緒，也逐漸衍變成以非法暴力的型態呈現。蘇利南華人在當地蓬勃發展的同時，危機也悄然而至（...接下篇）。

——▌接續下篇／他鄉蘇利南（下）：海外中國人？當華人又變回了「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