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沒有墓碑：蒙古族怎麼替成吉思汗「掃墓」？

蒙古裔的日本文化學者楊海英曾以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獲得第14回的司馬遼太郎賞。書中藉由14位蒙古人的口述資料，開展了晚清之後夾在日本（滿洲國治下日本帶來的現代化影響），與中國（中共在抗戰時期帶來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政經影響）之間的內蒙古，如何在雙重殖民過程中尋求民族自決，最終為該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屠殺，埋下無可避免的伏筆。

但本文要談的不是這本書的內容，而是書名——「沒有墓碑的草原」——這個詞非常精準地形容了蒙古人的殮葬文化。

一般而言，蒙古高原上的主流葬制分為火葬、野葬，和土葬三種形式，但各種葬制並不互斥，常常會相互混用。例如早期居住在大興安嶺地區，被視為蒙古族祖先的室韋部落，以及居住在內蒙古東部地區，使用「準蒙古語」的契丹人，都會把死者遺體曝露在樹上，直到肉體腐爛到剩下骨頭為止才火化，便是一種樹上葬和火葬混用的形式。

蒙古帝國興起後，除了晚期受藏傳佛教影響而選擇火葬的貴族外，只有孕／產婦、傳染病患者，和未婚者死後必須火葬，其他人大多選擇野葬及土葬混用的形式，也就是把屍體放到馬或駱駝等家畜的背上，在野外四處游走，最後將屍體埋葬在落下的地點（或甚至不埋葬，直接將遺體曝露於野外）。

然而，不論何種形式的葬制，對待死者最終的「永久居住之地」，蒙古族並不似漢族習俗會在埋葬地堆土成塚、立碑為記。在游牧民族的文化裡，只有部族／氏族的認同，沒有地域、家鄉的觀念。蒙古包立在哪裡，哪裡就是家鄉。且隨著游牧活動的遷移，人們也不一定可以年年回到固定的地方「掃墓」，因此，埋葬死者時，人們會盡一切努力讓地表不露出任何人為痕跡，以追求死者與草原環境合而為一的理想。

《蒙古秘史》記載，蒙古皇族下葬之後，往往用千百匹戰馬將葬地踏平，再小心翼翼地在上面種草植樹，直到下葬的地方與周圍其他地方沒有差異為止，頂多用一棵孤樹、一小叢灌木，或一些石頭、箭矢作標記，但這些標記多半隨著時間消失，即使尊貴者如成吉思汗也不例外；南宋人彭大雅所寫的蒙古見聞錄《黑韃事略》便記載：

「插矢為垣、邏騎為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標記埋葬地點，反而是為了避免有人靠近，因發現下葬的確切地點而遭到殺戮封口，正因如此，矢垣才會「闊逾三十里」，避免閒人靠近，也讓守陵人可以在這範圍內養草植樹，回復土地原狀。而最後，知情過程的守陵人和葬工也都被蒙古軍隊屠殺殆盡，避免有人記住確切的下葬地。

幾年前，美日考古學界曾經興起一波考察成吉思汗下葬地的風潮，相關研究團隊浩浩蕩蕩地帶著帶著各種儀器，配合衛星資料在蒙古國各地到處搜索，結果卻一無所獲，此外，蒙古社會對此事的反應也始終冷淡。對沒有家鄉觀念的蒙古人來說，不一定能理解「找出死者的地域歸屬」有何確切的意義，同時，人們也擔心這過程可能會破壞草原環境的和諧與統一。

除了成吉思汗的相關記錄外，不少中文文獻也記述了成吉思汗後裔「黃金家族」^註1在肯特山起輦谷的「皇家墓園」（於今蒙古國境內）。這個由森林組成的「墓園」自蒙古帝國起便如同「自然保護區」，禁止人們進入，也禁止過度采伐使其看起來和周圍不一樣。

其他未葬於此地的可汗們也同樣會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自己的「自然保護區」。例如伊兒汗國在沙爾曼沙赫城（今伊朗境內）西北邊的沙胡山上、欽察汗國在烏拉山和窩瓦河之間的草原上，均有自家的「皇家陵園」。至今為止，這些「自然保護區」並未被挖掘或開發，因此裡面荒煙蔓草，看不出人為的痕跡。

但不立墓碑／墓標並不代表蒙古人不祭祀死者。蒙古族一般的習俗是，在死者死後3年內避免提及死者的名字，也不會對其進行祭拜，但3年後，當屍骨開始碎裂、死者的靈魂成為祖靈後，人們便會開始定期向代表死者的遺物或簡略的畫像祭祀，甚至會回到當初埋葬的地點祭拜。而這些物件、畫像，甚至埋葬地點，都可以稱之為「翁袞」（ongghon）。

祭祀儀式中，一部分獻祭的肉和骨頭會浸泡在奶酒裡，並放置在地洞裡燒給逝者，而祭拜者則分食剩下的肉和酒。當畜養的動物不再承擔原先的使用功能時，也會被用來獻祭予死者。

傳說成吉思汗下葬時，人們曾當著一頭母駱駝的面殺死其親生的小駱駝，並將小駱駝的鮮血灑在下葬處。之後春草發芽、大地回復下葬前的原狀後，人們每年便牽著母駱駝前往附近尋找，並在母駱駝哀嗚的地方舉行祭奠儀式。而當母駱駝過世之後，世上就再無「生物」知道成吉思汗的下葬處了。

當人們再也找不到埋葬地點作為「翁袞」時，成吉思汗的遺物便成了祭祀用的「聖物」翁袞，當今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便是一個祭祀其遺物的翁袞之地。

成吉思汗生前一次行軍中曾路過河套平原，讚嘆這裡水草豐美，希望死後能葬在這裡。於是，成吉思汗死後，三子窩闊台將他的5件重要遺物（成吉思汗祭奠玉皇上帝的轉世白馬^註2、奶桶、箭及箭袋、鞍轡馬鞭，以及古籍字畫）帶到此地，供奉於5頂白色氈帳中。其後，成吉思汗的幾位皇后（孛兒帖、忽蘭，和准格爾伊金^註3）死後，其遺物氈帳也被置於此處，與5件聖物的氈帳合稱「八白宮」。

從窩闊台將「五聖物」帶到河套平原後，蒙古帝國征戰頻繁，並且逐漸分裂為四大獨立汗國。為因應現實需要，成吉思汗的祭奠除了轉為簡樸外，在漠南、漠北各地也陸續開設多處祭祀場所，導致八白宮在各地巡遊流轉，且各地的祭祀習俗也不盡統一。直到1266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太廟「定為八室」，並頒布了太廟八室的四季祭祀制度——四時大典——後，才為成吉思汗的祭祀立下統一的規範。

元朝滅亡後，隨著蒙古帝國逐漸衰亡，守護、祭祀成吉思汗陵帳的達爾扈特人於明朝天順年間，從漠北高原遷入河套平原駐牧，並將漠北各地的祭祀點逐漸整合至內蒙古，固定在河套地區供奉八白宮。從此之後，河套地區便被稱之為「鄂爾多斯」（蒙語原意是「眾多的宮殿」），延續至今。

到了清朝順治年間，成吉思汗的後裔、八白宮的管理者與主祭官——額璘臣——進一步將八白宮各種「翁袞」從黃河南岸遷至巴音昌霍格河畔的草地上安奉，從此，這片河畔的草地便被稱之為「伊金霍洛」（蒙語意思為「聖主的庭園」），也就是當今內蒙古自治區成吉思汗陵的所在地。

雖然蒙古高原各地的成吉思汗祭祀點逐漸遷至鄂爾多斯，但事實上，成吉思汗的5件聖物並未從此固定在一處。除了供奉古籍字畫的「珍藏白宮」固定安置在孛兒帖皇后的氈帳附近外，其餘四宮在達爾扈特人監管下，分別在鄂爾多斯北部及呼和浩特北部的土默特旗各地「巡遊」，「八白宮」只有在春祭大典時才會聚合。

巡遊期間，這些「翁袞」被放置在可拆卸的蒙古包內，帳前則立著象徵成吉思汗軍旗的戰旗「蘇勒德」，並由一台兩輪的白駱駝拉車來拉。因此，不同於漢人定期到固定的地點「掃墓」，在蒙古文化裡，成吉思汗的「衣冠塚」反而裝在拉車上四處行走，供人祭拜。

對日抗戰時期，為避免文物遭受波及，國民政府於1939年將八白宮分遷至甘肅省境內各地，其後又輾轉遷到青海省的塔爾寺。一直到1953年6月，在周恩來的批准下，中國政府才又撥款，於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舊地重建成吉思汗陵，並於1954年將八白宮遷回。新建的陵園落成後，中國政府也同時將鄂爾多斯各地的「翁袞」集中到此作為國家重點文物統一收藏保護，結束了「翁袞」漂遊的日子。

如今的成陵祭奠，大致依照忽必烈所公布的四時大典進行，於每年農曆的3月21日（春祭、查干蘇魯克大祭）、5月15日（夏祭、淖爾大祭）、8月12日（秋祭，術日格大祭），和10月初三（冬祭，塔斯曼大祭）舉行。

其中又以春祭最為隆重，不僅儀式細節最多、持續時間最長，各地來參與的群眾人數也最多。春祭大典從農曆的3月17日一直舉行到24日，前後歷時8天，又稱為「鮮奶祭典」，因為主祭日（3月21日）當天，會依成吉思汗於1211年在克魯倫河畔舉行過的春祭儀式，擠灑99頭白母馬的鮮奶，以祈求蒼天和祖先保佑人畜興旺、土地平安。

此外，春祭大典的儀式也體現了蒙古人及八白宮游牧的歷史與文化。在巴音昌霍格河東岸，有三片草灘被稱之為「上吉格」、「中吉格」，和「下吉格」，分別象徵著三個歷史上曾經輪流供奉八白宮的地方——「成吉斯圖山東北的勞亥浩舒」、「塔爾拉嘎以北的克魯倫河畔」，以及「寶日陶亥的鄂爾多斯」。因此，每年的春祭大典便會在三個「吉格」上輪流祭祀（每個吉格舉辦祭祀3年）。

祭典期間，該年輪祭的吉格營地上會架起金黃色綢緞的成吉思汗宮帳，稱之為「金殿」。而八白宮則陸續於3月18日辰時前，來到「吉格」上與金殿會合，按指定的方位依序排列，並於19日及22日兩天開放群眾祭祀。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主祭日前夜的「嘎日利祭」。該祭典是由守護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翁袞」的達爾扈特人，代表拖雷到成吉思汗陵祭祀父親（拖雷及其皇后唆魯禾帖尼的翁袞現安奉於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與杭錦旗邊界）。因性質屬於家祭，所以祭祀的過程不開放予外人參觀，就連殺羊都會用帳子遮起來，給人一種特別神秘的印象。

總而言之，八白宮的祭祀文化不僅反映了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也見證了成吉思汗死後，中國、蒙古高原，及中亞各國權力的興衰發展。從蒙古帝國的擴張到衰落、從日本帶來的現代思想啟蒙，到今天蒙古國汲汲營營追求的現代工業開發，甚至成吉思汗的地位在中國從「草原的父親」到「中國民族的兒女」，游牧文化與成吉思汗卻始終是各地蒙古人心中恆常不變的認同標記。

一如辦公室裡某位蒙古族妹妹，去年參加成陵春祭後回來對我說的一句話：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