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絲路便車（下）：慈善與開發，綠手指上的金指甲

在中亞期間，我曾不只一次聽人指控，中亞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新建的清真寺，背後都有「外國資金」支持。對於這些仍在習慣國界、鞏固國界的中亞政府和人民來說，所有與境外勢力有關的指控，都格外容易引人猜忌。這點，或許能部分解釋阿迪夫的忌諱。

不過，來自境外的力量，除了伊斯蘭勢力之外，似乎還別有他物。

實際上，中亞大學的建校資金，並不全部來自伊斯瑪儀派的「阿迦汗基金會」；從公開的資料來看，這些經費，至少有三成到四成的比例，來自美國的「海外民間投資法人」（OPIC）——這個投資法人是美國的政府機構，主要任務是為海外投資計畫提供、擔保融資，幫助美國企業在新興市場拓展業務；常被視作新自由主義旗手的索羅斯，也和OPIC關係密切。正因為如此，中亞大學也驕傲地標榜自己提供的是美式的教育。

那麼阿迦汗基金會呢？這個銀彈充足、帶著宗教色彩的神秘組織，為何會和美國人合作建校呢？除了援助發展之外，到底還有哪些目的？

細數他們投注資源的對象，其實不限於伊斯瑪儀教派盛行的地區。阿迦汗基金會實際上隸屬於「阿迦汗發展網」（AKDN），這個組織除了有醫療、教育、學術等援助機構之外，還有「阿迦汗經濟發展基金」，主要目標是「在欠缺外國投資的地區發展經濟」。

阿迦汗經濟發展基金目前在全球擁有至少78家公司，員工數超過3萬5,000人，營收超過15億美元；而辦公室設在華府的「阿迦汗基金會美國分部」，2015年度的收入高達5,000多萬美金，其中有近半來自美國政府的資助。

首先進駐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的電信業者 Tcell，以及公私合營的電力公司 Pamir Energy，都是阿迦汗經濟發展基金在塔吉克的金雞母。這種一手援助、一手賺錢的模式，讓阿迦汗儼然成為帕米爾地區的影子政府，同時也惹來了一些質疑：

高原上的奇蹟，儘管包裹賦權、自由的修辭，似乎也很難避免被指控為另一個贏者全拿的新自由主義案例。

實際上，早在中亞大學的計畫之前，阿迦汗的組織就已在塔吉克耕耘許久。塔吉克內戰爆發時，波士尼亞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導致當時西方世界幾乎都聚焦在巴爾幹半島，無暇顧及中亞，為阿迦汗基金會製造了進入中亞的空隙。

不過，就算有其他遜尼派 NGO 想進入塔吉克，也並非易事。一方面，在內戰中和塔吉克政府對抗的反叛軍聯盟，就是以遜尼派為主的伊斯蘭武裝組織，同屬遜尼派的 NGO 容易引起塔吉克政府猜忌。另一方面，對於遜尼派反叛軍來說，讓阿迦汗這個什葉派 NGO 進入其控制區，則可以營造遜尼派願意跟什葉派攜手合作的溫和形象。再說，由反抗軍所控制的地區在當時民生凋敝，有境外的 NGO 幫忙提供公共服務，反抗軍樂見其成。

內戰結束之後，AKDN 繼續成為橫跨塔吉克和阿富汗的整個巴達赫尚地區裡最活躍的NGO，並和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攜手，持續向該地區提供民生物資、公共服務，並興建了許多學校和醫院。為了促進人員貨物的流通，AKDN 也出資興建了跨越噴次河的五座大橋，連結起被長期隔絕的兩岸居民。現在深受觀光客喜愛的邊境市集，位於這些橋下的「三不管地帶」，也是拜這些跨境大橋所賜而興起的，不論是兩國的小販或外國遊客，進出皆無需簽證。

阿提夫的傢俱貨車所走的路線，正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時的陸路補給線；當年的燃油補給艦，就是在阿提夫的老家喀拉蚩靠岸的。2011年，北約軍隊與巴基斯坦在邊界發生交火事件，導致美巴關係惡化，迫使北約轉從北面的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進行運補，強化「北方運補網」（NDN）的重要性。

眼見中亞在經濟上越來越像中國的市場腹地，在軍事上又越來越向俄羅斯靠攏，在中亞處於弱勢的美國，於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後，便著手將北方運補網「由軍轉民」，以「新絲路計畫」這個新名稱粉墨登場，期待以阿富汗為樞紐，打造一個南北向的貿易動脈，和東西向的中國「一帶一路」抗衡。

然而美國版本的絲路計畫，不論口號和利基，都遠不如中國版的吸引人，反而更像一個為了穩定阿富汗而設計的振興方案而已。於是，像阿迦汗基金會這樣的組織，挾帶優勢的話語權和「普世價值」，便成為美國在中亞和中俄兩國抗衡的重要槓桿。

的確，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阿迦汗基金會的投入，長期下來的確為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提升了生活水準；和塔吉克其他地方相比，作為區域首府的霍洛格，社會氣氛更為開放、西方式的民主價值觀也更深植人心。

居住在此的「帕米爾人」，實際上由許多不同部族組成，說著與標準塔吉克語不能互通的語言，亦不見得認同自己是塔吉克人；若不是在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出生或工作的塔吉克人，來此還必須申請通行證，才能通過公路上一個又一個的檢查哨。種種差異和界線，都讓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越來越像個國中之國。

除了塔吉克，中亞大學在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還有另外兩個校區，有著相似的資金來源，同樣以「全球」、「連結」與「開放」作為關鍵字，也即將開幕迎接嚮往西方自由的中亞學生。

這些在帕米爾高原上的學校和旅店，映照出的或許是整個中亞地區，在後蘇聯時代所面臨的處境：不斷洶湧壓境的跨國資本、被一刀劃成正義或邪惡的宗教力量，以及那些像是油漆未乾、但已沾滿塵埃的各種國族界線。十九世紀英俄之間的「大博奕」儘管落幕，但賭桌仍在，酬金似乎也變得更誘人了。

於是我又想起阿迪夫。直到和我道別之前，他都沒有再提起中亞大學和伊斯瑪儀教派。那晚在餐桌前，阿迪夫面對我的追問，只悠悠地說：

不知道此時此刻，他那載滿傢俱的貨車，正又要開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