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個才是真正挪威語？「新挪威語」與「巴克摩文」的戰爭

史托姆（Storm）是語言學者丹尼維奇（Nilsson Dannevig）筆下的一個挪威少年。史托姆13歲時在奧斯陸展開他的中學生活，他就讀的學校算是地區的流氓學校，常被當地人與販毒連結在一起。對他而言，學校中的同儕學業表現低落，也沒有人想要繼續讀大學，因此史托姆將自己與同儕疏遠，好專心於學業。

史托姆班級的挪威語老師，是個積極的「新挪威文」（nynorsk）倡議者，但面對學生無心，他也省力氣地把標準放很低，只求他們通過基本的新挪威文考試；課堂大部分的時間，都「浪費」在跟學生爭論，為什麼要學新挪威文這種「無用的語言」。

史托姆決定認真學好新挪威文，是在他開始對政治議題感興趣時，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反骨」的青年，新挪威文很對他的政治口味。對他而言，新挪威文才是挪威「最自然」的語言、是挪威真實歷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帶有丹麥統治遺緒的「巴克摩文」（bokmål）。

什麼是「新挪威文」？什麼又是「巴克摩文」？一個挪威，有兩種「挪威語」嗎？挪威語言的戰爭，被後又有什麼政治與歷史因素？

▌挪威語的「獨立」之路

兩種語言？兩種文字？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回到挪威步上獨立的歷史。

曾有自己獨立王國的挪威，在14世紀衰落後便與丹麥、瑞典共組「卡爾馬聯合」，直到1524年瑞典離開聯盟，挪威繼續與丹麥組成「丹麥-挪威聯合王國」。雙方這段長達三個世紀的糾葛，日後成為了「新挪威文」悲歌的源頭。

丹麥-挪威聯合王國雖然建基於「共主聯邦」制度，亦即雙方共享一個君主，但實體上仍為獨立國家；不過，隨著丹麥對挪威的掌控愈來愈深，語言的使用上（如書面語言），便漸漸為丹麥文所主導。例如在都市區域，或者是更接近丹麥統治階層的菁英，他們的挪威語受到更多丹麥語的影響；相較之下，挪威其他地區則保留較多古挪威方言的特徵。

回溯根源，丹麥語、挪威語同屬斯堪第那維亞語系，皆來自於一種語言學家稱為「古諾爾斯語」（Old Norse）的祖宗。因此，他們彼此之間是可相互理解的「方言連續體」。

簡單來說，都市的挪威語也許和瑞典語的發音更相似，但是詞彙跟丹麥語更互通，挪威人與瑞典人溝通時，他們可以輕易地知道瑞典人說的那個字怎麼拼，但卻不見得知道意思；而挪威人與丹麥人說話時，他們必須很專心去聽，才能知道丹麥人說的字怎麼寫，當知道怎麼寫後，馬上就可以理解意思。

儘管丹麥語的主導性漸強，當時的丹麥-挪威聯合王國卻沒花心思在語言標準化上，他們將重點擺在考據丹麥古典文學的權威性，至於其他庶民使用的語言，則被視為丹麥語的「私生子」，不入流，也毋須特別關注。挪威語的語言特徵，被當時的語言學家認為，僅是一些凡夫俗子掌握不了丹麥語的「語言錯誤」。

19世紀初歐洲陷入拿破崙戰爭，丹麥-挪威聯合王國在戰敗後，於1814年與瑞典簽訂《基爾條約》，丹麥逕自將挪威割讓給瑞典，挪威藉機宣告獨立，選出新任王室並制憲。挪威的獨立觸發瑞典出兵入侵，挪瑞雙方最後達成協議，同意成立聯合王國，挪威可根據憲法擁有自己的議會、法院和政府。

儘管有了自己的議會，公務人員的文化與語言仍承襲自丹麥時期，公務體系與市井小民間的衝突因此愈來愈大。19世紀下半，反對公務體系的力量結盟，《挪威憲法》授權下成立的大議會（Storting）開始出現一股討論「國家」事務的政治氛圍，其中包含對語言的定位。

挪威在被迫割讓給瑞典前，是否存在所謂的「挪威民族認同」，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仍是個謎，但1840到1850年間民族浪漫主義興起，為了將文化視為打造挪威人身分的核心，語言遂成為一個關鍵議題。

在啟蒙運動的風潮下，越來越多知識份子對方言產生興趣，這些人中不乏公務員和牧師這樣的「保守勢力」。幸運的是，這樣的方言研究活動不僅沒有被哥本哈根當局視為對於中央的挑戰，反而還被鼓勵——但要怎麼解讀「挪威語」的存在，也成為這波語言定位運動中，各知識分子意見分歧的地方。

▌是「挪威化」的丹麥文，還是真正的挪威語？

都市的挪威菁英認為，所謂的「挪威語」，指的就是他們這些挪威人說的丹麥語，因此只是「丹麥語在挪威的變體」。他們把這個「挪威化的丹麥語」稱之為「巴克摩挪威語」，意思是「書的語言」（book tongue）。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們的語言政策是修改「挪威丹麥文」的一些拼寫方式，以符合挪威人怎麼說丹麥語的事實。

而較為激進挪威民族主義的一派，則認為若沒有在根本上將丹麥文驅逐出去，就不是成功的書寫系統改革。在他們眼中，真正的挪威語，是那些非都市區域的鄉下人說的「方言」。

1842年，正值29歲的伊瓦爾‧奧森（Ivar Aasen），獲得挪威皇家科學會的獎學金，研究起挪威方言；數年後，他所寫的《挪威方言語法》（Det norske Folkesprogs Grammatikk），《挪威方言辭典》、《挪威方言的例句》接續問世，首次讓人們看見如何用文字表達挪威語，而不再是看著丹麥文，念自己的話。——他所發明的文字，就是後來的「新挪威文」（Nynorsk）。

伊瓦爾的創舉，受到各界肯定；隨後，第一份以新挪威文所寫的報紙，在1858年問世。「新挪威文」獲得愈來愈多支持，尤其是那些反對執政當局的人。1884年，議會制度確立，保守的公務體系能發揮的空間變小，反對派終於在議會佔了多數，新挪威文與巴克摩挪威語共同列為官方語言；1892年開始，學校可以選擇要用新挪威文或巴克摩挪威語作為教學語言。

但新挪威文和巴克摩文，究竟是兩種書寫系統，還是兩種語言，是一個政治話題。

巴克摩文呈現的是都市與菁英階層的挪威化丹麥語，而新挪威文雖然表達的是鄉村地區的挪威方言，卻也並非是單一方言的呈現，而是綜合了各地挪威方言的口語，所折衷出來的。但這兩個語言，也有著彼此間可互通的書面溝通方式。

以否定詞為例：巴克摩文寫作「ikke」，新挪威文寫作「ikkje」；不定冠詞（像是英語的a）在巴克摩文中是en，在新挪威文中是ein。除了一些基本文法用語的發音差異，兩種語言中牽涉的丹麥語詞彙也有程度上的差異，巴克摩文中，有更多丹麥語的痕跡。

二戰後，挪威開始出現將兩種語言合而為一的主張，以消除兩種語言的分野。這些主張者多是政治上的激進理想主義者，受到60年代英美社會學對語言學的深刻影響，將攻擊聚焦在巴克摩挪威文背後的文化上，他們將其視為上層階級的語言。於是，他們舉出標語：

他們希望全國上下的挪威人，不管說什麼話，都改寫新挪威文。這個標語暗示新挪威文應該作為所有挪威語方言的共同書寫方式；背後的策略是，要將某種政治的價值連結到挪威的方言，令人們願意以新挪威文寫作。

新挪威文的使用在1944年達到顛峰，當時有34%的小孩將新挪威文列為主要語言。但從1970年代開始，這個比例卻降低到16%左右。挪威的都市化和工業化，被認為是削弱新挪威文地位的主要原因，因為人們常會將「新挪威文」與「鄉下人」直接作連結。

▌語言政策的「支持」...?

新挪威語的傳統使用區域，在挪威所謂的「核心區域」（core area），該區包含挪威西部的鄉村，以及內陸的山區，人口以農漁民為主。核心區域作為新挪威語的「基本盤」，即便二戰後面臨經濟發展與都市化，這些人仍然沒有改變他們對新挪威語的「忠誠」。

然而，對於新挪威文使用者來說，需要很強大的心智，否則要轉換為巴克摩挪威文實在太容易；當一個人離開了新挪威文的傳統區域，他必須要很有意識與自決的，才能在一個都是巴克摩文的環境中，使用新挪威文。

20世紀初時，挪威地區的學校開始透過公投，來決定教學語言。公投都是應地方居民要求而發起，但發動公投的人往往是核心區的巴克摩挪威語使用者，他們要不是居住在核心區的郊區，就是後來才從城市搬過去的外地人。也因此，語言公投的動機不只是單純的語言選擇，而是牽涉到城鄉與政治態度對立的族群議題。

不過，在大部分的公投中，核心區面臨不少來自都市區的輿論攻擊，但他們仍挺住對新挪威語的堅持，教學語言的這道防線沒有崩解。儘管如此，在都市版圖擴張，使用巴克摩挪威語的人數增加下，新挪威語的使用空間仍繼續被壓縮。

到了1980年，為了因應新挪威文的持續弱勢，時任工黨政府頒布《公共行政語言法案》，用以規範公部門的語言使用；當中開宗明義寫到：「巴克摩文和新挪威文是平等的語言變體，應該在所有公務體系的書面語言中，得到同等的對待。」

工黨政府同時要求政府每四年按期向議會報告公部門的語言使用情形。但新挪威語在公部門的弱勢處境，卻沒有因此而獲得改善。

1987年，新一任的工黨政府，更進一步要求公部門的出版物至少要有「四分之一」是新挪威文。「四分之一」這個數字來得很詭異，如果巴克摩文與新挪威文是平等的官方語言，為何不是二分之一？面對這個問題，當時的挪威文化部指出，因為根據過往經驗，「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市政機關，會要求中央以新挪威文回覆他們。」

但新挪威文的情況卻每況愈下。到了1992年，使用新挪威文的小學生已經跌落到17%，當時的工黨政府對此表示：

但在挪威435個市政當局中，選擇新挪威語做為官方語言仍偏少，也有政府選擇「中立」，大城市（譬如奧斯陸、卑爾根）尤其如此，但是面對兩種語言實際上權力懸殊，「中立」代表的就是優勢的巴克摩語會成為主導的官方語言。挪威議會官方文件使用「新挪威文」的比例，更是無法止住崩跌的頹勢，一路從2012年的26.3%下降到2016年的16.8%，遠低於「四分之一」的規定。而全挪威也只剩約12%的人口使用新挪威文。

再多的政策白皮書，也無力阻止新挪威文的低迷。新挪威文的語言政策，在挪威獨立之初，是出於對國族主義的需求，但在個人層面，始終打轉於個人的自由選擇；換言之，只要國家確保了在制度上巴克摩文和新挪威文之間是「形式平等」的，這些語言彼此之間怎麼在時代的需求下相互廝殺，就像是「自由市場」機制一樣，並不關國家的事。

▌挪威語言政策上更多的挑戰......

事實上，儘管近代兩種挪威語的爭論，占據了大部分挪威民族主義的爭辯，但挪威境內，其實還有另一個更弱勢的語言——薩米語（Sami）。

薩米人是北歐的原住民，他們居住在芬蘭、挪威與瑞典一帶，薩米語有很多分支，若將他們統刮起來，薩米語言的使用者約有三萬人。

受到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歐洲議會等機構的建議，挪威政府正花費心力維護境內薩米語言的活力，2009年提出了《薩米語言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 for Sami languages），指出挪威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要創造更多的薩米語使用者；實際作法包括說服家長讓小孩以薩米語作為母語，以及政府部門督導薩米語言母語教學的貫徹，並提供資金支持薩米語言的復振。

國家傾力支持薩米語言的保存，顯示挪威開始注重語言政策，但同時也尷尬地暴露出新挪威文政策的捉襟見肘。長久以來被包裹在愛國主義、本土主義裡頭的新挪威文復振，已經明顯走進了死胡同，在政治議程上所獲得的注目愈來愈少，民眾也愈來愈不買單。根據調查，超過30%在小學使用新挪威語的學生，到了中學後轉而選擇巴克摩語。

整個新挪威語保存政策的思維，停留在上個世紀兩種挪威愛國主義的爭奪，政府能做的，也只有保障兩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競爭空間，而無法像對待薩米語那樣，以「少數民族語言」的定位，大力為新挪威語撐腰。大家甚至說不清楚，新挪威文和巴克摩文的差別，到底是兩種語言？還是兩種書寫系統？

當這個世代的話題不再圍繞於「建國」與「解殖」的情懷中，新挪威文在務實主義的考量下，幾乎不可能打贏搶奪國家想像的這場戰役。

回到文章一開頭的故事。史托姆在進入奧斯陸大學後，加入了與青年參政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這個組織關心的議題是國家層級的，在真的投入政治的過程中，史托姆漸漸發現到新挪威文的侷限。

當愈來愈多議題來到他的面前，他開始區分出哪一些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而倡議使用新挪威文，變的不再具有優先性。特別是當他發現周遭的同儕們，大多不太會新挪威文，無法給史托姆更多論述上的建議與回饋，加上史托姆以新挪威文寫成的內容，在網路上觸及率明顯低過以巴克摩文寫作的文章時，他就意識到，同樣一個關鍵詞，只有用巴克摩文的方式來拼寫，才會變成熱搜詞。

面對史托姆灰心的轉變，丹尼維奇從旁下了註解：準確來說，史托姆在政治上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他依然關心政治議題，但是投入在新挪威文政治中，的確不再有可見的投資效果。在巴克摩文主導的世界裡，小小的青年，必須有所取捨。

丹尼維奇在回覆我的信件裡說，政府不可能會達成四分之一新挪威文的目標，就像那些學校面對必須教授兩種挪威文的規定，就算違反了也沒有任何的法律後果，不如把這些虛有其表的規定都廢除了。丹尼維奇最後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