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類，緬甸永遠的次等公民

那是個一如往常的辦公室午餐時間，我的同事蘇怡邊吃著家人準備的愛心便當，邊在餐桌旁發著牢騷：

我一時覺得疑惑：為什麼身分證上要有種族，甚至宗教的欄位呢？台灣人的身分證上不是只要有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就夠了嗎？國民就是國民，跟種族和宗教有什麼關係呢？隱隱約約，我覺得事有蹊蹺，但又說不上來是哪裡不對，也不太敢多問，畢竟這個國家的許多紛擾都因種族和宗教而起，於是我決定慢慢觀察、明查暗訪、期望我的困惑可以在閒聊之中得到解答。

那時的我還沒意識到在蘇怡怒氣背後的真正原因，直到我發現原來緬甸的「公民」（citizen）是有分等級的，等級不同的公民領有不同顏色的身分證：粉紅色、綠色、藍色——不同顏色身分證的持有人，享有不同的權利與待遇。另外，緬甸人也自動被分類成「full citizen」和 「citizen to be」，而這分類的標準，既不是出生地主義也不是血緣主義，而是根據一個人的種族而定。

如果今天很不幸的，你的種族不屬於緬甸官方所承認的135族之一，那麼你可能一輩子都只能享有比「普通公民」低一等的權利、甚至完全沒有；即使你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緬甸這塊土地上、即使你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是完完全全的緬甸人，但你終究不被這個國家所承認。拿著綠色身分證，有著中國血統的蘇怡，因此與其他拿著粉紅色身分證的緬甸國民，有了迥然不同的命運。

蘇怡的父親是華人與緬族人（Burma）的混血，母親是廣東華人在緬甸的第二代，但即使帶著中國血統，蘇怡的父母親從沒學過中文、也從來覺得自已是個緬甸人。具蘇怡的說法，她的父母甚至是用比緬甸人還緬甸的方式，把她和妹妹養育成人——講緬語、篤信佛教、穿著長長的龍基（longyi）。蘇怡的祖父母，是一九二零年代左右逃難到緬甸的中國移民，拿了一輩子的「外國人登錄證」，守著異鄉人的本分，用小本生意溫飽一家子。

經歷過1967年的排華運動、1988年的學運、以及半世紀的軍事極權，蘇怡一家知道在緬甸的異鄉人沒有太多選擇——在全世界都是。尤其是在經濟蕭條、通貨膨脹、民怨載道的年代，異鄉人永遠是政府用來轉移群眾注意力的最佳箭靶，因為異鄉人的存在本身就沒有正當性，那就把政府的無能和失敗的政策全都怪到異鄉人的頭上去吧！於是異鄉人不再被允許說著自己的方言、財產土地被充公、無法接受高等教育、也少有機會參政。

失了身份、丟了國家的異鄉人在緬甸永遠是次等公民，佔全國人口總數的小小百分比，多一個、少一個，不會真的被誰在意。

因為不純正的血統，年紀輕輕的蘇怡在成長的路上受盡委屈，而這樣的歧視不只是由國家機器用法律與軍事行動有系統地執行著，它也源源不絕地充斥在生活瑣事當中。在這個以種族和宗教來分你我的國家，種族與宗教不只被標記在身分證上、也出現在履歷上、新朋友的自我介紹和鄰里間的問候中，彷彿一個人的身份和自我認同，還必須透過其所屬的種族或宗教來確立（或抽離）。而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也在這種區分中被決定了。

然而異鄉人並不是唯一受害者，就連緬甸境內拿著粉紅色身分證的少數民族們，也深受緬族沙文主義的荼毒，即使這些被國家所承認的135個民族皆享有完全的公民身份（full citizen），於法理上應該與所有公民一樣受平等的對待，但實際上緬甸軍政府自1962年政變之後，即以鞏固國家安全之名公開地實行各種壓迫少數民族的緬化政策（Burmanisation）：獨尊緬人（Burma）與佛教，抑制少數民族的文化、語言、宗教、與最重要的民族自決權。

這些中央集權與歧視性的政策，完全與緬甸建國之初翁山將軍在1947年彬龍會議（Panglong Conference）上，所提出各民族平等且享有自治權的聯邦制度相違背。原本該把所有民族團結起來，並帶來和平與願景的彬龍協定與緬甸憲法，在同年翁山將軍被暗殺之後成了一只廢紙。

在那之後，邊區的少數民族展開超過半世紀的武裝抗爭直至今日；長年內戰不只讓上千上萬的老百姓流離失所，它也拖垮邊區的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而教育和醫療等資源也是極度匱乏，曾在歷史上輝煌一時的緬甸，淪為整個東南亞地區人類發展指數最低的國家。

緬甸目前的政權轉移是否真能替這國家帶來和平的契機，其實最終仰賴緬甸政府能否正視少數民族的政治訴求——平等與自決。第一步也許可以從消除種族與宗教的印記開始，讓人回歸到人最初的本質。就像蘇怡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