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號裡的「馬其頓」（下）：城市裡的國族工程

淡季的奧赫里德看起來有些冷清，但它實際上幾乎是整個馬其頓唯一的觀光賣點。夏日裡，臨近的人們來此度假，虔誠的人則將這裡視作「巴爾幹的耶路撒冷」，來此朝聖的東正教徒絡繹不絕。

我們沒有被小鎮裡過度裝修的老屋、以及正如火如荼重建的教堂遺址給打動，很快地又回到公路邊伸出拇指。在通往首都史高比耶（Skopje）的高速公路入口處，我們認識了Muhammed。Muhammed是土耳其人，趁著淡季偷閒來巴爾幹半島度假；他的老婆Nihal是泰國人，和Muhammed在泰國相遇之後，就嫁去土耳其，至今仍在學習文法刁鑽的土耳其語。

Mehmet開的汽車其實是租來的，當時他們一家人正要往科索沃駛去。從Ohrid往北到首都Skopje的路程要翻越兩座雪山，但路況並不差。途中經過的馬其頓中部，是穆斯林比例較高的區域；放眼望去，嵌在山腰裡的村莊幾乎都有清真寺，高高的喚拜塔插在平淡無味的山景裏總很醒目。

就人口組成來說，馬其頓其實不只是個「馬其頓人的國家」。雖然馬其頓人目前仍佔人口多數，但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裔有著更高的生育率，過去三十五年來，人口增長了將近40%。相較之下，馬其頓人同期的人口增長只有不到2%。除此之外，馬其頓政府給予阿爾巴尼亞裔的國民一定程度的自治；在那些阿爾巴尼亞人聚居的村莊裡，鄰國阿爾巴尼亞的紅底山鷹旗，甚至就那樣肆無忌憚地在馬其頓的領土上飄揚。2015年春天，在馬其頓北部與軍警交火的分離主義團體，就是泛阿爾巴尼亞主義的「民族解放軍」（Ushtria Çlirimtare Kombëtare, UÇK）。

除了阿爾巴尼亞人之外，馬其頓境內還有不少土耳其人居住。十四世紀之後，包括馬其頓在內的巴爾幹半島，逐漸落入鄂圖曼帝國的掌控之中；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土耳其裔的移民也跟著到來。歷經六個世紀的世代相傳，那些流著土耳其血統的帝國移民落地生根，成了馬其頓境內的不容小覷的「少數族群」。今日馬其頓境內以土耳其裔為主體的地方政黨，仍然坦蕩蕩地使用土耳其的星月旗作為召喚。

這些自外於斯拉夫主流之外的穆斯林族裔，對於剛剛獨立沒多久、國族認同仍在襁褓之中的馬其頓來說，簡直就像在火爐旁堆放的黃色炸藥。尤其，巴爾幹政治地景錯綜複雜，馬其頓周遭的阿爾巴尼亞、科索沃，本來就不是什麼局勢穩定的地方，南邊的鄰居又是為了「亞歷山大神主牌」而撕破臉的希臘。在國界與族群界線無法重合的巴爾幹半島裡，馬其頓的困境並非特例。

馬其頓於是成為帝國的受害者。今日的國界，可能只是數百年前鄂圖曼帝國內，沒人在意劃分是否合理的「省界」；同樣的，在馬其頓獨立之前，人口比例的問題也沒這麼醒目。那除了源自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中「抹除民族差異」的傳統傾向，也和馬其頓作為「南斯拉夫聯邦的加盟國」有關：以整個南斯拉夫聯邦為基數來看，這些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或土耳其人，其實本來都是少數，無需統治者掛心操煩。

由此，大概也沒有別人比來自土耳其的Muhammed，更適合帶領我們穿越馬其頓的中部──他躊躇滿志地橫越巴爾幹半島，一如他的那些土耳其祖先那樣。當年鄂圖曼帝國的「帕夏」（Pasha，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裡的高級官員）們帶著伊斯蘭教和通商網絡來此，今日的土耳其觀光客則持續為馬其頓帶來外匯收入。由此，鄂圖曼帝國的昔日版圖，不只遺留在土耳其卡車司機的路線之中，也還可以從土耳其人選擇海外旅遊目的地的偏好中看出：馬其頓為數不多的觀光客中，來自土耳其的旅客人數高居第一，比起第二名的希臘人足足多了50%。

前往首都的一路上，我們很快就和Muhammed一家人變得熟稔。Muhammed時而聽我的便車經歷，時而為我解釋馬其頓境內的族群問題，停等紅燈時又會轉過頭去逗弄自己心愛的女兒。我們心情極好；天氣轉晴後，觸目可見的盡是藍天之下鋪著新雪的山景，一切亮得像是上了層釉。

就在我們距離小鎮契切沃（Kichevo）不遠時，Muhammed的女兒突然嚷著尿急，Muhammed只好踩緊油門，趕往下一個附設洗手間的加油站。過了不久，該出現的加油站還不見蹤影，取締超速的交通警察倒是先將我們攔了下來。Muhammed嘆了口氣，一邊將車窗搖下，一邊翻找駕照和車籍資料。看著眉頭深鎖的交通警察，Muhammed猶疑了一會，突然脫口而出：「Assalamu 'Alaikum」（穆斯林見面時打招呼的用語，字面意思為「願你平安」）。

正要接過駕照的警察抬起頭來，看來有些驚訝，但也微笑著回應招呼。原來警察是土耳其裔的馬其頓人。Muhammed趕緊以土耳其語解釋超速的原因；警察看看後座的小女孩，會心一笑後就把駕照還給了Muhammed。

從廁所回到車上後， Muhammed告訴我，其實一看到警察的面孔五官，他就猜想對方是土耳其裔，土不親人親，罰單十之八九能勾銷。真要說起來，這回或許是Muhammed土耳其祖先的遺澤，幫他省下了一筆罰單。

汽車駛入契切沃的鎮中心之後，花了些工夫才找到停車位。剛下車，我們就能感覺到無數目光投向我們。契切沃不是觀光客會光顧停留的地方，我們的亞洲面孔立刻就成為小鎮上的焦點；我們和鎮民，就此成為了彼此的奇觀。

Muhammed帶著我們在到處都是土耳其文招牌的街上散步覓食，最終還是走進了土耳其烤肉（Döner Kebab）餐廳。餐廳的名字，甚至就叫「帕夏」，在日常進食之中，遙遙紀念土耳其人來此開疆闢土的祖先。

我們挑了餐廳最深處的桌子就坐，空氣中瀰漫著牛肉的焦香。

Muhammed說完之後，抹去沾著肉汁的嘴角，大口吞下一口Ayran（土耳其式的發酵乳飲）。Nihal坐在一旁照顧女兒，忙得幾乎連吃飯的空閒都沒有；她來自泰國的胃，至今仍然喝不習慣酸酸鹹鹹的Ayran，堅持以汽水佐餐。

最後，我們在日落之前抵達首都史高比耶。Muhammed將我們重新放回公路旁，又要繼續北上趕路。Muhammed一家人離去前，我們和他們輪流相擁，感謝他們讓我們搭上便車，更感謝他們一路的陪伴。

如果你不曾聽過史高比耶這座城市的話，那也是正常的；這裏猶如歐洲的「背面」，在以西歐與美國為中心的文化霸權陰影之下，總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過，就算身為首都，史高比耶畢竟還是和其他多數共產世界的城市一樣乏善可陳。

作為一個新國家的首都，史高比耶不太成熟、有點躁進，卻又不太能夠讓人留下印象。但這裡仍然很特別，到處都是銅像與工地；與其說它們是都市建設工程，不如說是「國族認同工程」：幾乎所有建設，都與「建立國家認同」這個目的有關。「國族工程」在這裏，指的是由混凝土、花崗岩支撐起的各種人造物，再真實不過，而不只是抽象的國族認同在人心中的集體建構。藉由神話和看板人物來寄託國族認同，到底還是最速成的方法。

市中心的「馬其頓廣場」上，就有亞歷山大騎著愛駒「布西發拉斯」（Bucephalus）剛落戶沒多久，是馬其頓政府2011年為了紀念獨立二十週年而立的。噴水池上的布西發拉斯正要一躍而起，不知道是象徵著正要向上奮起的國家，還是要逃離馬其頓「身世爭議」這個現世意味濃厚的尷尬詰問。

但馬其頓人仍然像亞歷山大的銅像一般昂首自信；他們是亞歷山大的戰士，是德蕾莎修女的繼承者。是的，就連德蕾莎修女也是馬其頓人的「民族英雌」了（雖然她其實是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這樣的自信，沒了集體神話的灌溉，很快要乾枯；沒有自己的故事可講，又意味著很快要被人遺忘。神話，終究是必要的。

有趣的是，這裡國族認同仍在草創階段的躁進與張揚，讓我聯想起台灣，雖然是個不太相同的版本。但無論如何，國族認同的初探與追尋，總歸都像青春期的人們，童稚以上、成人未滿，我們掙扎彆扭，逼問「自己是誰」，還來不及確認、來不及取得共識，就急於向別人展示或證明。

不過，馬其頓政府蓋在我護照上的入境章，格式、尺寸幾乎就和申根區的入境章一樣，正是為了加入歐盟提前做的行政準備之一──當然，以馬其頓的經濟發展的體質、法律制度的現況，以至於其他實體的基礎建設水準，再加上和希臘之間的國名爭議，要談加入歐盟可能還早得很。但成為歐盟的一份子，幾乎就是這些巴爾幹小國重新在國際社會中取得肯定的捷徑了，所以才剛剛獨立出來沒多久的馬其頓，似乎就又急著要加入新一輪盛世的歐盟帝國。這究竟是螺旋前進的進步史觀，還是無可避免的巴爾幹式宿命？

廣場上的亞歷山大的眼神空洞、嘴唇微張；他沒有聲音，只有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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