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全球化交織於中國的回家之途

有對來自昆明的民工夫妻到廣東佛山打工，他們將年幼的女兒留在老家昆明讓女方父母撫養。在打工期間，女兒打電話老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家過年。他們夫妻倆常牽掛著女兒，再難再累還是要回家看看她。2014年春節前，因為他們買票時間比較晚，佛山到昆明的票早已賣完了，他們連站票都沒買到。為了能回家過年，他們托在南寧的朋友幫忙，買了從南寧到昆明的票。然而，不管是從佛山到南寧、還是從南寧到昆明，他們買到的，都是站票。從佛山到南寧的路上，他們以報紙鋪在車上的通道裡，或坐或站，折騰了12個小時，好不容易來到南寧。接著，又經過一番折騰，從車內擠到車外，換上了轉往昆明的班車。儘管一路都沒有座位，他們還自我安慰地說:

家，對於每個外出奮鬥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認同、休憩與牽掛的地方。春運，作為中國人每年令人驚奇的回家活動，體現出中國人鄉愁的實際行動。而它在這個時代裡，更無可避免地交織及內蘊在全球化複雜的過程中。

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相對封閉於外部世界，受全球化的影響相對較少，內部存在著僵固的城鄉二元結構，城與鄉內部又有不同的單位進行管理與運作，人們通常長時間生活於所屬的單位，且城鄉人口鮮少自由流動，與今日高度流動的狀況有著天壤之別，那時乘坐火車因而是件奢侈的事情。

雖然自1954年起，中國的鐵道系統就有了春運的記錄，但那時「春運」一詞尚未被使用，其概念也比較模糊。此時春運主要的對象是駐於外地單位工作或求學的人群，或因嫁娶原因到外地去的子女。當時春運全國鐵路的日均客流量僅約73萬人次，高峰日90萬人次，與現在動則數千萬甚至上億的日均客流量顯然是小巫見大巫。當時的火車頭是蒸汽機，聲響巨大且有節奏感，並不時冒著白色蒸汽和黑煙。列車的硬軟臥車廂有等級的區分。一般旅客只可購買普通硬臥車票，軟臥車廂只留給一定級別的旅客和報批計畫的出差人員。硬座車廂多半是實木座位，人人有座，少有超員狀態。

約莫50年代中期，大約500公里的鐵路里程需要行駛大約15小時。當時列車上每天早上7點鐘開始，廣播裡會播放《東方紅》、《社會主義好》等歌曲，廣播員的播音大都是誦讀《人民日報》。乘客們坐火車時並沒有什麼娛樂項目，鄰座的乘客有時聊聊天，連打撲克的人都沒有。火車上會賣一角錢一杯的蓋碗茶，實際就是一杯清茶，茶杯上帶個蓋子。那時乘客在火車站售票視窗買票，不會排很長的隊，如果火車站聚集的乘客多了，就會立即調來一列貨運車。也不管那麼多，貨車裝上人就走。

春運配合服用，搖滾版《社會主義好》

▎擁擠：全球化與中國的交會

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更加融入了全球化，不再死守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之間的流動性被打破，到東南沿海打工的內地農民或奮鬥者大幅增加。自此，每年春節，人們如同候鳥一般，返回內地老家度節，「春運」的概念便愈來愈清晰。

1981年3月，「春運」這個詞彙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標題上。當年，鐵路春運兩個月運客1.21億人次。隨著經濟的發展，春運的客流更隨之走高，從1980年的1億人次到2015年的37多億人次，此運輸量幾乎相當於要在40天內幫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的總人口搬一次家，為世界僅見。

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春運可用「擠」這個字形容。由於運輸建設尚無法承載高流動性，春運的列車不堪重負，趟趟爆滿，下車的擠不出來，上車的擠不進去，甚至最擠的時候硬座車廂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洗漱間和廁所裡都站滿了人，連廁所裡都要站上數人。有的人會為了等一張火車票卷著鋪蓋在火車站睡上兩三天，好不容易購買的火車票，但因車廂過度擁擠只好望車興歎，經一而再地多次改簽，能擠上哪趟就坐哪趟。那時火車的時速很低，分為普客、快速和特快。普客就是慢車，票價相應便宜許多，是大多數民工的選擇。速度一般每小時60公里，運行起來只有3、40公里。回趟幾百公里外的老家不見得有直達車，常需不斷換車，因此花上一兩天並不為過。

那時，回家的感覺就像逃難，春運成了「春暈」。

▎過年「逆春運」的反向團圓

21世紀初期中國人更普遍感受到硬體設施的高度發展，以及生活品質的躍升。在交通運輸上，中國逐步淘汰蒸汽火車，運輸種類不斷增加，搭乘直達車、動車、高鐵、客運、客機的人愈來愈多。公路、鐵路網與航線的廣泛建構，讓中國交通運輸四通八達。特別是多處高鐵新線的開通，大大縮短了區域間的通車時間。而多元化的購票方式，如電話、網路、售票機、手機終端購票等，以及相應遍地開花的火車票代售點，正逐步改善人們回家的需求。

然而，雖然交通運輸有所進展，但由於春運流動的人口更多，因而並沒有改變春運購票難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春節期間運能不足的問題。

另外，近來春節的家庭團聚方式也悄悄發生變化，有些身為子女者已不回老家過年，而是父母從老家到城市去與子女過年，形成所謂「逆春運」現象。特別有些大城市的企業為鼓勵員工在春節期間留守，會提供員工老家的家屬報銷路費，還組織遊覽活動。雖然這種「反向團圓」不是主流，但傳統的團聚方式已漸轉趨多元，也增加了逆向的交通運輸量。

不僅如此，近幾年來春運的變化還反映在返家商品的蓬勃發展，「春運神器」成了十足的噱頭，除傳統的手推車、蛇皮袋、扁擔和舊報紙外，又出現各種進階版，像被媒體大肆追捧的「硬座寶」、「眼睛貼」、「貪睡架」、「鴕鳥枕」、「箱包防丟器」、「攜帶型集尿袋」、「開道慘叫雞」、「拒踩鉚釘鞋」、「充電寶」、「迷你麻將」等等。這些發明物顯示了身為人與動物不同的遷徙分野，也凸顯出人們無力改變令人煎熬的春運狀況，返鄉遊子就只能利用這些工具來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適應嚴酷的長途跋涉。

▎農民工的鄉愁，是對「家園」的文化幻覺

儘管改革開放至今已將近四十年，但「春運」幾乎仍是「民工流」的代名詞，因為每年農民工占大約春運總客流的70%，這個事實幾乎鮮少變化。近年春運有著多方面的轉變，但導致人們鄉愁的原因卻是諸多複雜因素所交織而成。

當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間段，正適逢雷根與柴契爾夫人將新自由主義進行全球化的時間段。標榜資本放鬆管制、商品化、跨境流動、消費主義等元素也紛紛進入中國。當外資大舉進入中國，跨國資本、商品與人員的流動頻率大增的現象產生後，也連帶巨幅地改變了中國的空間布置與基礎建設。加上中國摸著石子過河地試驗資本主義，先在東南沿海發展經濟，以便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樣的政策思維導致了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結構性問題——東部沿海地區擁有大量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而中西部地區則出現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大規模的異地就業則導致了動輒數億的人口流動。也就是說，生產力要素配置與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是導致春運出現的原因之一。

而中國特殊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也讓常年在大城市的打工者要融入大城市成了件相當困難的事。農民工在大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住房制度、子女教育等，都無法與該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要融入大城市常需要達到一定的積分標準，積分的條件常與此人的學歷、專業、高科技等能對該地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因素有關，因此，要成為城市居民，真正擁有城市戶口的條件，成為一種新型態的城鄉階級劃分。此外，因為城市戶籍與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密切相關，大城市也常反對戶籍制度的改革。如果像北京、上海那樣的大城市放開戶籍，意味著大幅增加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投入，城市財政難堪重負。

因為要取得城市戶口有著結構性的困難，所以在在大城市中的農民工，多半仍是農村戶口者。這種表面上可以自由流動，但在身分上卻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差別待遇，使得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設者，無法成為該地的主人，於是他們只能在兩地間狂奔，不斷建構關於「家園」的文化幻覺。這也反映出，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不是農民工的真正家園。

▎緩解「地表最大規模人口遷徙」：反思中國政府的僵固治理

中國仍在走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老路，人們普遍認為鄉村意味著凋零與沒落，城市代表著發展與機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92.3%不願再回農村。這意味著政府並沒能將農村發展成孕育人文、歷史、記憶、生態、環保等多元面向的共同體，人們對於在地經濟的發展也缺乏反思，只一味地認為城市就是該去的地方，農村卻是該離開的地方。而且，政府也將資源更多投入於城市的發展或將農村進一步城市化，這種發展主義的思維將持續鞏固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態勢。

綜觀春運的發展歷程，我們除了認知到許多中國人複雜的鄉愁思緒外，也同時見證了中國從計畫經濟時代城鄉二元結構的地理僵固性，轉向改革開放後高度流動的地理遊牧性，而這與中國鑲嵌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及自身體制因應此發展所伴隨的結構性問題，有著高度關聯。

若要減緩「地表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活動」，並非以增加運輸建設作為根本解決之道。真正牽動人們鄉愁更根本的原因，體現在資本過度集中於大城市的不均衡發展，自由流動的人口但卻仍存在僵固的戶籍制度，欠缺在地經濟的人文素養與過度發展主義的思維等面向上。因此，解決年年難受的春運恐怕更應從這些層面處理。在這意義上，春運，這個世界媒體年年爭相報導的奇觀，正是全球化高度流動的資本主義、僵固的國家治理體制與老舊的發展思維所折射出的現象，這也是當代的中國人所身處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