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國度：1940，法國陷落（四）

分裂的國度：1940，法國陷落（三） | 文化視角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文／洪仕翰

▎西線戰役與法國陷落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傾巢而出，對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與法國發動閃電奇襲。接到命令的法軍精銳與英國遠征軍，立刻開拔前往低地國，準備執行策畫已久的「迪爾計畫」（Dyle Plan），意圖將德軍主力阻截在法國境外。

一如法軍所計畫的，法軍在比利時境內碰上了德軍，但與法軍計畫不同的是，那些德軍並不是敵方的進攻主力。與第一次大戰的計畫不同，納粹德國這次並未把主力放在比利時北邊，反而是將主要進攻矛頭放在比利時南側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

而法軍這一個戰略誤算，直接導致德軍突破法軍防禦最薄弱的地方，進而迂迴繞到法軍主力後方，形成包夾之勢。無論馬其諾防線再怎麼堅強，它的炮口終究是只能對準山的另一頭，對來自背後的敵人，卻是一籌莫展。

如此戰略失當自然是法軍戰敗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法軍的危機應變處理得宜，或許還能來得及重整旗鼓，再次擋下入侵國境的德國人，締造奇蹟。但這一回，「時間」並不站在法國這邊。

時間，站在善用新科技的德軍這一邊。在戰場上，一切瞬息萬變，軍機怠慢不得，而在科技日新月異的現代戰場上，這一點更加明顯。舉例來說，手錶的普及，正是源於歐洲各國，為了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攻擊所需要的精準要求，而大量配發給被動員的將士。然而，距離上次大戰的二十年後，法國卻忽略了一項新科技對戰場信息傳遞的影響，那就是無線電。

戰後關於法軍為何戰敗的眾多解釋裡，有一個是這麼說的：法軍之所以會在一九四零年的戰場上輸給德國，是因為德國在戰車與兵力的數量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註1。這是個迷思。實際的情況是：法軍當時在西線所擁有的士兵和戰車的數量，都與德軍沒有顯著的差異，平均來說，法軍戰車甚至擁有比德軍戰車更為厚重的裝甲、更加強大的火力。

但是，法軍的戰車在編制上較強調輔佐步兵，而非如德國一般，將戰車集中起來使用。更致命的是，法軍戰車與各單位普遍缺乏堪用的無線電設備，而德軍在無線電和各路單位的聯繫裝備、組織上都較為精良。

其實，缺乏聯絡與協調能力的，顯然不單單只是法軍戰車，整個法國軍事指揮體系都有著如此致命的缺陷。相較於德軍來說，二戰爆發時的法國指揮體系，顯得僵固且過時，命令傳達體系仍大量仰賴人力。就連法軍總司令官甘莫林元帥設在巴黎近郊的司令部，都沒有無線電，只能仰賴不牢靠的市區電話和機車信差，來與前線進行溝通協調。夏伊勒用「宛如沒有潛望鏡的潛艇」這樣傳神的比喻來形容法國最高司令部。如此情境下，司令部自然不易即時掌握戰況，特別是在德軍發動閃電攻勢、出奇不意地突破阿登森林的當下。^註2

如此缺乏通訊能力的情況並不單獨發生在陸軍身上，陸軍與空軍同樣缺乏良好的溝通聯繫。相較於德軍靠著配備無線電的俯衝轟炸機，展現出的陸空協調打擊能力，法國陸軍光是要把攻擊目標的訊息傳給空軍，至少就要花上六小時或更久。^註3

除此之外，法國與諸如比利時與英國部隊間的聯繫工作也沒有做好，使得聯軍之間往往各自為政。用當時正隨著法軍主力前往比利時的歷史學家，也就是《奇怪的戰敗》的作者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話來說，法軍這種對戰況訊息傳遞的延遲，宛如「節拍器不停地遲打了許多拍子。」或者更戲劇化一點的說，當德國人在進行一九四零年的戰爭時，法國人卻還試圖在用一次大戰的思維來指揮戰爭。^註4

彷彿要呼應國家本身有多麼分裂似的，當德軍出乎意料之外地突破阿登森林、將盟軍勢力一切為二以後，缺乏良好溝通協調能力的法國各路軍力之間，宛如分裂成好幾個難有交集的平行世界，化成一座座的訊息孤島。法國的各級司令部間缺乏良好的橫向與縱向聯繫，對突發狀況反應遲緩；而在前線奮勇殺敵的將士們，則發覺自己往往無法將前線的狀況，即時傳達給上級，還時常收到過時的命令，最終被德軍逐一擊破。

由於法軍對戰況的應變程度遠遠跟不上德軍進擊的速度，一旦事前的戰略規劃出錯，就將難以即時彌補。一九四零年五月底，誤中戰略陷阱的英法聯軍主力來不及撤回後方，亦無法組織即時且有效的反攻。運氣好的法軍，只得隨著英國遠征軍展開敦克爾克大撤退，而運氣較差的法軍，則成了德軍包圍網的俘虜。法國軍隊中最精銳的戰力，在能夠發揮他們理應有的作用以前，就這樣被消滅了。

一九四零年六月的法國，正逢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氣候最美好的夏天，「陽光燦爛，萬里無雲，冷熱適中。」然而對正處在亡國邊緣的法國人來說，這或許是他們人生至今最黑暗的一個季節。最精銳的部隊已倏然戰敗，在巴黎與進擊的德軍之間已無任何障礙。更糟的是，另一鄰國義大利，也趁機在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的帶領下，對法國宣戰。法國政府倉皇遷都到波爾多，並從此癱瘓。

儘管在法國各地有半數以上的法軍，仍在頑強抵抗入侵者，盟友英國也正試圖重新派出遠征軍，登陸布列塔尼半島，但法國的政府與最高指揮部已經徹底癱瘓。他們失去了對前線細節的掌控能力，也失去了繼續抵抗的信心。

或許，有不少人亦是在那一刻喪失了對議會共和制度的信心。總理雷諾^註5與新任國防部次長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還想要響應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呼籲負隅頑抗，但是內閣中的其他人，特別是軍方高層，包括德高望重的貝當元帥，以及接替甘莫林元帥出掌法軍兵權的魏剛將軍（Maxime Weygand），都反對繼續抗戰，他們皆認為，應當要盡速與德國談和，以維持戰後法國的秩序免於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威脅。原先因戰火而轉入檯面下的意識形態矛盾，在法國垂死掙扎的此刻再度爆炸開來。

這場在法國政府上演的隱形內戰，最後導致的結果，是貝當等人得到了保守右派議員的支持，成功迫使總理雷諾將權柄交給貝當元帥。

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國與德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後，承認戰敗投降。幾個禮拜後，貝當政府廢黜共和體制，成立維琪政權。卸任總理雷諾沒多久就和達拉第、布魯姆、甘莫林等人一同被逮捕下獄，而少數搭船流亡到北非意圖繼續抗戰的議員，也以叛國罪遭到拘留，流亡倫敦的戴高樂將軍，則被維琪政府通緝。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就此走入歷史。

▎分裂的國度與歷史學家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一九四零年究竟為何陷落？從法國戰敗的那一刻起，一直至今天，這個問題仍不斷的被問起。一九四零年維琪政府成立後，曾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追究戰敗責任，而調查的結果頗能反映維琪支持者們的想法：法國戰敗的責任，應該由戰間期那些導致法國分裂的政客、和平主義分子、工會聯盟、媒體與猶太異教徒們來背負。

而在二戰結束後，新生的法國政府共和政府也旋即展開了自己的調查與審判：法國最高指揮部中，那群沒辦法認識到現代技術的保守老將、阻礙進步的保守宗教、擴大貧富差距的財團，與亟欲顛覆共和政體的極右派團體，皆應該負責。

很明顯的，只要讀完這套《1940法國陷落》，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到作者夏伊勒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較傾向於何者。在指出法國因分裂而衰弱的同時，夏伊勒對於後者，也就是那些無心捍衛民主共和體制的人，包括相互攻訐的政客、不負責任的媒體、保守的軍方高層與對國家民主前途漠然的廣大人民們，採取了較為強烈的譴責與批判立場。但夏伊勒的觀點與戰後法國政府的觀點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事實上，在二戰結束的當下，多數法國人民多半只想要忘卻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與維琪政權的慘痛記憶。而戰後的法國政府，雖然意圖追究政治責任，但主要仍是針對那些在納粹佔領時期，與納粹勾結的維琪政權支持者身上，而非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這件事情本身。換言之，戰後政府在乎的，仍是自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無論是法國官方還是民間，著眼的都是維琪法國所應當負起的責任，反而沒有什麼人願意回首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以前的第三共和國。而在戰後的審判定罪了一些維琪政府的高層後，法國人民關於第三共和國與法國陷落的記憶，似乎就此塵封，且這一塵封，就是十幾二十年。

或許，正如同研究法國起家的英國史家東尼‧賈德在《戰後歐洲六十年》當中所說，這種集體遺忘有助於國家復原。^註6

當夏伊勒的《1940法國陷落》於一九六九年年在美國出版，也就是終戰二十五年以後，法國人似乎仍然沒有準備好要面對這份過去的創傷，當時法國的歷史學界中，仍鮮有願意碰觸此議題者。一部分的原因，或許可以用戰後法國史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個人經驗來總結。

這位日後會接替那在納粹佔領時期中殞命的史家馬克‧布洛克，進而成為年鑑學派新一代宗師的年輕史家，在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時，也正好在法軍中服役。法國陷落以後，成為德國人階下囚的他，在戰俘營中度過了四年多的光陰。布勞岱爾在一九七二年所寫的個人遺囑中自陳，自己之所以會用結構性、長時間的角度去寫他後來的成名作《地中海史》，有部分的原因，正是出於他沒有辦法直面自己當年經歷的悲慘事件，也就是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以及自己身陷囹圄的悲慘遭遇。在獄中面對這些不斷向他傾倒、令他感到厭煩的政治事件時，他只能選擇拒絕、否定與降低這些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只能相信，歷史與命運都是在比這些事件更深遠的層面上被書寫。^註7

除了歷史學家難以碰觸過往傷痕這個因素之外，另一個導致當時史家駐足不前的原因，來自於資料的限制。法國政府的官方檔案，一直要到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開放。也因此，夏伊勒成書時所能運用的史料，除了他自己擔任記者時的親身經歷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其他政治人物、外交官與將領，例如達拉第與貝當元帥等人的回憶錄之上。史料的局限，導致夏伊勒在描繪第三共和國時，無可避免的側重於政黨鬥爭，與一連串瑣碎複雜的大小政治事件，且其所著墨的人物，亦集中在政治與軍事領袖上頭。

或許，夏伊勒的筆法與管見，還要再加上所謂後見之明的影響，如戰後綏靖主義的政治不正確、對維琪政權的妥協者們一面倒的撻伐，與對戴高樂的普遍推崇。在夏伊勒筆下，綏靖主義的支持者們各個都顯得顢頇、天真或愚蠢；而維琪政府的支持者，例如貝當元帥，則似乎成了一位從頭到尾都在圖謀不軌的反派；至於戴高樂將軍，則儼然一位初登場就試圖力挽狂瀾、帶有點悲劇色彩的英雄角色。

在夏伊勒筆下，第三共和國似乎總是處於分裂與混亂之中，每每看來總有種註定要衰敗之感。對夏伊勒來說，第三共和毀滅的種子彷彿從其誕生之初就已然種下，並在接下來七十餘年的紛紛擾擾中「發芽茁壯」，最後在外敵入侵下轟然崩塌。這是一齣帶有悲劇色彩的歷史戲劇，但這個故事中含有太多的「命定」成分與事後的想當然爾。誠然，以今日歷史學的角度觀之，夏伊勒的書不夠嚴謹細緻，且對處於歷史事件當下的歷史人物們，特別是那些他所不喜的人們，往往缺乏同情式的理解。

這些是夏伊勒成書時的侷限，但卻也是它所擁有的優勢。

身為政治新聞記者，夏伊勒成功地將其所能接觸到的龐大資料化為面向大眾的生動文字，（中譯版）厚厚一千餘頁閱讀起來並不顯枯燥，反而有如報章雜誌的政治時事評論，隨處充斥著各種戲劇性的陰謀詭計與政治攻防，可讀性極高。

該書所享有的另一個優勢則是其成書時間，正如前文所言，一九六零年代對於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的研究可謂鳳毛麟角。一直要到一九七零與八零年代後，隨著事件當事人，如戴高樂、雷諾等人，逐漸淡出法國政壇或辭世，以及法國政府開放官方檔案之後，才開始出現更多更細緻的歷史研究。夏伊勒的書可謂填補了這段空窗期，並形塑許多讀者對於法國陷落這一歷史事件的第一印象。

《1940：法國陷落》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最有啟發性的部分或許來自於，夏伊勒有意與無意呈現的那些對國家分裂的恐懼，以及對民主共和制度的警醒與反思。這並不是說，為了避免國家分裂，我們得想辦法消弭社會中的眾聲喧囂；夏伊勒想要留給今人的道德教訓毋寧是：第三共和國當要更加團結，而且這種團結應該要建立在對民主共和政體的一致擁護之上。自由民主的國度需要有道德勇氣的忠貞擁護者，而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國中所能找到的並不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納粹德國宣戰的前夕，夏伊勒嚴詞批判了那些還在猶豫的政客將領們。或許他所想譴責的對象還包括他書中那些「失敗主義者」，那些缺乏道德勇氣對抗入侵者，只想苟且偷安的政軍領袖，那些受益於民主體制但卻看不起民主、因而無心在其遭逢危機時挺身捍衛的人。

夏伊勒說，雖然這些決策者們想避免流血的心態「是人道文明的態度」，但是它卻「無法解答法國該如何避免戰敗與投降。」

夏伊勒於書末直言，法國人民最後所能享有的自由，泰半得自於西方盟國出手相助。倘若英美沒有解救法國，法國人至今恐怕都將以「日耳曼統治民族的奴隸」的身分苟活。

要避免這樣悲慘的景況，「若不引發激戰、不造成嚴重的傷亡，[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嗎？」^註8

▎備註

▎延伸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