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國度：1940，法國陷落（二）

文／洪仕翰

▎分裂的共和國

夏伊勒筆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打從誕生之初就是喧囂而分裂的。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導致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垮台後，法國國民會議的代表並未立刻就擁抱共和政體。事實上，他們之中絕大多數都仍擁戴君主制度。然而，由於波旁王朝、奧爾良王朝與波拿巴王朝的支持者們，對於新王室人選僵持不下，共和制度才成了一個各方妥協的折衷方案。即便如此，法國人仍舊又花了好幾年的時間，經過多次保皇派與共和派的政爭後，才在一八七七年確立了自己的共和政體，史稱法蘭西第三共和。

即便如此，第三共和初期的政治依舊十分不穩定，內閣更迭之速，達到平均每年改朝換代兩次。夏伊勒認為，政局之所以會如此不穩，主要是因為當時反對共和體制的右翼保守派、軍方、天主教會這「三位一體」，在社會上仍握有相當的權力，且一有機會，就尋求「復辟」。

第三共和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危機是布朗熱事件。一八八六年，原先被認為支持共和體制的喬治‧布朗熱將軍（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在當時剛站穩腳跟的眾議院領袖克里蒙梭支持下出任法國軍事部長，主導軍事改革，包括除去軍中保皇派。

然而，共和派的議員們很快就發現，布朗熱將軍實在太受歡迎：不只是右派軍人與保守政治家支持他，就連勞工階級都成了這位改革者的擁護者，希望他能帶領法國，一掃普法戰爭的陰霾。

隨著布朗熱的權勢越來越大，議會共和派也就越擔心。對他們來說，拿破崙叔姪所遺留的英雄獨裁者形象並未遠去，而布朗熱似乎有機會成為下一個軍事獨裁者。不過，對共和派來說幸運的是，這個危機最後草草落幕：布朗熱本人並沒有發動政變的膽量。在遭到議會以叛國罪名指控後，逃離巴黎的布朗熱將軍，決定自我了斷。布朗熱事件雖然沒有摧毀共和制度，但是布朗熱將軍的支持者不願認栽。他們很快就等到了另一個挑戰第三共和的機會，那就是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

一八九四年十月，一名叫做阿佛列‧德雷弗（Alfred Dreyfus）的猶太裔法國陸軍上尉遭到逮捕，並被指控洩漏軍事機密給德國，這起日後稱之為德雷弗事件（Affaire Dreyfus）的案子，很快就引爆了法國上下的敏感神經。國族主義的同仇敵愾配上當時普遍瀰漫的反猶風氣，法國社會一時群情激憤，新聞媒體則在背後推波助瀾，製造各種聳動的故事。軍方更欲尋找替罪羔羊，以掩蓋內部醜聞，德雷弗因此在罪證不足的狀況下，仍然被以叛國罪名，終身監禁在海外小島。

案情卻在兩年後出現戲劇性的轉折。在德雷弗的家人與部分共和派政治領袖的奔走下，重啟審判的呼聲甚囂塵上。整起事件很快就演變成一場延續多年的政治鬥爭，一方式威信遭受挑戰的軍方保守派，和反猶太的天主教會人士；另一方則是打著正義大旗的左翼激進共和派。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左派政府上台、平反德雷弗後，整起事件才平息，但法國的社會已經被深深撕裂。原先人人喊殺的階下囚，成了國家英雄，而入人於罪的軍方，則顏面掃地。

經過德雷弗事件以後，激進共和派等左派與保守右派之間的仇恨「已加深到幾乎無法冰解凍釋，雙方看似生活在兩個敵對日深的不同世界，不僅在政治上不和，對道德與宗教的根本態度也歧異。」正如夏伊勒指出的，儘管共和國體制又一次跨過危機後，看起來更形鞏固，但每一次危機，都只是更加深法國人的分裂程度。在政爭中失敗的一方心懷怨懟，沉潛起來、隨時都在等待反撲的時機^註1。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突然降臨的戰火，令法國人不得不暫時團結對外，並在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後獲得了勝利。鐵血獨裁的德意志帝國，在戰後土崩瓦解，法國一躍成為歐陸最強的國家。表面上看來，這似乎證明了法蘭西的民主共和路線正確。

然而，在這個夏伊勒稱之為「第三共和國最光榮的時刻」背後，卻潛伏著許多令人憂心的危機。這場大戰摧毀法國人近三分之一的家園、失去十分之一的總人口，並讓他們背負了難以計數的戰爭債務。對從誕生之初就飽受波折的法蘭西第三共和來說，最大的考驗，才正要到來。

▎瀕臨內戰邊緣的一九三零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那麼一段時間，法國看起來似乎可以掙脫戰爭的陰霾。人們欣喜和平的到來，巴黎則重拾往日歐洲文化之都的光輝。然而，戰爭的遺緒並未放過法國。找上法國的第一個燙手山芋，便是瀕臨破產邊緣的財政。

任何在戰後那段時間關注政治新聞的人，都將發現，戰後的法國政府正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迭著：光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短短一年間，法國就連續換了多達七屆內閣。然而，無論哪一黨派上台，似乎都沒辦法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問題^註2。人們於是開始對共和國、對議會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產生質疑。這種不滿的聲浪很快就在隨後降臨的經濟大恐慌中加速發酵，成為孕育極右派的溫床。

一九三一年，對法國來說是個雪上加霜的一年，早已席捲全球的經濟大恐慌在這一年姍姍來遲地降臨在法國。其衝擊再次反映在政府的更迭頻率上：在接下來的一年半時間，內閣又有如洗牌般地連換五屆，且每次政黨輪替、就會爆發許多金融醜聞。

在這樣的氛圍下，法國的保守右派團體終於忍不住了，以愛國青年團（Jeunesses Patriotes）為首的極右翼團體，在保守軍方退伍軍人組織火十字團（Croix-de-Feu）的聲援下，決定武裝起來走上街頭，矢志「消滅共產主義與和平主義」並「導正錯誤百出的國會」^註3。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在經過前一個月多達十幾次的街頭暴動後，上萬民示威者在保守派報紙的宣傳號召下，逐漸聚集到協和廣場，試圖衝入國會，並因而與反對者和巴黎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準備不夠充分的警方，在群眾的棍棒和石塊攻勢下遭到突破。眼看暴民即將衝入眾議院，少數驚惶失措的警察，決定開槍壓制群眾，而群眾中也有人不干示弱的回擊。

此時，眾議院內早就因為左右派互相杯葛，陷入一團混亂，總理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與其他議員，狼狽地逃離國會。不幸的是，達拉第本人在回家路上，仍舊被暴民認出，要不是憲兵隊正好馳援，法國總理只怕差一點就要被暴民給扔進塞納河。

當時政府中有人力勸驚魂未定的達拉第宣布戒嚴，並派遣軍隊鎮壓暴民。然而，達拉第本人不希望看到共和國陷入真正的內戰，更不確定當時掌管陸軍的保皇派將軍是否值得信任。於是，幾天之後，達拉第黯然宣布辭職下台。

這起政治危機總共造成了十餘人死亡、近千人受傷，堪稱法國第三共和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內戰」。由於曾親眼目睹過威瑪共和國滅亡的戲劇性過程^註4，夏伊勒在書中嚴詞抨擊法國共和派政治領袖過於溫和軟弱，譴責其不該對激進團體讓步妥協。

面對右派的挑戰，左派決定團結對抗。在經過短暫混亂的臨時政府後，包括法國共產黨在內的左派大聯盟於一九三六年組織了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並重新拿回政權。人民陣線上台後，立刻推行了一連串的激進改革：包括查禁了愛國青年團、火十字團等右派團體、賦予勞工罷工權與降低工時的新勞動法、擴大公部門推動公共建設的支出、將軍火工業國有化等等。

上述舉措，毫無例外地激怒了國內的保守右派。他們很快又找到一個抒發不滿的出口。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陣線剛上台不滿一年，歐洲爆發了西班牙內戰。這場內戰，在鄰居法國裡也再次點燃了茶壺內的風暴，除了使同情佛朗哥將軍的右派與支持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左派勢如水火外，亦導致左派因外交路線不合而分裂。

兩年後人民陣線土崩瓦解，留下困惑與失望的法國人民。有越來越多的法國人開始盼望，未來能有一位強人來重新團結法國。許多對政治失望的人，加入了新成立法蘭西社會黨（French Social Party），這是一個標榜法蘭西傳統價值的右派保守政黨，前身是遭到政府打壓而解散的火十字團。這個政黨的口號「勞動、家庭與祖國」，日後將成為維琪法國的國家格言。

這些自一八七零年代以來就對第三共和有諸多不滿的人，將在一九四零年法國陷落後，得到一個重新改造國家的機會。時間並不站在第三共和的捍衛者這一邊，法國那重新崛起的強鄰，已經準備準備好要替歐洲寫下新的秩序。

只要翻閱《1940：法國陷落》，隨意閱讀其中的段落，讀者都能夠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如何在夏伊勒筆下不斷在分裂中內耗。意識形態的矛盾有如一把利刃，將法蘭西第三共和切得支離破碎，削弱了法國整體的國力。

然而，這並不是第三共和國唯一的死因。分裂內耗的確削弱了法國的抵抗力，但一個抵抗力不佳的病人並不會沒來由的暴斃。儘管內部分裂嚴重，法國仍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面對強鄰入侵時，展現了團結，並在付出慘重的代價後獲得了勝利。

儘管數次瀕臨內戰邊緣，整個第三共和時期亦並未真的爆發一場內戰。所謂「法國人自己擊敗了自己」終究是一個形容詞，真正擊敗法蘭西第三共和的，還是在二十年後捲土重來的德國人。來自山的另一頭的挑戰者，這回不打算給第三共和任何機會：德國將在戰場上以遠超出時人想像的速度與方式，擊敗第三共和的捍衛者，並激化原本潛藏在檯面下的矛盾對立。

究竟為什麼在一九四零年，法蘭西第三共和會在僅僅六周內就陷落？讓我們跟隨夏伊勒的腳步，繼續看下去（...接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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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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