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與中東的重塑：西方主導百年，以色列如何逐漸成為秩序建構者？

2月28日，以色列以「預防性打擊」（pre-emptive attack）為由，率先轟炸伊朗。隨後，美國加入對伊朗的空襲行動。不久，川普總統召開記者會，譴責伊朗發展核子武器對中東區域構成威脅，並公開點名伊朗最高領導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為史上最邪惡的人之一。同時呼籲伊朗人民站出來，推翻這個壓迫人民的政權。

對於長期觀察中東事務的研究者而言，美國攻打伊朗並揚言更替政權，對未來中東局勢投下難以預測的變數。一般認為，這場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後續效應，恐怕不會如川普所宣稱的容易掌控。伊朗政府正面臨一場關乎政權存亡的保衛戰，除了對以色列進行反擊外，伊朗亦對海灣阿拉伯國家境內多處美軍基地與相關設施發動攻擊，整個區域充滿高度不確定性。

其實若考量現代中東的長時代脈絡，此一事件並未超出19世紀晚期以來，西歐與美國對中東秩序的支配。本文嘗試從三個面向分析當前局勢：百年以來西方強權如何建構中東秩序？以色列如何成為西方在中東秩序的代理人、甚至是秩序的建構者？最後綜合上述分析，提出對未來局勢的若干觀察。

現代中東秩序的形成：英法「託管」時期

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政治菁英對中東的理解，可從「中東」（Middle East）一詞的出現與使用開始討論。一般認為，中東一詞最早由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提出。

1902年，馬漢在英國《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發表名為〈波斯灣與國際關係〉，以中東一詞指涉英國為維護印度洋航線安全而關注的戰略區域，包括波斯灣與印度洋沿岸一帶，自此定義了中東的範圍。馬漢認為，英國海軍應具備在該地區迅速集結兵力的能力，以嚇阻俄國與德國勢力向南擴張的潛在威脅。

20世紀初的國際秩序呈現多個西方強權並存的格局，亦常被歷史學者稱為「新帝國主義時期」，強權如英、法、俄與德等紛紛在全球劃分勢力範圍並展開競逐。對英國而言，特別是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通往印度洋的航道被視為維繫帝國的重要戰略生命線。在此背景下，英國逐漸成為早期中東秩序的重要主導力量。

例如1882年，英國以穩定秩序為名出兵埃及，並對該地實施長期軍事控制。此外，英國亦將波斯灣地區及伊朗南部沿岸視為重要的勢力範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更策劃將帝國觸角伸入阿拉伯東部地區（Mashriq，包含今日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與伊拉克等地），與麥加的謝里夫・胡笙（Sharif Hussein）家族合作，謀劃推翻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一戰期間，英國與法國透過密約、外交承諾與軍事力量，聯手瓜分阿拉伯東部地區。戰後，兩國又以國際聯盟「託管」（Mandate）之名，合理化在該地的統治。

英、法兩國認為，脫離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人缺乏實際管理國家的經驗，不熟悉憲法制定、選舉制度及議會政治運作。儘管在鄂圖曼帝國晚期設立的帝國會議中，阿拉伯士紳早已參與政治運作，對現代國家制度並非全然陌生。

受到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上述地區的政治菁英與民眾也期待真正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然而，英、法兩國以各種理由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自1920年代起，伊拉克、巴勒斯坦、敘利亞及黎巴嫩的菁英與民眾轉為反對其託管治理，甚至透過武裝抵抗迫使英、法兩國調整政策，但在強力的軍事鎮壓下並未如願。

當時的伊朗雖未被納入託管，但由於其關鍵地緣位置，仍長期處於北方蘇聯與南方英國勢力競逐的壓力之下。

冷戰雙雄到美國獨霸

二戰結束後，英、法兩國在中東主導的秩序減弱，由兩國託管的多數阿拉伯國家紛紛宣布獨立。隨著冷戰興起，中東秩序轉變由美國與蘇聯主導。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國家利益為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確保以色列安全以及建立圍堵蘇聯的陣營。至於蘇聯的主要國家利益則包括削弱英美影響力、支持反殖民事業，以及透過軍援及經濟合作擴大自身影響力。

兩大強權夾擊之下，當地國家並無太多空間，只能根據自身利益選擇其中一個強權依靠。1970年之前，蘇聯影響力逐漸擴大，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主要接受蘇聯的軍事裝備與戰略支援；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與伊朗則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支持。

美、蘇兩強在中東的角力始終是動態變化的。1970年代以後，美國逐漸佔上風。埃及希望收回1967年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沙達特總統將外交重心轉向美國，並於1972年驅逐蘇聯軍事顧問。埃及最終在1979年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

至於伊朗在1979年爆發革命，推翻巴勒維政權，以什葉派教士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取而代之。該政權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分別將美國與以色列視為大、小撒旦外，也批判蘇聯的無神論性質共產主義。然而，革命後的伊朗並未立刻對以色列構成實質威脅，反而陷入與伊拉克海珊政權長達近8年的戰爭。

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中東秩序主要建構者。蘇聯解體前夕爆發的波斯灣戰爭，以及1993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皆是美國在幕前與幕後強力推動下的重要事件。「歷史的終結」一時蔚為流行詞彙，認為由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最終形式。

然而，這種樂觀並未延續太久，《奧斯陸協議》未能幫助巴勒斯坦人取得基本政治權利——相反地，在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主義推動下，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縮減、生活條件更不如從前，這為日後哈瑪斯的崛起提供了條件。

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在中東主導的秩序一度顯得難以撼動。然而，隨著伊拉克戰爭後的權力真空、哈瑪斯在加薩崛起、阿拉伯之春所帶來的政治伊斯蘭浪潮與後續發展，還有以伊朗為核心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逐步形成，中東地區的戰略環境出現新的不確定性。面對這些變化，美國在該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不再僅扮演西方代理人，而是成為該區域秩序建構的主導者。

以色列與中東秩序的重組：西方代理人時期

與中東其他國家相比，以色列的成立相當特殊，其建國時期的領導團隊主要來自歐洲，而非由當地社會自然形成的政治菁英。1948年對於以色列而言，是猶太民族終結長期離散並實現「復國」的歷史時刻，同時「奇蹟性」擊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然而，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年則是一場「大災難」（Nakba），原有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結構因以色列的建國而瓦解，並開啟長達70多年流亡且受壓迫的歲月，至今仍是進行式。

以色列的成立背景及日後存續的重要關鍵，無疑與西方強權的支持有關。一戰期間，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Arthur Balfour）代表政府致函英國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發表著名的《貝爾福宣言》。該宣言表明英國支持海外的猶太人，認為他們有權赴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鄂圖曼帝國解體後，英國開始以託管統治之名管理巴勒斯坦，《貝爾福宣言》當中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承諾，也被列入法律管理條文。

獲得大英帝國實質承諾後，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迅速增加，到了1930年代，猶太移民人口已接近巴勒斯坦總人口的30%，主要生活在沿岸地區。猶太人口成長與土地購買的趨勢，使巴勒斯坦士紳階級及農民普遍不安。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遲早有一天，這些猶太定居者將控制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與政治權力。

英國政府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到巴勒斯坦發展有諸多因素。簡而言之，英國政府需要猶太人成為中東地區代理人，以鞏固其在蘇伊士運河與東地中海地區的戰略地位，但該策略在1930年代晚期受到巴勒斯坦阿拉伯社會的強烈反對。隨著衝突升級，英國政府於1939年開始限制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的人數。

區域秩序的重塑者

但二戰結束後，英國已無力處置猶太定居者與巴勒斯坦原居民之間的矛盾，於是將此燙手山芋交給成立不久的聯合國。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81號決議案，將巴勒斯坦劃分成阿拉伯國與猶太國兩個國家。多數巴勒斯坦人無法接受土地劃分的方式，而猶太復國主義者雖對部分領土安排有不滿，仍決定接受該方案。

聯合國分治計劃通過後，猶太定居者與巴勒斯坦人陷入內戰狀態。雖然前者人口較少，但綜合整體實力比較，猶太社群在組織動員能力、外部支持程度、經濟基礎與軍事組織仍優於巴勒斯坦人。

另一方面，猶太復國主義領導者已擬定好驅趕巴勒斯坦人的計劃。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之前，猶太復國主義的武裝力量已摧毀200多個巴勒斯坦村落，約25萬人被迫離家園。1949年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停戰後，共計75萬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驅離，剩餘15萬人則受到以色列軍事統治。

巴勒斯坦難民的出走及後續效應，構成今日國際認知的巴勒斯坦問題。身為巴勒斯坦人的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早在1970年代晚期便指出巴勒斯坦人流亡與受壓迫的歷史根源。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高度支持，並帶有種族主義的排他特質。當這股政治運動移植至巴勒斯坦時，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利嚴重遭到壓縮。中東研究學者如今普遍認為，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已構成「種族清洗」。

自1948年以來，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中東政治的核心議題。各方回應大致分為武裝鬥爭與外交途徑兩個選項。武裝鬥爭主要體現在早期，阿拉伯國家聯手與以色列之間的多次戰爭，但均未能改變基本格局。

此後，巴勒斯坦人也建立武裝解放組織，如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曾主張透過武裝手段解放巴勒斯坦。然而，巴解的武裝行動非但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在以色列不間斷的打擊下，被迫選擇與以色列妥協。

至於哈瑪斯，則延續巴解組織的早期武裝路線，但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之後，以色列對加薩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哈瑪斯的軍事力量嚴重衰弱，加薩亦在長期戰火下淪為一片廢墟。

透過外交途徑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包含了由美國主導的和平方案及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等。美國的和平方案至今已證明失效，無論是1990年代《奧斯陸協議》、2000年初《路線圖方案》（Road Map）或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等，這些安排往往並未真正考量巴勒斯坦人的困境。相反地，每一項方案最後仍鞏固、強化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佔領事實，並允許前者持續宰制後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1967年六日戰爭後，美國重新評估以色列在中東的戰略價值。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取得壓倒性軍事勝利，美國遂將其視為重要區域盟友。此後，美國的中東政策更明顯傾向以色列，雖仍維持與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合作，但以色列在政策考量的地位顯著提高。

此外，眾多以色列遊說集團也深刻影響美國對中東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與沃爾特 （Stephen Walt）指出，自1990年代起，特別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策界基本上接受遊說團體的論述：美國與以色列同樣受到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的恐怖組織及「流氓國家」威脅。在此框架下，美國應當讓以色列擁有處理巴勒斯坦問題的充分主導權。同時，美國也應對中東國家採取強硬政策，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及阿薩德家族領導下的敘利亞。

今日，以色列已不甘於僅是美國在中東的代理角色，而是定位為新中東秩序的塑造者。特別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後，以色列掌握新的戰略契機，展現出軍事霸權姿態，對加薩、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葉門與伊朗展開軍事打擊，甚至攻擊同為美國盟友的卡達。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再度主動攻擊伊朗，並引發美國的軍事介入，亦可從上述背景加以理解。

美以建構的中東秩序還能持續多久？

美國與以色列聯手攻打伊朗，曾宣稱目的是協助伊朗人民免於神權政府統治，並反覆強調伊朗對國際社會的威脅。若以普世人權與國際法的標準檢視，美、以兩國領導人的論述已明顯構成「雙重標準」。

如果以色列確實重視人權，為何聯合國以及多個國際人權組織 （亦包含以色列人權團體）不只一次指控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並在西岸推動帶有「種族清洗」性質的政策？同樣地，若美國政府真的關心伊朗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為何在以色列長期壓迫巴勒斯坦民眾時未予以制止，反而持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與資金援助？

看似捍衛人權的話語背後，其本質仍是美、以試圖延續中東秩序的主導權，若有任何國家或非政府組織敢膽反對其秩序，都會面臨嚴重的軍事打擊。

中東事務的研究者們並未否認當前伊朗政權具有壓迫性，也對伊朗人民的處境感到同情。然而，美、以對伊朗之戰已不是單純的拯救人民敘事，戰火已牽連周邊數十個國家。未來局勢朝向何方發展，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筆者僅能在現況報導及學界研究資料中，提出兩點觀察：

第一，海灣阿拉伯國家在戰爭爆發前，可說是美、以建構中東秩序的重要受益者。

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和巴林率先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表面上，此舉宣稱為促進中東的繁榮與和平，實際上這些國家可從參與該秩序當中得利。其中，阿聯近年推動的外交政策帶有侵略性。不少文獻提及阿聯參與以色列在加薩的種族滅絕。此外，利比亞、蘇丹及葉門等地的混亂局勢，阿聯的介入也被認為需要承擔一定程度的責任。

在美、以建構的中東秩序裡，海灣阿拉伯國家有若干相似特徵——其中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高度外籍化，例如阿聯、卡達、巴林與科威特等國的本土人口比例遠低於外來移入人口。這些國家依賴石油與天然氣致富，並在短時間內推動大規模公共工程及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因此需要大量外來勞動力與專業經理人。

海灣國家亦意識到，光靠原油難以支撐國家發展，於是相繼提出各種經濟轉型的長期規劃，例如沙烏地的2030願景、卡達的2030國家願景及阿聯酋的2031計畫等。為達經濟轉型，其國家勢必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中。

此外，海灣國家在安全上高度仰賴美國的「保護」。長期以來，美國在多個國家設有軍事基地，並部署雷達及其他軍事設施，同時維持航空母艦戰鬥群在波斯灣與周邊海域的巡航。

然而，海灣國家的繁榮與富裕是否能外溢至周邊的阿拉伯兄弟？以巴勒斯坦為例，自10月7日事件之後，海灣國家官方表達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但並未運用能源與金融優勢抵制以色列與美國政策。相反地，部分國家甚至限制國內民眾公開表達對巴勒斯坦人的聲援。這些海灣國家在20世紀早期確實高度關注巴勒斯坦問題，但隨著融入美以主導的中東秩序後，巴勒斯坦問題反而成為部分國家的麻煩來源。

2026年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的戰爭爆發後，海灣國家的富裕與繁榮受到嚴重衝擊。伊朗向這些海灣國家發射導彈與無人機，除了針對美軍基地及相關設施外，也波及民用基礎設施，如機場、港口與能源設施，甚至造成民用建築物毀損及人員傷亡。

阿聯著名富商哈布圖爾 （Khalaf Ahmad Al-Habtoor）於X平台發文質疑美國總統川普的莽撞。他質問：「是誰給你權力，將我們的地區拖入與伊朗的戰爭？是基於什麼理由作出這個危險的決定？」

一般認為，美國總統川普決定攻打伊朗，並非經過深謀遠慮的計算。事態發展至此，這場戰爭並未如其所宣稱的「解放伊朗人民」。衝突外溢至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不僅打亂原本的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甚至對全球股市與能源供應帶來嚴峻打擊。

然而，美國與以色列主導的中東秩序，短期內仍難以出現明顯的轉變，畢竟兩國在軍事上的壓倒性優勢，至今仍缺乏能夠與之抗衡的力量。美、以建構的中東秩序雖然難以有第三方取代，但有可能會先從內部瓦解。

這一年來，中東研究的學者們已經開始嚴肅討論「以色列的終局」（Israel’s End Game）與中東秩序轉換的關係。學者們認為，以色列的政治結構正出現轉變，過去以自由民主國家自居的敘事減弱，而宗教民族主義與強硬安全思維主導了國家的對外政策。

在社會層面，以色列內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兩個實體。以色列歷史學者伊蘭・帕佩（Ilan Pappé）表示，以色列社會已分裂成兩個陣營。一個陣營由較為世俗派及自由派的歐洲猶太人及其後裔所構成；另一個則以西岸的猶太屯墾者社群為代表，後者主張以色列轉變為一個神權政體，致力於大幅減少巴勒斯坦人口，並以恢復《聖經》所記載的猶太王國為歷史使命。

近年來，前一背景的猶太人已有不少選擇離開以色列，造成人才外移；相反地，後一陣營逐漸主導國家運作，不理會國內外的批評聲音。

另外，在政治經濟層面，以色列長期高度仰賴外部投資及國際金融市場，但隨著10月7日事件之後，由於以色列在各地發動戰爭，以及以伊朗為軸心的勢力回擊，部分投資者開始質疑以色列是否能與過去一樣，持續吸引外國投資與維持經濟優勢。

最後，以色列近年來的作為，明顯削弱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與道德正當性。除了美國及極少數國家外，已經很少有其他國家願意無條件力挺。

過去以色列的「道德光環」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無視國際法規範與殖民擴張。雖然以色列目前仍處於軍事強勢階段，並持續獲得美國支持，但若其社會內部出現重大變革，或未來美國的中東政策出現顯著調整，既有的中東秩序仍可能在未來呈現不同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