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頭助長「反民主」亂象？馬斯克在美國大選中的搧風點火

獨裁者令人討厭，但作為人民領袖的獨裁者則受到人民的崇拜。歷史學家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將獨裁者描述為「強人」，美國海軍研究所的麥特夫斯基（Aleksandar Matovski）教授則是將強人描述為具有超凡魅力的權威，民眾認為他強有力、不妥協和得以不受限制地運用權力恢復秩序、維繫穩定與實現社會正義的人。

202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堪稱川普與馬斯克（Elon Musk）這兩個政治強人「強強聯手」的選舉。他們都受到一半美國民眾的崇拜，並且視法治與規範於無物，對婦女、移民以及大政府表達出厭惡的情緒，他們倆並不因為其「獨裁」的性格而被唾棄，而是被視作「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實踐者為半數的美國民眾推崇。

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同時是人工智慧（AI）大型語言模型公開上架後的首次選舉，也是在2008年後，社群媒體「參戰」的第5次美國總統大選。社群媒體的大行其道促進了政治極化，其演算法造成了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與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使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聲音被排除在外，使用者逐漸只能接度與自身觀點相符的訊息，特別是涉及敏感的政治議題時這兩者加乘的效應更形突出，從而使人傾向於極端化的立場。

也因此，社群媒體上的錯假訊息或具有認知戰的內容更容易散播，特別是具有煽動性或偏激的標題，這進一步強化了用戶對反對立場的負面觀感，容忍的美德在今天的美國幾乎不復存在。

馬斯克（Elon Musk）在今年9月於X社群平台（前Twitter）推播了一張賀錦麗的AI生成照片。在這張照片中，賀錦麗身著紅色軍裝，頭戴飾以鐮刀斧頭蘇維埃形式徽章的大盤軍帽，馬斯克為這張圖片配上的說明文字是：「賀錦麗發誓從第一天起就要成為共產主義獨裁者。」直到11月5日投票日的前夕，川普陣營及其民粹右翼網站不斷給賀錦麗「戴紅帽子」，並傳遞這一類具有誤導性的言論（包括將賀錦麗稱為「卡瑪拉同志」Comrade Kamala）。

我們固然知道，這樣做是預期收割選舉上的利益，主要是著眼於來自古巴與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出逃到美國的政治難民選票，利用他們對「實存社會主義」的厭惡與恐懼情感打擊賀錦麗。這麼做是有效的，在2016年與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拉丁裔投票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比率高達68%與62%，但是當前支持賀錦麗—華茲的拉丁裔選民支持率僅有56%，遠遠低於過去兩次總統大選。

新興一代的獨裁者控制和操縱社群媒體傳播錯誤訊息與宣傳，使批評者和反對者失去正當性並常常被「非人性化」，並將自己描繪成國家唯一的救世主。這應該就是馬斯克於2022年收購Twitter的目的：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透過社群媒體鼓動恐懼（針對共產主義與各種新移民）、憎惡（針對自由派、左派與聰明且追求自由的女性）的保守政治情感以支持自己所鍾意的總統候選人——川普。

獲得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賓裔記者雷薩（Maria Ressa）從「操控」的角度將臉書創辦人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與馬斯克這兩位「科技兄弟」界定為比菲國前總統杜特蒂（R. Duterte）量體要大得多的獨裁者。她說：社交媒體平台有能力「改變我們的感受方式」，從而「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並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煽動兩極化、煽動恐懼、憤怒和仇恨」。

製造社會混亂一直是獨裁者攫取權力的策略，其策略中的另一支箭則是蔑視法治（rule of Law）。X公司之所以被巴西法院禁止X平台與星鏈（Starlink）在其國內營運的原因，是其放任具有錯假訊息的內容在X平台流竄，對巴西的政治秩序帶來嚴重的干擾並違反巴西的法律。同樣的狀況亦適用於甫於今年8月自法國遭到逮捕的Telegram創辦人杜洛夫（Pavel Durov），逮捕理由是放任包括兒童性虐待在內的未成年人情色資訊內容散播以及加密服務。而他們都以言論自由為名進行反擊，炫耀其不受國界限制的權力。

「自由」可能是資訊科技巨頭最喜歡掛在嘴邊的詞彙，畢竟，誰會討厭自由？而技術進步能夠帶給人更多的自由，無論是言論自由還是通過影音表達自我的自由，都是自由，透過技術進步，像是越來越快速的網路、錯綜複雜且四通八達的網際社交網路以及迅速引入日常生活的人工智慧，這些包括在商業活動中的「進步」生活就這樣像空氣一般無聲無息地進入我們的生活空間，沒有了這些，好像一切都將停滯不前。

「創新」，而非「民主」或是「慎思熟慮」（delibrate），成了進步的代名詞；「傳統」與「現有制度」就變成了創新的絆腳石。創新需要的是工程師，對，像馬斯克與祖克柏格這樣的工程師。如果你接受了這一套觀念，就相當容易地接受「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的監管手段都將妨礙創新從而傷害經濟生產力／競爭力」等論調。

馬斯克在選前呼籲川普當選後「至少」需要削減2兆美元聯邦支出，「立刻平衡預算」的論點不僅迎合了美國保守派選民對小政府的訴求，並將民主黨政府抹紅成擴大政府預算規模的「社會主義者」，「大政府」將帶來一系列對私營企業的監管，是「創新」的大敵。

如果馬斯克只想做到這些，那他與其他的保守派右翼政客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今天的馬斯克，是一個擁有Tesla電動車製造商、服務項目包括發射太空船與低軌通訊衛星網絡鏈結服務的Space-X宇宙服務企業、以及X平台，身價是富可敵國的2,633億美元（約8.41兆新台幣，是台灣超過三年的政府總預算），依據葛蘭西學派學者羅賓遜（William I. Robinson）的界定，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國資本家（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不僅擁有或控制巨型企業，同時在全球政治、技術和文化思想領域都有盟友，並推動著一套特定的意識型態議程。

《華爾街日報》日前公佈了馬斯克於2022年後秘密地與中、俄的領導人聯繫，具體的內容可能包括了莫斯科要求馬斯克不要開通台灣上空的Starlink服務。馬斯克自己早就意識到他的科技集團對國際政治擁有舉足的地位，他相當樂意利用其在數位科技的地位對國際政治展現出積極干預的態度：他於2022年接受《金融時報》的訪問時就表示，北京方面已明確表示反對他最近在烏克蘭推出星鏈服務，北京尋求保證他不會在中國販售Starlink。

在同一份訪談中他更不客氣地說，為避免地緣政治危機，台灣應該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且烏克蘭應該把克里米亞地區交付給俄羅斯以換取和平。

美國史坦福大學數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莎克（Marietje Schaake）這麼說，當烏克蘭開始依賴星鏈，就讓馬斯克公然介入地緣政治事務開了大門，甚至成為衝突事務中的當事人。

對川普、普丁與馬斯克都有親身接觸經驗，2017-2019年間擔任白宮國安會負責俄國與歐洲事務的資深主任希爾（Fiona Hill）在接受《Politico》網站訪問時表示，擁有高新技術與財力的馬斯克將自己與全世界各大國領導人設定為全球同儕（global peers），是國際社會層峰中的層峰，他們認為他們可以決定全世界一切事務：對馬斯克的企業業務而言，他亟須釐清在其他國家的領土、領空與網絡世界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紅線劃在哪裡，或者靠溝通協調出一個彼此都能夠接受的方案。他需要確保他的星鏈低軌衛星不會受到中國或俄羅斯等與美國的敵對國家威脅，目前俄羅斯與中國都有能力摧毀人造衛星。

希爾指出：

從這個角度出發，就能夠理解為何馬斯克無視巴西法院的判決。他必須向全世界發出這個訊息：對付巴西，馬斯克綽綽有餘。面對X平台使用禁令，他鼓動巴西民眾使用VPN登入X平台。在巴西，使用VPN係屬違法行為，一經查獲將被處罰約8,900美元的罰款。但結果令巴西當局相當難堪，VPN的使用量暴增到禁令前的16倍。雖說X平台也因此流失了一千多萬的巴西用戶，但馬斯克看來並不在乎這些損失。在今年八月底，星鏈集團在X平台的貼文無異於嘲諷巴西政府：

相較於馬斯克對巴西的態度，不難發現他的「言論自由」會隨著他個人的利益而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在人口更多的印度，他承諾遵守印度政府規範審查制度。在嚴禁外國社群媒體「登陸」、並盡一切方式打壓民眾言論自由的中國，馬斯克表達出更有友好的姿態。今年4月，他赴北京訪問並獲得中國總理李強的會見。在2023年6月，馬斯克在接受YouTuber弗利德曼（Lex Fridman）訪問時表示「中國真正聰明、勤奮的人數量之多令人難以置信」、「這個來自東方的強大經濟力量比美國擁有明顯的優勢」。

撇開馬斯克是否是扛著自由大旗反自由的問題，現在站在川普身邊亦步亦趨的馬斯克對美國的忠誠度同樣啟人疑竇，俄羅斯、中國、伊朗、朝鮮和其他以美國為對手的國家，針對美國與自由世界釋放具有認知戰目的的錯假訊息，哪一個沒有透過X平台釋出？自2022年後收購X平台的馬斯克，為何持續放任這樣的情況發生？當馬斯克與普丁、李強等獨裁國家的領導人秘密聯繫時，究竟都在談些什麼？

政治領域的結構部分延伸到到充斥資料的雲端世界、「元宇宙」中，這是最純粹的無政府狀態。

鼓動兩極對立的社群媒體輿論環境與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助長了右翼威權主義的崛起。美國選民不僅越來越覺得自己陷入了對他們不利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並將矛頭指向中國、移民以及貪婪的企業，但也因為經濟危機造成大量中小型企業破產的同時，億萬富翁和富豪們攫取了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終於產生了像是馬斯克這一類可以與民選國家領導人平起平坐的科技寡頭，甚至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參與者以及戰鬥勝負的決定者，對權力的渴求促成了科技寡頭與大國獨裁者之間網絡關係的形成。

獨裁政治的回歸勢必成為2025年後國際關係的主題（這一點與川普當選與否無關），這或許是民主台灣能否在西太平洋存活最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