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流亡教士葛蘭逝世：厄多安政權忌憚的「國中之國」葛蘭運動

土耳其穆斯林學者、宣教士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又譯居倫）10月21日傳出在美國一家醫院離世的消息，享壽83歲。

葛蘭是近代土耳其政治、伊斯蘭運動中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他曾經是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與其領袖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盟友，後來卻關係破裂。他領導的「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 or Hizmet movement）在土耳其影響深遠，勢力遍佈教育界、軍隊、法律界、媒體界，卻在2016年被土耳其政府宣佈為恐怖組織，冠以「法圖拉恐怖組織」（Fetullah Terrorists Organization, FETO）之名。

2016年7月震驚全球的土耳其政變陰謀中，長居美國的葛蘭被厄多安政府指控為幕後主使——儘管他生前矢口否認與政變有關。這場失敗的政變造成至少251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厄多安藉機對政府、公務體系展開大規模肅清：數萬名被指與葛蘭運動有關的軍人、公務員被逮捕，多達10幾萬人因此被開除。至於葛蘭本人，土耳其亦曾要求美國將其引渡回國，惟遭到拒絕。

上述政變大概是許多人對葛蘭、葛蘭運動最印象深刻的事件。如今8年過去，在土耳其與其他穆斯林國家，葛蘭仍是備受爭議的人物。海灣國家合作組織（GCC）、伊斯蘭合作組織（OIC）、巴基斯坦都將葛蘭運動列入恐怖組織名單中。從1999年自我流放到美國後，葛蘭本身也與土耳其政治保持相當的距離。而在土耳其、甚至其他國家，葛蘭運動的影響力卻已遠遠超過其人，成為近數十年來備受矚目的伊斯蘭運動。

▌濫觴：「光明運動」與教育改革計畫

1941年，葛蘭生於土耳其東部艾斯倫省（Erzurum）的一個小村莊。葛蘭年幼時就精熟《古蘭經》，並在伊瑪目父親的指導下學習阿拉伯文與宗教知識。青年時，葛蘭遊歷各地，接觸許多蘇非導師，拜他們為師，並開始在家鄉附近講經授課。

1959年，葛蘭被任命為土耳其西部愛第丁尼（Edirne）一座清真寺的伊瑪目，正式進入國家公務體系中，輾轉各地佈道、傳授宗教知識，直到1981年結束正式佈道生涯。在此過程中，葛蘭建立起自己的聲譽、成為廣受歡迎的宣教士。

另外，青年時期的葛蘭也接觸到土耳其庫德族伊斯蘭學者努爾西（Said Nursi）的著作《光明書信集》（Risale-I nur）。努爾西對伊斯蘭的詮釋具有個人靈修的色彩，並建立了至今仍深具影響力的伊斯蘭運動「光明運動」（Nur movement）。其強調伊斯蘭與科學結合、接受民主為最佳政治形式、相信透過教育與自由達到現世與來世的救贖，亦認為伊斯蘭法（Sharia）在社群中落實，須奠基於個人的虔信，且應尊重與基本人權。

這些思想對葛蘭的思想與理念影響深遠，並體現在葛蘭運動的發展歷程中。葛蘭運動的另一個名稱「Hizmet」，在土耳其語中意即「服務」，其最開始也是以公共服務的形式運作。1960年代初該運動開始初期，葛蘭即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他試圖結合大學生、商人的力量，解決土耳其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特別是中等教育）的沉疴。葛蘭與其支持者自掏腰包廣設學校、提供住宿，讓貧窮的失學青年在獲得教育之餘也參與共同生活，形成社群。身在國家教育資源鞭長莫及之處的他們，也因此有機會接受中等教育，甚至進入大專院校升學。

▌壯大：走向國際的伊斯蘭運動

久而久之，葛蘭的教育計畫在全國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參與者日增。許多大學生受感召，加上一代一代受惠學生回流投入教育事業，以及葛蘭數十年間透過不斷宣講所積攢的聲望，都使得葛蘭運動本身及其屬下的學校體系愈發壯大。

與此同時，葛蘭的追隨者與門生故吏亦開始遍佈各地，逐漸在教育界、商界、媒體界，甚至公務體系中嶄露頭角，形成一股勢力，奠定了葛蘭運動日後「國中之國」影響力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葛蘭運動也發展出其他的扶貧計畫、社會福利計畫與事業。如媒體就是其標誌事業之一。葛蘭運動在1979年發行伊斯蘭雜誌《泉源》（Sızıntı or The Fountain）；1987年發行《時代報》（Zaman），成為土耳其國內流通量最大的報紙之一。

文化、教育的面向是葛蘭運動的核心。至今，葛蘭運動的自我定位仍是一種受伊斯蘭信仰啟發的非政治性文化與教育運動——儘管其人脈勢力遍佈政界與司法界。1990年代開始，葛蘭運動的教育計畫也開始「輸出」，在蘇聯解體後的中亞各國開枝散葉，並逐步擴展至歐洲、美洲、南亞各國。如今，葛蘭運動直接資助或關聯的學校遍佈全球100多個國家，提供一種結合伊斯蘭宗教與世俗教育的另類選擇。而在1990至2000年代間，葛蘭運動也積極推動並實踐跨信仰對話（interfaith dialogues），更進一步提升其國際能見度與「溫和伊斯蘭」形象。

然而，葛蘭運動透過跨國的學校網絡推廣其理念也備受爭議。許多國家忌憚其跨國影響力與伊斯蘭教育的內容，並批評其在文化、教育的外衣之下暗含政治目的。此外，葛蘭運動也被形容為內部對葛蘭本人極致崇拜的「邪教」（cult）組織。即使遠在美國，葛蘭仍持續受到其國內追隨者的愛戴與尊崇。

▌「國中之國」與厄多安政府的齟齬

在土耳其，這種「國中之國」的影響力顯然為政府所忌憚。2013年，土耳其檢調單位展開一場針對正義與發展黨的貪污逮捕行動後，厄多安政府試圖介入司法體系的運作來加以對抗，包括開除一批警隊高層，連同數以千計的警員、法官與檢察官被調職或解僱，引起政壇震蕩。厄多安指責此貪污調查行動是葛蘭集團的陰謀，其與葛蘭的矛盾也從此激化並浮上檯面。

此後，厄多安開始多次形容葛蘭運動是一個平行國度（parallel structure），甚至恐怖組織，指其勢力已徹底滲透國家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因而需要加大力度予以打擊。而在國內輿論中，葛蘭運動常被牽扯入各種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陰謀論，指葛蘭透過安插其支持者，遠端掌控了整個土耳其的各種企業、政府組織。

同時，厄多安政權為了對付葛蘭運動而祭出的種種干預司法、言論審查等手段，對異己的強烈打壓，也使得土耳其的人權與言論自由空間不斷被壓縮。2016年5月，土耳其政府正式將葛蘭運動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內。7月即發生了前述的政變，更大規模的整肅亦隨之登場。在這場政變的餘波中，前述的《泉源》與《時代報》亦無法倖免，連同100多家媒體機構被政府強制停止運作。

▌（後）伊斯蘭主義的角力？

葛蘭運動與厄多安政權的糾葛，或許可以從伊斯蘭主義的近代發展與變遷來解讀。關於「後伊斯蘭主義」（Post-Islamism）的定義與論述，學界眾說紛紜，但大體上指向一種在上世紀70、80年代伊斯蘭主義或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高潮後，仍無法帶來政治轉型、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引發的一種「退潮」反應。其表現在伊斯蘭漸漸退出公領域、或伊斯蘭如何與接受更開放、多元的價值觀，與世俗、自由、民主等價值達到和諧。

在此背景下，厄多安及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往往被外界視為某種伊斯蘭主義對凱末爾主義世俗傳統的回應與反轉。一方面，厄多安希望恢復伊斯蘭在公共領域中的地位，如他在總理任內取消公領域中的頭巾禁令、曾支持通姦入罪化、公開反對穆斯林家庭節育，更在2020年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引發爭議；另一方面，他也透過掃除政敵、壓縮異見者的言論空間，展現其威權性格，其中包括前述種種針對葛蘭運動的打壓。突厥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者的結合，是不少針對厄多安評論的註腳。（延伸閱讀：世界奇觀「改回」清真寺？聖索菲亞大教堂與土耳其的千年之爭）

縱觀葛蘭運動、或其思想源頭的光明運動，它們的理念與實踐似乎總帶有明顯的靈性色彩。對於個人靈性、信仰與宗教意識的強調，再擴及至社群中加以實踐、傳播的思路，也與典型的政治伊斯蘭或伊斯蘭主義團體略有不同。這或許與土耳其本身悠久的蘇非主義和靈性傳統有些許關聯。也因此，在伊斯蘭主義運動迎來高潮的70、80年代，葛蘭運動未積極從政治場域著手，而是專注於社會改革與實踐——正如同時代因遭受政治打壓而退回專注社會組織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

只是這些實踐再如何降低政治色彩，終究難逃政治的天網，或終究必然向其靠攏。葛蘭的支持者終究也滲透了國家體制內，葛蘭運動所累積的影響力，也包括在伊斯蘭場域的話語權與對土耳其穆斯林的號召力，對厄多安政權產生了威脅。而如今葛蘭本人身故，其支持者們還得繼續面對與厄多安政權的鬥爭。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