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沒有剎車掣的車，只有不肯裝睡的人說出真相：中國學者周濂與劉瑜的講座

2024 年 1 月 16 與 18 兩晚，周濂、劉瑜兩位中國學者先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思托邦」舉行講座，前者精研政治哲學，後者專治比較民主。

周濂在北大唸學士和碩士，之後在中大完成哲學博士。他在講座坦言待在北大的日子更長，但對中大的認同更多，原因之一是同在北大唸書的朋輩，近年的言論有點令他失望。

周濂的題目「哲學、政治與真理」對於公眾比較吃力，乃後劉瑜談「民主的受挫」就相當切身，吸引到更多觀眾，遲來的人多到要坐樓梯和地板。劉瑜喜歡玩梗話中有話，表面轉彎抹角但大家了然於心，連番爆發的笑聲前所未有。在問答環節大家都輕裝上陣，只說「某個國家」一個飾詞。

我永誌不忘問答環節的兩個時刻。有陸生問到很多人以為「某個國家」的經濟好過很多東南亞的民主國家，是否證明專制勝過民主，應該怎樣回應他們。

劉瑜解釋政體與經濟表現沒有必然關係，有些國家面積大、人口多，只要正常發揮經濟表現就不會太差。

問題在於專制國家沒有權力制衡，表現可以一時極好一時極差。她用比喻告誡我們，

我相信不少學者都能說出劉瑜在學術上的回應，但我從未想過劉瑜的比喻，不但在地而且極具說服力。這種能力無法僅憑知識，而是既有知識兼之思考而獲得智慧。

另一難忘的時刻，就是劉瑜說不會預測「某些國家」幾時會變，不是因為怕事，而是因為變數難料。她憶述一位學者不斷推測研究的對象行將有變，一直落空直到已經絕望卻突然變天。

接著劉瑜細數各項變數，其中一項就是當權者亡故。這個變數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本來沒有言外之意，但全場觀眾（多是陸生）都為之大笑，逗得劉瑜也忍不住笑。

身在現場的我深受震撼復感詫異。首先是因為大家都「憋久了」，這場講座是長久的鬱悶中難得的宣洩。而且有些時候中國大陸人比香港人更勇敢，香港人不應該自我審查揣摩上意，自行退縮到（猜度的）紅線後面。

▌運作剎車掣：哲學家們的民主辯論

至於周濂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為民主聲義。蘇格拉底甘當雅典的牛虻而受審，被陪審團以多數決判處死刑，揭示「真理」與「意見」有莫大的張力。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形容柏拉圖經此大變開始獨尊「真理」：「看到蘇格拉底把他自己的意見，交給雅典人不負責任的意見去決定，然後遭到多數的否決，這讓柏拉圖鄙視意見，並渴望絕對標準。」周濂細數歷代哲人如何排解兩造紛歧，如果只有少數智者能洞識真理，訴諸群眾的民主就絕不可行，柏拉圖寧願擁護哲人王。可是與鄂蘭同屬猶太移民的政治哲學家列奧・史特勞斯是否提倡同一答案？

親體制的中國學者甘陽與劉小楓自 2000 年起大力追捧並迻譯史特勞斯，令他在大陸甚孚人望，引進者想挪用他的保守面向為體制保駕護航。然而史特勞斯的保守是崇尚西方而非中國的傳統。他批評西方在歷史主義的浪潮下，喪失對自然正義亙古不易的信心。他既曾明言自由主義優於共產主義，也曾盛讚民選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是偉大領袖，因為兩者的優異之處都契合西方的古典美德。

若說「狐狸」與「刺蝟」的比喻是政治哲學家以撒・柏林的標誌；「耶路撒冷」與「雅典」的比喻就是史特勞斯的寫照。史特勞斯點出兩大聖地都是西方的智慧泉源，可是基督信仰要求謙卑服從；雅典哲人敢於理性反思，恰恰就是「真理」與「意見」之爭的一體兩面。儘管史特勞斯是理論上的真理派，但是在耶路撒冷與雅典之間，去德赴美的史特勞斯已經現身說法何謂「退而求其次」，接受比較「庸俗」的現代雅典（美國）。誠如阿里士多德視貴族制為理想中的最佳政體；但共和制才是務實中的最佳政體。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教授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在《面向過去思考》回應了思想史的老問題。強調脈絡（context）的歷史主義視不同思想乃不同背景的產物，會否使「理性」和「正義」等一切觀念都變成相對而言？再沒有永恆真理，也沒有普世價值，只有不同文化和時代的意見。

達斯頓道出她的答案：「我也一直有興趣寫一部關於理性的歷史，而不是要否定理性。歷史主義不會腐蝕它觸碰到的所有事物；歷史化絕非相對化。我視理性為一項成就，是歷史上的成就，如同科學是歷史上的成就那樣。兩者都是人們持續的探求。」

真理和意見可以共融，周濂在講座引介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答案可謂異曲同工。即使承認歷史只是偶然，沒有絕對的規律可言，但通過歷史依然可找到「更廣泛的我們」。大意即是從更宏觀的歷史中，會確認到更好的價值，適用於更多時代，適合於更多人民。我們從歷史的過程披沙瀝金，會發現有些觀念始終屹立不倒，重要到無可替代。

所以蘇格拉底的真正知音不是柏拉圖而是漢娜・鄂蘭。她指出雅典人一直以言說為傲，因為雅典的決策是通過說理服眾，不似專制的外邦以強權脅迫民眾服從。

▌在汽車失速前保持清醒的法門：朋友

自從《人慈》揭露著名的監獄實驗、電擊實驗都有造假之嫌，另一比較平實而名氣稍遜的實驗開始綻放光芒，就是阿希從眾實驗。

實驗很簡單，就是讓受試者看多條直線，其中兩條直線其實一樣長，但實驗同時安排其他「暗樁」假扮受試者，故意說兩條直線長度不一樣。

最初的實驗結果也對人性傾向悲觀，75% 受試者會偶爾動搖，附和多數暗樁的錯誤答案。但只有 5% 受試者會徹底隨波逐流，永遠從眾咐和多數暗樁。

關鍵的變化是經過改動的跟進實驗，只要受試者有一位夥伴同做實驗，選擇正確答案的機率就會恢復到近乎 100%。

只要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能夠保障我們在群眾壓力下依然保持自我，不致和光同塵。更何況在講座有一大群人。

2019 年有香港官員在記者會提到「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他顯然不知這句話出自周濂，而且用意正好相反，是要規勸附和體制的人。當年周濂寫下「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下一句話就是「除非那個裝睡的人自己決定醒來。」

「思托邦」兩場講座堅定了我的信心，我會以香港人的身份支持中國的民主。「主體性」是很深的理論，我沒有資格解釋內容，但用最膚淺的方式理解，可以從目的和手段入門。我是香港人，香港於我就是目的，不為任何人的「天下」和「江山」服務。

我更關心中國多於關心中東，因為我與中國共享歷史的文化淵源。然而文化認同不等於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傾向由先天決定；政治認同則容讓後天選擇。即使沿用體制根深柢固的迂腐比喻，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也不等於必須跟從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