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的恐懼與代價：緬甸政變兩年...專訪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

編按：2023 年 2 月 1 日，緬甸政變兩週年。如今，緬甸社會的運動能量漸漸沉寂下來，77 歲的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被判 19 項罪名全部成立，總計 33 年刑期，被軟禁在首都奈比多。在大城市裡，人們繼續努力工作對抗通貨膨脹、適應停電和爆炸聲。但在邊境地區，戰火依然不斷，部分當初在大城市抗爭的示威者選擇加入民地武裝組織，或加入由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成立的人民防衛部隊（PDF），堅持與軍政府對抗。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AAPP）統計，截至 1 月 31 日，軍方已逮捕 17,572 人，殺害 2,940 人。

《轉角國際》跨國專訪兩位緬甸記者，分別是仍在仰光報導的記者 Paul（化名），以及已經逃離軍政府、如今人在泰國清邁的記者 Ye Mon。這兩位記者基於各自的考量，而有了不同的選擇，留下的 Paul 時時刻刻面臨被逮捕的恐懼，飛到清邁的 Ye Mon 雖然逃離了恐懼，卻也帶著軍政府留下的傷痕一起離開。身為記者，留下與離開的選擇，以及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下篇請參考：《破繭如何重生？緬甸政變兩年...專訪被軍方性侵的記者》，本篇為 Paul 的專訪內容。

緬甸記者 Paul（化名）如今身在當地最大的城市仰光。為了在政變後繼續報導，他調整了採訪方式，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聞裝備如相機、錄音筆、手機如今成了禁忌，若被軍政府看見，等於自動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不認為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如果安全部隊看到你拿著相機，我很確定你會被拘留。」

相比起政變前，如今的採訪更具挑戰，也更難以建立與受訪者的信任感。

為了保護自己，Paul 不能像以前一樣揭露記者身分，而是換個方式說明自己是某個計畫的研究員，但這有時難以獲得受訪者信任，因為受訪者也必須確認他不是軍方派來的間諜。之中，記者與受訪者可能需要來回互相試探，而若最終決定相信對方後，記者也要確認彼此都是在安全的環境下對話，且所有的資料都需要經過加密，才能保護自己和受訪者。最後，Paul 也必須銷毀敏感的資料，確保自己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被軍方追蹤的痕跡。

根據國際記者聯盟的報告，在 2022 年發生政治鎮壓的國家和地區裡——中國、香港、埃及、伊朗、緬甸、土耳其和俄羅斯等——記者是政府鎮壓行動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其中，中國和香港位居榜首，一共有 84 位記者入獄，接下來就是一共有 64 位記者入獄的緬甸。

因此，Paul 形容「未知的恐懼」無時無刻存在，自己總是害怕走在路上會不會無緣無故被攔下來檢查手機，如果軍方發現手機裡裝有虛擬私人網路（VPN） 裝置，會不會逮捕自己？自己會不會被拘留？他會擔心，「軍方是不是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們已經在監視我，調查我了嗎？會不會就是今天，他們會跟蹤到我住的地方，然後找到我？我不知道。」

以下是我們和 Paul 的訪談，在不失原意的情況下，經過濃縮和調整，整理了他在緬甸的觀察，談談他選擇不離開緬甸的原因，以及他如何直視內心的恐懼。

▌緬甸的日常與未來

問：這兩年來，緬甸經歷了什麼？人們的日常生活（normal life）如何呢？

Paul：要談緬甸政變兩週年，就要回到 2021 年 2 月 1 日，那個早上對每個人來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現在，人們慢慢地適應生活、慢慢地回歸生活，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工作。人們的生活不容易，全球經歷烏克蘭戰爭、物價變得越來越貴。如果要說 2021 年和 2022 年的不同，大概就是在大城市裡，巡邏士兵越來越少，這麼說不代表他們不在了，而是他們已經不在大城市站崗了，我猜他們可能被派駐到前線，因為民地武裝組織和軍方的抗爭也升級了。

但是，當然，生活裡依然有恐懼，人們擔憂自己被搶劫或勒索。人們正在恢復原本的生活和工作，因為他們必須要謀生、要吃飯，你不能責怪他們。

我忘了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能聽到爆炸聲，這邊爆炸、那邊爆炸。相比起兩年前，如果你聽到爆炸聲還是會害怕，但現在爆炸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現在聽到，就像：哦，有東西爆炸了。

問：那對你而言，當初發現是「政變」的那一刻，你是怎麼想的？

Paul：當我發現是政變的那一刻，請原諒我的說法，我想說：該死（shit），又來了！緬甸人對大型民主示威毫不陌生，對一代來人來說，這已經是他們第三次目睹類似的民主運動。我們在 1988 年經歷 8888 民主運動、2007 年番紅花革命，現在又來一場政變。所以這是為什麼當我意識到這是一場政變時，我的腦子裡就在想：哦，該死！

我們就像要回到過去的生活：停電、賄賂、軍人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揮舞著槍枝，這很可悲。而且，在你有生之年又再次目睹政變，這太令人失望。

問：政變兩年後，有些人會認為緬甸已經逐漸被世界淡忘，尤其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關注度也隨之降低，你覺得呢？

Paul：我覺得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它。圈子裡的人例如新聞媒體，其實還是非常關切緬甸，知道緬甸如今的狀況。當然，對於一般人來說，我認為除非是重大事件，例如翁山蘇姬被判刑，否則緬甸就不在他們的視線範圍內，他們不會知道緬甸發生了什麼事。我猜，烏克蘭戰爭或許也是如此，它可能也已經不在一般人的視線範圍內，因為重大事件總是在各處發生。但是，責怪一般人並不公平，要責怪的應該是社群媒體如 Twitter 如何影響人們的注意力，是這一些社群媒體讓新聞的循環變得更快，讓人們的注意力變得越來越短暫。

回到你的問題，你說人們已經忘記緬甸了嗎？世界已經忘記了嗎？我覺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因為當人們提到緬甸，就像：「哦，這是哪裡？發生了什麼事？啊對了，是發生政變對嗎？那現在怎麼樣了？」

是的，我們有一場政變，而且我們還在政變當中。而這也不只是一場政變，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摧毀，經濟受到多大衝擊，但人們實際上並沒有對此給予關注。我認為，與烏克蘭戰爭所引起的關注相比起來，緬甸被遺忘是非常不幸的。

問：那你如何看待緬甸的未來？

Paul：我抱持樂觀態度。從某種程度上，我想人們已經達成共識，這會是一場長期的抗爭。2022 年政變一週年時，平行政府非常活躍，一切都很有推動力，事情似乎很快就會結束，但現實不是如此，我不是說平行政府如今已經不活躍，而是政變兩年後，我們看實際的狀況：經濟危機、食物價格上漲、天然氣和石油價格也飆升，人們出現疲倦的跡象，他們不能再像之前一樣把革命放在首位，人們必須要吃飯，必須要掙扎生存。當然，這不是他們的錯，如果要歸咎錯誤，那就是發動政變的軍政府的錯。

我這邊說的人們，還是大城市的人，不包括在邊境地區裡被軍政府攻擊的人，他們的生活更加艱辛，他們不得不逃跑，甚至也不知道是否還有可以被稱之為「家」的地方可以回去。

但是，儘管看起來前景黑暗，我們仍然希望民主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記者的恐懼

問：記者如今已經成為軍方的眼中釘，可否請你談談軍方這兩年來如何打壓媒體和新聞自由？

Paul：這對緬甸來說一點都不陌生。現在如果你走在街上，或者進入一家商店，你只會看到軍方支持或與親軍方的報章，你看不到獨立媒體或其他報章。不過，我這邊說的是在緬甸的報章和雜誌，如今許多緬甸獨立媒體轉戰網路，所以就算政府可以審查國內新聞，但卻難以審查網路媒體。人們現在也變得更加開放，他們不會再相信軍政府餵養的謊言，而是會開始閱讀和搜尋獨立媒體報導的新聞。

我們可以看到，軍方如今也實施緬甸《刑法》第 505（A），這不僅成為軍方針對媒體的武器，而是所有被視為反軍方的人都會被對付。

問：《Frontier Myanmar》在 2022 年的一篇報導提到：社運人士擔心獨立媒體過度聚焦於報導軍政府的暴力行為，以至於很少批評平行政府——民族團結政府（NUG），或是對 NUG 採取批判的角度，你對此的觀察是什麼？

Paul：這取決你收看哪一個媒體平台，如果你一直關注親 NUG 的媒體，那當然只會看到一樣的新聞內容。但是還有其他獨立媒體，就像你提到的《Frontier Myanmar》，試著保持公正，並且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媒體，你應該要做好你的工作，採取平衡報導的方式。此外，我覺得這個取決於讀者本身，因為我們現在都只沈浸在自己的同溫層裡，如果我朋友贊同這個看法，那我也會一起跟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不會踏出我的同溫層，也就會覺得身邊的人的看法都跟自己一樣，但事實並非如此。

問：那麼身為記者，這兩年下來，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Paul：如果要我單獨挑出一個感人的故事，我認為這對許多因為政變而遭受巨大苦難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儘管我真的很想說：「你知道，這個故事讓我掉下了眼淚。」我認為自從政變以來，很多學生被處決、人們被逮捕和拘留等——這一些都是我一直在聽到的悲慘故事，因為你看到一個家庭如何失去親人，如何失去他們的兒子和女兒、丈夫和妻子。我們看到這麼多年輕的 Z 世代，這些孩子應該擁有光明的未來，他們以前過著舒服的生活、睡在有空調的房間裡，但現在他們卻在森林裡（戰鬥）。

所以我很難單獨挑出最深刻的故事，因為 2 月 1 日軍方發動政變，我猜這就是緬甸和緬甸人民最悲傷的一天，因為人們的生活已經天翻地覆。就像，

問：政變以來，許多記者被拘留，甚至被殺害。在局勢未見好轉，記者的工作也越來越危險的情況下，你有想過要離開緬甸嗎？

Paul：當然。我認為任何有機會的人都會考慮離開緬甸。但是，當然，對於仍留在緬甸的人來說也存在各種原因，這關乎個人和經濟因素，則無法怪任何人。令人遺憾的也是，我們當初看到在翁山蘇姬的帶領下，緬甸似乎朝著好的方向前進，防疫也逐漸上軌道（以當時的情況而言）。然後 2 月 1 號，就發生政變了。我不知道民主力量什麼時候會獲勝，緬甸什麼時候會恢復，是要再花 10 年、20 年才能回到政變前嗎？我猜吧。

問：如果是這樣，是什麼原因讓你最後選擇留在緬甸呢？

Paul：基於個人原因，我留下來了。身為一名記者，也有同事一直告訴我：「你在幹什麼？你應該離開。」當然，最終的目標是離開，但是你知道，只要你還在這個國家，你就還可以見證現場，這比依靠第二方或第三方的資源來得好多了。

我不想要給予軍方任何的稱讚，說什麼：「哦，情況並不像他們說的那樣糟糕，」，但實際情況並不像國際媒體所說的那樣混亂。你知道，在仰光這樣的大城市，並沒有任何搖搖欲墜的建築物、炸彈等，人們還是繼續過生活，這邊也還有夜生活。雖然有些人對此抱持質疑，認為：有些孩子還在森林裡戰鬥，你卻在夜店裡狂歡？

但當然，只要我還在這裡，我就可以見證實際情況。我也必須說我是幸運的人之一，因為如果我身處在那些被軍政府攻擊的地區，我不認為我還可以像這樣，在下午接受你的訪問。

▌最壞的打算

問：在身心都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你怎麼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

Paul：我想，我的身心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麻木，就像你已經對城市裡爆炸聲感到麻木。有時，你就是忙於其他工作，在整體生活上，關於自己會不會被拘留的想法有時會消失一陣，也是這樣短暫的時刻可以讓我繼續前進，你知道，就算是小時刻也好。

或者，你讀到好消息，例如 NUG 政府有一些進展，這些事也可以讓你繼續前進，讓你忘記你其實還生活在一個想要逮捕你的專制政權裡。

問：你有沒有做好最壞的打算了？我指的是：被拘留。

Paul：當然有預備計畫，但你知道，我希望我永遠都不會有面對它的一天。當然，如果你在這裡當記者，你應該總是有一個預備計畫以防萬一。這不是假設性的預備計畫，而是一個（真實的）預備計畫。萬一發生如何事情，A 計畫被打亂了，你可以直接跳到 B 計畫和 C 計畫，你需要有應急措施。

問：最後，你最近有什麼開心的事可以跟我們分享嗎？或者，可否和我們分享你最近在聽哪一些歌曲呢？

Paul：只是一些小事吧，比如和流浪小狗和小貓玩耍。它們，非常自由，也非常友好，跟它們玩耍對我來說就是快樂的時刻。

至於歌曲，我最近在聽 K-Pop（笑）。我在聽 NewJeans 的 Ditto 和 Hype Boy，這首歌非常吸引人，我想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