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德國競爭力（上）：不只是「工業水準」而已——兼回應李家同

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教授2月在臉書撰文，推崇德國強大的工業發展，不只降低了失業率，更使德國出現國家財政盈餘，且德國並非社會福利不佳的國家。語末，李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我們應該學習德國，將我們的工業水準更上一層樓。」

李家同教授對德國的觀察，基本上也反映出一般民眾對德國這個製造業強國的基本定見，並衍伸出一個具有科技決定論況味的論證：只要工業強大，國家財政就不會差，社會福利制度就能夠確保，民眾生活也自然就會好了。然而，德國經驗——或者說「德國模式」（Modell Deutschland）——除了所謂的「科技領先」以外，又有哪些因素造就「德式競爭力」？德國製造業奇蹟又面對什麼樣的瓶頸？

▌「德國模式」是什麼？

「德國模式」通常被視為有別於「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國家角色在經濟領域極小化）之外的另一條路——一種以規範市場力量為核心觀念的「社會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家團體與工會之間處於合作的關係。

具有家族經營性質的中小企業是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中小企業與大學、區域銀行緊密合作，共同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產業勞工普遍加入工會，通過集體談判下的團體協約保障勞動條件；其他基本的特徵還包括：資本集中化、主要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具有「遠見」不追求短期利益的金融機構，以及一個具有父權特徵的俾斯麥式社會福利國家。

以上是吾人所熟悉，上個世紀德國的制度安排，姑且稱之為「德國模式1.0」；到了21世紀之後，「德國模式2.0」開始展露頭角。一言以敝之，德國在新世紀擺脫了組合主義（corporatism），開始轉而投向盎格魯薩克遜式，也就是由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

其主要論據有二：德國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於2002-05年間推動的哈茨第一到第四號法案（Hartz I-IV）中削弱了。這套於社民黨執政期間推動的法案，旨在使勞動力市場更彈性化，包括延長退休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收縮失業保險金領取的時間，用低稅率與社會保險費用形塑非典勞動力市場等等；同時，給予證券市場更多的活動空間，資本市場力量較過去強大許多。

然而，光從這些模式的爭論，其實比較難具體地認識德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以及有哪些具體的政策促成今天德國成為製造業大國的國際地位。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還是處於爭辯中，以下茲從工資抑制、產業東進、組合主義三個角度，理解德國工業成功的關鍵，並以科技創新以及政府公共投資雙雙趨緩，探討德國風光的產業背後，優勢漸去的深層原因。

▌德國超級生產力的來源：抑制工資政策奏效

在十餘年前，德國還因為聯邦德國（FDR）「吞併」民主德國（GDR）（即俗稱的兩德統一）以及「德國模式1.0」的疲態，經濟陷於停滯發展以及失業率飆高（即便仍低於歐盟水平）的狀態；當時的德國失業率大約在12%上下，與今天約3%的水準相差頗大。

為解決德國失業問題，德國最大工會「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的主席茨維克爾（Klaus Zwickel），曾於1995年表示，工會願同意停滯調漲實質工資——即工資調升的幅度僅反映通貨膨脹的水平，而不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比率，相應調整加薪幅度——以換取德國企業雇用更多的勞工；2000年，在社民黨籍的聯邦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任內，金屬工業工會與資方團體就工資上漲問題達成共識，勞方停止加薪以換取更多雇用的提議，獲得資方團體的接納。

這對德國產業——尤其是外銷導向的製造業——而言簡直是超級利多。在技術相關的生產力持續發展下，資方利潤空間必然上升；在1999年德國馬克被歐元取代，柏林形同無法透過操縱匯率、創造有利出口的條件下，維持國內相對於其他國家較低勞動力成本，形同德國內部的貨幣貶值，甚至要比貨幣貶值還更為有效。

薪資凍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匯率下跌都會使得製造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這也是德國製造業強勢國際競爭力的來源。1999-2008年之間，德國製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9%。這造成何種影響？對德國而言，自2000年後德國GDP佔國內需求的比率不斷提高（見圖一），這個趨勢一直到2007年才放緩，國內需求不振的狀況甚為明顯。其主要的原因，極可能就是受到國內薪資凍漲的影響，或者，德國製造業產業東移造成的效應。

▌通過產業東移擴大生產

近廿年來德國產業東擴的歷史主要分成兩個時期：1989年後與2004年後。前者正值「蘇東波」轉軌到資本主義之際，德企大肆地通過廉價收購在東歐攻城掠地；第二次則是在2004年歐盟東擴期間，隨著東歐國家降低關稅與投資限制，加上當地較為寬鬆的法規以及相對於德國廉價的勞動力，德企將製程末端改設在東歐國家，雖然每個國家都不大，但是加總在一起，也構成了一塊不小的市場。

《紐約時報》於2007年就曾經報導，在德國雇用一個勞工的工資，在東歐可以雇用五個人。這產生了三個區域效應：其一、有效降低了東歐國家的失業率；其二、過去德國製造業外包生產的對象在南歐國家，這直接影響了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製造業及其就業狀況；其三，德國失業率自2006年後從10%開始降低，之後持續下跌，到去年僅有3.3%。^註1德國在產業外移，尤其是製造業外移的情況下，依舊維持強大的製造業就業人口，「外廠」生產越多，越能夠鞏固德國本地生產商品的出口，進而鞏固了本地的就業。

面對不振的國內需求，德國企業必須找尋更多國外的市場，才能夠彌補國內需求減少的缺口；對其他國家而論，這表示能夠賣到德國的服務與商品也因此衰退，而德國出口商品也因為國內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而強化了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德國貿易經常帳從1991-2001年之間都呈現赤字，其後一飛沖天，到2015年達到歷史高點GDP的8.9%，2018年也有7.4%之譜。

即便「歐盟執委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呼籲德國擴大內需市場，並通過調薪的方式平衡貿易順差，但是德國聯邦政府常將問題推說是企業與市場等私部門的事。法國經濟學者勒莫涅（Mathild Le Moigne）與海古特（Xavier Ragot）推估，德國政府此種「重商主義」的態度及工資政策，直接使法國失業率至少提升2%。此外，一但法國與義大利等其他歐盟經濟大國仿效，歐元區難保不會發生通貨緊縮的問題。

▌回歸組合主義下的勞資合作

然而，亦有部分論者反對將德國強勢的經濟成長歸因於工資抑制，這主要有以下幾個論點：其一、德國貨品質優良讓人信賴。德國超過70%的出口商品來自於中小企業，而這些商品本身未必來自於卓越的創新，而是其產品與服務信實可靠所致。

其二、經濟學者史多姆（Servaas Storm）與納茲提派德（C.W.M. Naastepad）認為，德國的產業協調以及科技帶動的產業模式，才是德國經濟增長的原因。產業協調意味德國的製造業並沒有擁抱「德國模式2.0」，而是繼續沿用「德國模式1.0」中工會與資本家雙方緊密的合作關係。

舉例來說，IG Metall於2018年初發動的罷工訴求加薪、更多的休息與家庭照護時間，但上次IG Metall的大罷工卻要追溯到上個世紀的1995年。換句話說，德國的暢旺的製造業引擎主要建基於組合主義模式，相較於新自由主義體制吹捧的彈性化勞資體制，組合主義模式能夠透過穩定雇用勞資之間的社會信任，使得資方也更願意投資於產業升級，而擁有一技之長的勞工也更願意專精於技術，提供優質勞動力。

——▌下篇待續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