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暴民警察製造？「黃背心」與法國惡化的警民對立

2月2日早晨，在巴黎十二區的多梅尼爾（Daumesnil）廣場上，抗爭者拉起了巨大的橫幅 ，「拒絕警察暴力、停用鎮暴子彈」。坐在輪椅上的安東尼（Antoine）是這場遊行的發起人，一年前在某場遊行中遭到橡膠子彈（Flash-ball）攻擊而從此無法行走，他控訴警察任意的暴力奪走了他的工作能力，和與兒子踢足球的願望。

廣場的另一端，一位戴著牛仔帽、單眼貼上繃帶的「獨眼龍」在記者簇擁下步入遊行隊伍，他是羅德里格斯（Jérôme Rodrigues），黃背心運動少數媒體知名的領袖，一周前剛在黃背心集會的尾聲被橡膠皮彈擊中右眼。「我只是運動迄今的20位受傷者之一，請不要把焦點放在我身上。」他反覆說著。黃背心抗爭以來最肅穆的一場遊行便在這幾位傷者的自白中展開。「抗議警察暴力，為傷者而走」成為這場遊行的訴求。除了多位傷者出席之外，其他抗議者也紛紛戴上眼罩或染血的繃帶，表達對警察執法受害者的同情與團結。

黃背心運動發展以來，警民衝突與抗爭的暴力畫面成為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鮮少為人報導的是，法國警察執法方式和警力政策如何催化了街頭警民對峙。事實上，從10月底第一場抗爭以來，全法國因警察執法受重傷 （失明、斷肢、昏迷）的民眾已達至少20人，當中許多人是受到 Flash-ball 的攻擊。

如果說黃背心的抗爭訴求和手段，刷新了過去老牌社運組織的抗議手法，那麼國家機器壓制民眾抗議的暴力強度，同時也達到歷史性的新高。追究此現象根源，不能不談法國警力政策在歐盟國家中的相對落後。

▌鎮壓者 vs. 引導者：法國警力政策的雙重例外

街頭示威是民主國家中群眾表達訴求的常態，而如何確保街頭抗爭能夠和平收場，牽涉著警力調配的方式，以及警民信任關係的培養。1990年後期以來，歐盟諸多國家，都愈加注重警民溝通，在警政單位中培養專長在抗爭現場溝通的專家，給予這些警察類似社工的訓練，並要求在抗議現場溝通小組力盡疏導群眾情緒、與抗爭民眾溝通的義務，確保遊行能夠和平結束。這套警民溝通哲學奠基於四大原則：

• 對群眾心理充分掌握：確保在遊行隊伍當中群眾認同同質性的維持，避免各種可能激化群眾心理的手段 （警力的驀然介入、不同政治認同群體的相遇等）。
• 輔導、陪伴群眾遊行，減少路面障礙。
• 與群眾的充分溝通作為維持秩序策略的優先邏輯。
• 透過分散群眾以及有目標的鎖定部分抗爭者來確保遊行疏散後的秩序。

根據這套哲學，警察在抗爭現場的角色並非象徵國家暴力的「鎮壓者」，而是疏導者與陪伴者，通過對抗議群眾情緒的掌握和不同隊伍間距離的確認，確保遊行的和平進行。

而這些工作得以成功，單靠臨陣磨槍的街頭對抗絕不足夠，還需要事前培養警務人員對參與示威者的了解，溝通的演練等等。因此，隨著這套理論的推廣，許多歐盟國家 （德國、丹麥、荷蘭、瑞士、瑞典、英國等）的警政機關都創造了類似的警務編制，訓練專精的警察在抗議現場，在示威中能夠針對最激進的群體快速地防止其破壞遊行秩序，讓其他和平示威者能夠平安離場。此外，為了樹立警察執法的正當性，德國警察也會配備大聲公和LED螢幕，在抗議尾聲以這些工具表達訴求，勸導示威者和平解散。

相較於其他歐盟國家，法國警務系統對抗議遊行的治理邏輯仍停留在舊時的思維。不若其鄰國警察系統強調對抗議現場溝通、以及認識不同抗爭群體，法國警政系統將所有抗議者一視同仁，採取統一的鎮壓手段；在遊行尾聲，為了說服示威者解散，警察的策略不是鎖定少數有暴力傾向的群體，而往往包圍遊行者，出動水車、催淚瓦斯以武力驅離，不服者便加以逮捕，且將拘捕數字視為執法效率的指標。

除了這套守舊的管理思維外，法國警察更配備了其他民主國家抗議現場中少見的鎮暴武器：「Flash-ball」。這款武器由法國軍火工廠出品，由橡膠製子彈搭配火藥，雖不會致命，一旦觸及人體仍會造成不可復原的傷害，全世界只有法國、葡萄牙和澳門的警察配備。2002年，薩科奇 （Nicolas Sarkozy）擔任法國內政部長時，首先將 Flash-ball 擴及於巡邏困難街區的反犯罪刑警（BAC），隨後又普及到一般的街頭警察。

▌警民暴力的惡性循環

2005至2012年間，法國全國共有22起因警察執法使用 Flash-ball 而失明的案例，其中不乏青少年，甚至是兒童。2010年，馬賽郊區也因為警察在執法勸阻打群架時使用 Flash-ball，而造成一位平民重傷喪命。自2012年起，法國諸多工會、民間團體和國際特赦組織，共同要求法國政府禁用 Flash-ball，然而各式各樣的請願至今仍徒勞無功。

正由於法國在遊行管理邏輯和武力使用的雙重例外，2012年以來，隨著社會黨政府頒布諸多撙節措施，民間社會抗議聲音不絕，街頭抗爭和警察執法的暴力升級也屢成正比。即使是充滿家庭與孩童的傳統五一勞動節遊行，警察也不吝出動催淚瓦斯和水車，逼迫抗議者提前解散 （2016年五一勞動節遊行便是一例）。

國家機器壓迫群眾集會權的結果，便是加強暴力的惡性循環：基進左派中出現了新的極少數力量，主張在抗爭現場與警察對峙，出奇不意地在遊行現場發動攻擊搗毀；而由於警察執法的正當性逐漸削弱，黃背心運動更在抗議路線上頻頻挑戰警察規範，放棄傳統左派行之有年、集中在巴黎東區的遊行路線，而直搗巴黎西區香榭麗舍大道、協和廣場以及國家議會等政經樞紐集中地，或是以遍地開花形式挑戰警力部署。

換句話說，黃背心運動看似例外的警民對峙張力，也正是十幾年來法國警察執法暴力升高的反作用力。

▌警察：國家暴力的另類受害者

當然 ，國家機器並非鐵板一塊，面對鎮暴的壓力，同具勞工身分的警察也有許多苦水要吐。

警察執法過當和頻繁使用 Flash-ball 的首要原因，來自於財務撙節政策下造成的警力不足。自2007年薩科奇政府執政以來，縮減公務員員額為執政指導方針，長期遇缺不補導致警力嚴重不足。

控制黃背心運動讓警力調度捉襟見肘，除了熟悉此一勤務的武裝鎮暴警察以外，也大量動員訓練不足的「反犯罪刑警」。這些基層刑警平素的職務多為在艱困街區臨檢，甚少有處理街頭遊行的經驗，一旦面臨不熟悉的場面，往往只能聽從上級命令以武力解散群眾，從而造成了許多執法過當的指控，乃至於不必要的平民傷害。

為了凸顯警察工作量過重的情況，警察工會在2018年12月中已發起罷工，要求全國增補1,000名警員、正常給付加班費，並增加相關警用支出。部分工會成員也指出基層警察和黃背心絕非對立面：許多警察和黃背心成員一樣面臨著帳戶月光的困窘，一樣受到燃料稅調漲的衝擊，他們對黃背心的訴求其實多所同情。因上級命令而使用暴力鎮壓成為眾矢之的，許多警察亦感無奈。

而2015年法國在發生一連串恐怖攻擊後頒布警急狀態，軍警的工作量遽增，更少的人力卻得執行加倍的臨檢、圍捕任務，警察的身心理壓力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黃背心運動期間，不管是警察上級在街頭採取的高壓包圍政策，或是要求加強拘捕的數字管理，都為警察帶來莫大壓力。因此，另一個法國政府不願面對的真相便是「警察自殺的遽增」。

根據警察工會的統計，2018年全法國至少有32位警察與9位軍人自殺，而這數字在2019年1月中已達9位。每當警員自殺事件發生，警政機關內部往往採用「個人因素」結案調查，不願與工作壓力和心理傷害做連結，警察工會只能透過社群網絡做非正式的統計，卻難以凸顯警員工作壓力造成的憂鬱、工傷甚至自殺效應。換句話說，在警力不足和錯誤政策的壓力剝削下，警察同樣是國家暴力的受害者。

▌集會自由與民主危機

除了對於街頭示威的鎮壓之外，為了嚇阻黃背心運動，馬克宏政府更在2月5日通過了《防暴徒法》（la loi anti-casseur），給予地方警察局核准集會遊行申請、甚至限制部分公民集會自由權利的法源依據。此部相當於台灣《集會遊行法》的法律，顯然已經牴觸了民主國家保障的公民基本集會自由，遭到包括部分警察工會在內的民間團體反對。

透過將街頭抗議者標籤為「暴民」的邏輯，馬克宏政府提出這部限縮集會自由的法律，顯然是對民主原則的輕蔑。傷殘的抗議平民、疲憊沮喪的警察、打折的民主集會自由……， 黃背心運動發展至今，所挑戰的已遠超過運動起始的燃料稅爭議，而直指資本主義民主的極限。5月底的歐盟議會選舉，將是對馬克宏政府合法性的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