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之謎：15美元時薪，掀起爭論的兩份西雅圖報告

在美國，這一個崇尚個人主義與自由經濟秩序的國家中，面對法定「最低工資」上漲的風潮，批評者與支持者也都提供了不少經驗性的研究成果。今年六月底，西雅圖最低工資金額的研究報告，引發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來自華盛頓大學與加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兩個研究團隊，針對西雅圖的最低工資政策所引發的社會效應，作出南轅北轍的研究結論，使得調升最低工資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都能夠在這兩份論文中找到支持的依據。

雖然比不上矽谷，但坐擁波音、微軟、亞馬遜與星巴克等跨國企業總部的西雅圖，是美國經濟成長勢頭極其強勁的中小型都會。成長的經濟，加上太平洋東岸的自由主義風氣，西雅圖市政府近些年來積極地調整最低工資。2015年，市政府將最低工資從每小時9.47美元，依據企業雇用人數的多寡為依據（以雇用500人為分界），提昇到10或11美元，並於2016年再加到13美元，預計2017年，將增加到15美元。

西雅圖市政府大幅調升最低工資的政策，是否帶來正面的經濟效果，還是適得其反地嚇跑了投資人，並減少低工資勞動者被雇用的機會？這些問題讓「西雅圖最低工資」成為學術單位青睞的研究對象。

▌美國最低工資的現況

在討論這起案例之前，先讓我們認識美國最低工資政策大致發展的狀況。

工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直是一個尖銳的問題。一般而言，自由市場信奉者認為，這是勞動力在市場自由交易下的價格，反映了市場的供需，國家最好不要介入；馬克思主義認為，工資是勞動力進行再生產的價格，在看似等價交易的迷障下進行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反映到現實，由於歐美國家相繼進入「後工業社會」，隨著藍領勞工佔總勞動人口比率的下降，工會作為一個勞動條件談判單位的話事功能，也一去不復返，在工會組織率下降的同時，國家基於維護社會安全以及統治合法性的需要，在21世紀開始後將「最低工資」納入國家勞動政策，更直接地介入勞動力市場。

美國最低工資上次調漲是在2009年，從2007年的5.15美元調整到7.25美元。這是因為2006年後，美國民主黨在暌違12年後再度贏得眾議院多數席次，為回應其工人階級調漲最低工資的需求而來的政策交換成果。^註1從民調來看，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支持調高最低工資。美國皮尤調查中心於2014年所公布的調查顯示，高達73％的受訪者支持聯邦最低工資從7.25美元調高到10.10美元。當中傾向民主黨的受訪者高達90%支持，而傾向共和黨的受訪者支持度也高達53%。

從網路媒體哈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與YouGov於2016年公布的一份民調中，亦可發現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支持聯邦最低工資落在10.10美元，比率約在66%；隨著金額提高，支持度隨之降低，支持12美元與15美元的支持比率分別為59%與48%。就黨派屬性而言，支持共和黨的民眾最多支持的金額為10.10美元（57%），再加碼後，支持的比率迅速滑落到不及四成。而支持民主黨的民眾大約落在10.10美元與12美元之間，各佔78%與80%，支持15美元的比率則滑落到48%。

如果將問題設定在單一選項下比較偏好的最低工資政策，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三成民眾支持調漲到每小時15美元，與支持調升到10.1美元的28%比率相當，只有二成民眾支持調整到12美元。綜合以上，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美國民眾對於最低工資意見的趨勢是支持調漲者較多，即便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也有過半數民眾支持。

美國民眾普遍支持最低工資調漲的意見，持續反映到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在民主黨初選階段中，最低工資的議題成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希拉蕊（Hilary Clinton）之間的競爭。桑德斯的政見，是將全美最低工資提升至每小時15美元，希拉蕊在壓力下表態，將標準設為12美元。

甫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資格的川普曾表示，如果更多美國企業能將生產線遷回本土，美國工人時薪超過15美元將不是什麼難事。但其所提的10美元最低工資，卻飽受黨內保守派的批評。川普就任後，首位任命但最後退出的勞工部長提名人普澤德（Andrew Puzder），以反對最低工資聞名，而新任部長阿柯斯塔（R. Alexander Acosta）亦遲遲不願表明態度。

調整最低工資之所以能夠成為總統大選重要的議題，在於自2009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有10年未調漲最低工資了。美國聯邦主義的優點在於，當聯邦政府因各種原因不作為時，各州政府能夠自救。當前，美國有29個州以及華盛頓特區的最低工資，高於聯邦政府每小時7.25美元的規定，11個州與聯邦規定一致，2個州少於7.25美元，同時也有6個州未規定最低工資。一般而言，未制訂最低工資的州社會風氣較為保守，勞動條件保障普遍較差。

▌西雅圖案例：在最低工資調漲之後...

但提高最低工資，真是否有助於保障低薪勞動者權益？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所提的西雅圖基本工資報告，今年6月，這兩份分屬華盛頓大學與加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重量級研究報告出爐。兩個研究結論南轅北轍，究竟為什麼？

先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團隊，針對2009-2016年間西雅圖食品產業的狀況進行研究，該產業因為大量使用最低工資勞工而成為研究的對象。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每上漲10%，在食品服務產業中工資上漲幅度接近1%，這當中像是速食店等有限度服務的餐廳工資，上漲幅度可達2.3%，但在有服務生的餐廳中，薪資成長幅度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另一方面，相較於其它食品產業雇用人數略微上升的情況，有限度服務的速食店雇用人數略微下降，但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

總體來說，整個食品產業雇用的人數，並未因為最低工資提昇到每小時13美元，而出現顯著的縮減，但是整體工資上升的程度亦相當相當有限，這表示雇主懂得利用小費政策來控制薪資上漲的幅度。^註2

稍後，來自華盛頓大學的團隊則指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他們在報告中主張，在西雅圖市近期第二次調漲最低工資的2016年，西雅圖的低薪就業市場起了顯著的變化——每小時工資雖然增加了3%，但低工資勞動部門中的總工時，卻減少了9%。

根據報告，低薪勞工原先每月可拿到平均約1,897美元的薪水，但在最低薪資從11元提升到13美元之後，由於工時減少之故，整體損失了179美元；雖然每個月的工資因最低工資調升而增加了54美元，但在工時調減下，直接造成的影響是低工資勞工每個月要減少大約125元的收入，約損失6.6％的工資。但令人較為鬆口氣的是，研究也發現，西雅圖的物價並未因為調漲最低工資而上漲。

南轅北轍的報告結果引發了激烈的政治口水戰。在加大柏克萊分校的研究結果公布後，西雅圖市長莫瑞（Ed Murray）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當我們通過每日15美元的最低工資時，諸多警告聲音接踵而來，他們告訴我們經濟將被擊潰，工作會消失，同時雇主也會離去…但今天的西雅圖的經濟與失業率都是有史以來就好的，雇主為了爭取受雇者而相互競爭。」

面對華盛頓大學的調查，加大柏克萊分校的團隊卻認為「不可信」，而西雅圖市府政策與創新辦公室主任費德斯坦（Robert Feldstein），甚至寫了一封公開信，指出華盛頓大學的調查，因選擇研究對象的不當，而導引出不能令人信服的結論。^註3 領導華盛頓大學團隊的隆恩教授（Mark C. Long則信心滿滿地指出，在2016年西雅圖市低工資勞工的總工時，確實是減少了，而這時間點，剛好是最低工資從每小時11元增長到13元的時段。

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兩組研究者研究對象上的差異，使之「客觀」的測量產出相異的結果並不足為奇。此外，也由於西雅圖處於經濟上升階段，其經驗能否套用在其它經濟相對停滯的地區，至今也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即便如此，這兩份研究報告在政治上的意義，恐怕更甚於其在學術領域的效應，支持與反對最低工資調漲者，都能夠在這兩份研究報告中找到自己屬意的論點，進而強化自己對這項議題的認知。

大家也都在觀望提升最低工資的實質成效：華盛頓大學認為低薪勞工的平均工資與總工時都因而降低，但物價並未上漲，加大柏克萊的團隊則認為食品業低薪勞工的工時未顯著減少，工資亦未顯著增長。換言之，調漲最低工資，受害的仍可能是最低層的弱勢勞動者，這一點在實證研究上至少是正反併陳，但相關研究者都不希望讀者將西雅圖的經驗，過度推論到其它地區的發展狀況，畢竟，各地區客觀經濟狀況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影響成效的因素真的太多了。

回到真實世界，受薪者誰不希望收入提昇？這也是為何這一股時薪15美元的風潮，能夠從西雅圖同時吹向高收入的紐約與加州，以及藍領勞工居多的波士頓跟華盛頓特區的原因。

▌洛杉磯機案例：工會的「逃脫條款」？

2015年6月，洛杉磯市長加希提（Eric Garcetti）也簽署了最低工資15美元的法令。當時，洛杉磯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9美元，加希提預定在2020年前，調漲到15美元。由於是法令的方式，即便市長換人當，也必須遵守；這也是民間團體「洛杉磯提高工資聯盟」（LA Raise the Wage Coalition）經過長時間推動所欲實現的目標。

但就在同時，洛杉磯主要的工會——例如，服務業工會（SEIU）與洛杉磯產業勞工聯盟（Los Angeles County Federation of Labor）卻主張「工會逃脫條款」，其主旨為工會能夠透過勞資談判，取得不需要遵守最低工資的地位。弔詭的是，這幾家工會先前都是爭取最低工資15美元的推動者。葫蘆裡面究竟在賣什麼藥？

一般認為，工會藉此以退為進，希望以勞資同意以降低薪資的方式，爭取雇主不再嚴格限制工會在工作場所內的組織活動。洛杉磯產業勞工聯盟主席席克斯（Rusty Hicks）就認為，雇主與工會在團體協商中，應能夠就各自所認為優先的項目，自由地展開談判。但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認為，企業不大可能就此開放工會活動的空間。

「工會逃脫條款」引發的批評，還包括工會藉機自肥。在1983年，加入工會的勞工數約20.1%，但到了2015年，卻降至11.1%。工會會員數低，連帶影響的是會費的減少。如果純粹就收益來看，入會費大約在50美元，月會費約為勞工工資的2%-4%，一旦雇主支付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將會變成工會與雇主的雙贏，而基層勞工傷了荷包。

而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勞資的團體協商能否凌駕政府法令？眾所周知，姑且不論實際執行成效，最低工資法制化的目的在於設定工資的地板，因為這地板能夠保障起碼的勞動所得，而不致於被剝削殆盡。集體談判的結果應該是協商出一個高於最低工資的薪給方案，假使協商的結果還要更低於最低工資，不就與保障基本收入的立法要旨相違背？而更可怕的地方在於假使工會變得保守化，開始與雇主合謀降低勞動條件，受害的就仍舊是基層勞工。目前「工會逃脫條款」已經在舊金山、里奇蒙與長灘等地區實施，在洛杉磯則是遭到市議會阻擋，不得實施。

▌工資，只是一種監禁

最後，筆者嘗試從批判性的角度理解最低工資調整問題。

反對調漲者往往認為調漲會使雇主採取降低工時、裁減員工等方式因應，最後受害的還是勞工中最底層的部分。像是加州州議會就下了但書，如果發現調漲最低工資造成抑制工作職位成長，或對經濟發展出現有害的影響時，州政府將停止調漲最低工資。但為何勞工必須承擔這些不利的指責與社會壓力，而雇主卻可以撇得一乾二淨？

如按加州州議會的邏輯，更需要被禁止的，應該是裁減工作職位的自動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在生產活動上的運用，而不是最低工資的保障。根據今日美國報（USA Today）統計S&P Capital IQ提供的資料發現，美國13家餐飲、零售大公司的執行長的時薪平均為5,859美元（折合台幣約17萬5千元）。拿時薪10美元的低薪勞工工作2個月，還比不上CEO的1小時。股神巴菲特日前受訪時直言，美國經濟最大的癥結點，在於「像我這樣的有錢人太多了」、「因為當創造出能嘉惠社會的事物，卻可能無情傷害其他個體，社會就必須確保這些個體能被照顧到。」

弔詭的是，現在社會崇金拜富，且越來越不去質問薪酬差異極度擴大，以及財產高度集中對社會產生的嚴重後果，而提高最低工資尚且還要背負挫傷經濟的罵名。何以至此？最低工資到頭說來是對人的身體與思想的規訓。如同傅柯（M.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中所指：

它使勞動者為幾塊錢處處折腰碰壁而趨於順從，便於統治者對社會控管。這或許才是最低工資計畫，意在保障工資樓地板，實則實現對每一個勞動者進行規訓的潛在目的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