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依然的廢墟：民族實驗失敗後的極端伊斯蘭

文／孫超群（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的對撞，主宰著中東諸國的政治命運。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雖然當時鄂圖曼蘇丹推行了現代化的「坦志麥特」改革運動，但仍然修補不了千瘡百孔的帝國驅殻，而徐徐步向滅亡之路。縱使在那之後阿拉伯民族從帝國中解放出來，卻只是換了主人，為帝國主義國家勞役，命運仍不能自決。

整個中東殖民反抗史，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所提出的「挑戰與回應」理論一樣——有人選擇固步自封，有人卻救亡心切，在危機中掙扎求存。阿富汗尼等人乃屬後者，知識分子們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實，中國、印度等國家所面對的困境亦然，這種在亞洲人眼中的浩劫，迫使思想家們擺脫傳統框架，找出經世治國之道。

從實踐伊斯蘭改良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悍衛傳統到採用西方模式，均為一場救亡實驗。然而，這實驗真的成功嗎？到了一九六零年代末期，這場實驗似乎遇到嚴重挫敗，民族主義缺點盡露，讓時人逐漸返樸伊斯蘭宗教，作為撥亂反正之意識形態。

▌第三階段：民族主義的實驗失敗，重燃伊斯蘭之火

二戰後阿拉伯世界諸國獨立建國，但民眾卻感到世俗民族主義的精英份子，與西方帝國主義狼狽為奸。西化且世俗的後殖民時代精英，因為視伊斯蘭為現代化的阻礙，透過殘暴手段鎮壓伊斯蘭團體，這種情況令民眾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以泛伊斯蘭為主的群眾，最終與泛民族主義的政權精英站向對立面。

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和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家族、以及伊拉克前總統海珊（Saddam Hussein），均為世俗民族主義的佼佼者。民族主義滋生了獨裁、腐敗、媚外以及脫離群眾，變成了只為獨裁者服務的意識形態，使之慢慢失去民眾的認同。此後，伊斯蘭主義正式與民族主義分道揚鑣。

1960年代為中東思想發展史的分水嶺，尤其以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為界。以色列軍隊快刀斬亂麻，只需六天，就令以敘利亞、伊拉克及埃及為首的阿拉伯陣營，潰不成軍。這場戰敗，讓這些世俗民族國家得到嚴厲的教訓，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的現代化努力付諸東流，不少阿拉伯國家更在六日戰爭後，向西方靠攏。

在這冷戰角力場上，埃及、敘利亞及伊拉克本來是親蘇聯陣營，隨後卻漸漸倒向美國陣營。例如，在1974年贖罪日戰爭（又稱第四次中東戰爭）後，以色列與敘利亞達成了協議，劃定了包括戈蘭高地的雙方國界，並維持至今；加上，在美國的斡旋下，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了〈大衛營協定〉（Camp David Accords），簽訂和平條約——這種妥協，頓時讓一向與猶太民族為敵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失去了道德高地。

這一切在泛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難以忍受的。阿拉伯民族國家弊病叢生，令泛伊斯蘭主義之火重燃，人們逐漸認為宗教才是富國強兵的靈丹妙藥。伊斯蘭主義在過去雖然看似沉寂一時，但卻默默耕耘，並演變成極端保守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大半個世紀前阿富汗尼所鼓吹的伊斯蘭改良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改良主義認為伊斯蘭宗教與現代化互相兼容，在師法於英美列強之餘，仍能保存傳統特色。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以為然：這派認為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以外的地方為「戰爭地區」（dar al-harb），缺乏政治正統性（Legitimacy），因此他們的最終目標是透過發動「全球聖戰」（Global Jihad），對抗西方所建構出來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把伊斯蘭宗教擴展至世界每個角落，建立全球的伊斯蘭國度。此外，他們主張以「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管治，以其宗教生活為依歸，因此也反對世俗化，並與現代化水火不容。

原教旨主義派的代表人物有：薩拉菲教派（Salafism）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創立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及埃及伊斯蘭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庫特布為此階段的靈魂人物。早年他受埃及民族主義政黨「瓦夫德黨」（Wafd Party）的激勵，且受世俗教育及導師的薰陶。但是，後來因不滿瓦夫德黨在對抗親英國王上毫無作爲，庫特布開始改變立場，越趨激進，並繼承了班納，成為薩拉菲教派的代言人。

之後，庫特布撰寫了當代伊斯蘭重要著作——《里程碑》（Milestones），並鼓吹發動全球聖戰，因而成為了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思想嚮導。最後在1966年，他被指控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納瑟（Gamel Abdel Nasser）的陰謀，被處以絞刑。他的「殉教」對近代伊斯蘭恐怖主義有啟蒙效果，例如此前提及在以色列與埃及修補關係後，當時的埃及總統沙達特（Mohamed Anwar el-Sadat）便遭伊斯蘭激進份子刺殺身亡，原因就是因為他與以色列妥協。

庫特布之後，全球伊斯蘭主義迅速崛起，穆斯林身份凌駕國家身份。在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成為了來自五湖四海的聖戰者的溫床。不少受庫特布啟發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如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及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等等，從不同的中東國家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這段期間，除了使他們產生一種超脫國家層面的身份認同，加劇了其宗教身份外，成功擊退蘇聯亦增加他們的氣焰，並把這種戰勝者的自信轉向對付西方，演變成恐怖主義並延續至今。

▌教派對立，敘利亞啟示錄

到最後，這種大勢對中東和平進程有何啟示呢？到了近代，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的對立，繼續阻礙中東和平進程。這盪手山芋，在敘利亞更為禍尤甚。

自1970年代阿薩德家族取得政權開始，就不斷建構敘利亞的民族主義：官方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不斷強調大馬士革於地理上為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Umayyad Dynasty）的中心，更稱其第一任哈里發穆阿維亞一世（Muawiyah I）為「敘利亞的始祖」；而且更不斷歌頒以抵抗十字軍東征聞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第一任蘇丹薩拉丁（Salah al-Din' ），他除了把一生大部分光陰留在敘利亞之外，其遺體更安葬於大馬士革。

於2001年，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出訪大馬士革，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贈送了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君主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的雕像，作為紀念品。這紀念品極具象徵意義，因為菲利普出生於敘利亞，這大大彰顯了敘利亞在當時的歷史意義。由此可見，阿薩德家族在建立敘利亞民族主義上不遺餘力。

和其他中東國家（如：埃及、伊拉克）一樣，阿薩德家族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在這去四十年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建設。家族在位至今，無疑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威權政體，扼殺了國內民主自由的發展。更甚者，在現代化的過程上，漸漸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國家大部分經濟成果，卻只落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導致貧富懸殊及社會兩極化日益嚴峻，終促成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示威，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不要忘記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突尼西亞一名小販自焚抗議警方騷擾，激起民憤，最後迫使總統班‧阿里（Zine al-Abidine Ben Ali）的政權垮台。敘利亞的處境亦然，在示威聲浪中，民眾高呼反對阿薩德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Rami Makhlouf）——當時金融時報指出，馬赫盧夫掌控了敘利亞六成的國家經濟，版圖橫跨電訊、基建與能源行業。

在這現代化過程中，群眾對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失望，助長了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民眾要求民主化改革的同時，而民主化亦會令極端伊斯蘭勢力有機可乘，終促成「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即使敘利亞內戰停火以後，這種民主化與現代化的兩難局面，政府在日後仍需面對。

最後就是總統阿薩德，以國內少數宗教（如：什葉派阿拉維教徒、德魯茲教徒及基督徒等）的守護者自居，強調會從ISIS威脅中保護他們。這得到了不少小眾的青睞，讓他們認為讓世俗民族主義的政府來管治，會更加安全。此一論述，卻也更加助長了教派對立，亦成為了日後和平進程的絆腳石。

在這兩個世紀以來，面對著外力的不斷入侵，帝國主義的幽靈依舊在中東俳徊。過去英法託管中東地區，到現在美俄列強代理人戰爭，都讓中東的政治命運不能掌握在其民眾手中。面對這種挑戰，民族主義與伊斯蘭主義由聚合到分離，由融合到排斥，都對中東的政局發展影響極其深遠。在了解今時今日的中東困局，大家需要在其近代思想發展史上抽絲剝繭，才能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

儘管阿薩德有機會妥協願意下台，真的會為中東得到和平嗎？一切實在言之尚早。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