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變前奏（上）：日本海軍，從裁軍到開戰

2016年12月8日（美國時間7日）是珍珠港事件75週年，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20年的1921年11月12日，以日本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為首席全權的代表團，步入位於華府市中心第17街的大陸紀念堂（Memorial Continental Hall），參加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太局勢深遠的華盛頓海軍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最終在隔年2月簽訂《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建立了人類歷史迄今仍絕無僅有的國際海軍裁軍體系。

傳統上，對這個會議多著墨於中國的「山東問題」及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之間的互動。不過從戰略角度而言，華盛頓海軍會議是國際關係史上第一個主要針對亞太地區舉行的重大國際會議，其所建立的海軍裁軍體系對往後的國際局勢影響甚大。加藤友三郎為了達成裁軍，不顧海軍內部的激烈反對，親手葬送自己多年來努力推動的「八八艦隊」造艦計劃，接受美國加諸於日本的劣勢力量比率，開啟往後十多年日本的合作外交之路。

然而這也在日本海軍內部埋下「條約派」與「艦隊派」分裂的種子，最終在1930年的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London Naval Conference of 1930）引發「干犯統帥權」事件，艦隊派藉此逐漸得勢並清洗了條約派，隨後主導日本廢除華盛頓海軍條約、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Second London Naval Disarmament Conference），對當時世局的影響極為深遠。

「八八艦隊」是日本帝國海軍為了與美國海軍對抗而提出的造艦計劃。美日關係在1907年因為加州的亞裔隔離法案及土地擁有禁令而一度瀕臨開戰。此後美國開始增強太平洋的海軍力量，並強化珍珠港、關島、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等基地的防務。日本也不遑多讓，1907年2月經明治天皇裁可的首次「帝國國防方針」，把美國作為帝國海軍的頭號假想敵，以後國防方針雖多次修訂，美國始終是日本海軍位列第一的假想敵，未曾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當年擬定的作戰計劃就已經跟後來的太平洋戰爭有頗多類似之處，例如日本要求先擊滅美軍在西太平洋的海軍艦隊並佔領菲律賓，再與跨洋而來的美軍艦隊主力決戰；而美軍在1919年制訂的「橘色作戰計劃」（War Plan Orange）也估計，日本可以在西太平洋率先奪得制海權。

只是，雙方最後沒有預料到，橫空殺出的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以海戰史上可說最大膽的珍珠港奇襲拉開戰爭的序幕，並因此把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優勢由美國原先估計的60天延長到半年左右。

▌ 「對美七成論」，假想軍備競賽

「帝國國防方針」要求日本海軍的兵力必須以能夠在東洋對美國採取攻勢的程度為標準。而就在此時，日本海軍內部由鼓吹海軍擴張、擁有「日本的馬漢」外號的戰史研究家佐藤鐵太郎，以及日俄戰爭期間待在東鄉平八郎身邊，被評為「智勇如勇」的傳奇參謀秋山真之等兩人為首，開始提倡所謂的「對美七成」兵力標準倡議，認為進攻方必須擁有多於防守方至少五成以上的兵力優勢，才能在戰爭中取勝，反之就是防守方占優勢。

按照「對美七成」的觀點，日本帝國海軍的兵力必須至少保有美國海軍整體的70%（美國海軍只比日本海軍多出43%左右的兵力），才能挫敗美國對日本發動的攻勢作戰。而且，考量到美國海軍的主力是大西洋艦隊，而日本卻能完全集中於西太平洋，「七成」的兵力對比加地理優勢，更增加日本的勝算。這種論點是否相當眼熟呢？同時期的德意志帝國海軍也運用類似的比率論作為其「風險理論」（Risk Theory）與英國進行海軍競賽的依據（詳見：「日德蘭海戰百年祭：鐵與血之外德意志的海洋自由」）。

兩者的基本思維高度相似，都是追求以劣勢兵力，在決定性海戰中擊敗假想敵，奪取制海權。而為了解決力量差距，兩者也都希望能夠在決戰前盡可能利用各種戰鬥來損耗優勢敵艦隊，讓雙方主力最後能在比較「平等」的物質基礎上進行最終決戰。

然而風險理論被戰略學界公認為破產的戰略，同樣以比率論為基礎的七成論呢？

據日本防衛廳（現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寫的《戰史叢書》之記載，當時的日本對需要動員整個國家全部的力量進行「總體戰」的觀念很淺薄，單純認為只要打贏艦隊決戰就能掌握太平洋的制海權，接著舉行講和會議。《戰史叢書》這麼說是以後見之明過於苛責，畢竟當時世界列強也很少有總體戰的認識，要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絞肉機才發展出這樣的觀念。

追求決定性海戰這點顯示，日本海軍在海軍戰略上確實是其導師英國海軍的好學生，因為英國海軍界也是流行以大海戰取得制海權，迫使英國海洋戰略學者柯白（Sir Julian Corbett）要特別解釋，不是只有海戰才能取得制海權，也不是沒有制海權就意味著輸掉戰爭，劣勢一方的關鍵在於能否「阻止」敵方建立制海權，如果能做到這一點，還有機會藉著把海戰拖入膠著狀態後，依靠其他政治軍事手段扭轉劣勢，或者迫使優勢方不願繼續消耗而講和，此即柯白著名的「存在艦隊」（Fleet in-being）戰略理論。

但日本海軍似乎沒有受到柯白理論的明顯影響。事實上，日俄戰爭的勝利才是其戰略文化的建構基礎。由於菲律賓與美國本土之間隔著太平洋，類似滿州與俄羅斯的歐洲核心之間隔著交通至為不便的西伯利亞，日俄戰爭的經驗讓日本先入為主認為，美日戰爭的性質也類似日俄戰爭，只要擊垮美國海軍取得太平洋的制海權，就能創造與美國舉行講和的條件。

然而日本海軍之所以能在日俄戰爭以數量劣勢在海上決定性會戰取勝，有特殊的地理及國際情勢限制，柯白早已對此做過說明：英日同盟爭使日本無須顧慮有第三國加入俄國陣營與其作戰，日本只要能確保朝鮮不為俄國侵佔，即可證明自己為太平洋之強國，而由於朝鮮遠離俄國本土，日本可以用海軍將之孤立以協助陸軍達成目標，同時還能掩護本土不受俄軍之攻擊。

但是若美日爆發戰爭則不然。其一，英國早已不斷聲明，該同盟的適用目標排除美國，因此可能有第三國加入美國方面。其二，除非能擊敗美國海軍，否則無法把菲律賓像朝鮮那樣孤立，使抽象的霸權爭奪有一個具體化的地理目標，而且正如日本的作戰計劃所預測的，對菲律賓的攻擊不能掩護日本本土可能遭美軍攻擊的威脅。

美日戰爭因此不可能是類似日俄戰爭的有限戰爭，而是雙方力量的純粹鬥爭，直到一方屈服的無限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龐大數量優勢是日本不得不面對的夢魘，但日本海軍的作戰計劃的應付之道是，樂觀地認為可以藉由游擊艦隊與潛艦、陸基戰機等兵力在太平洋先對其實施「漸減」作戰，消磨其優勢後再舉行決戰。

但是漸減作戰本身也會損耗日本的實力，而且能否真的有效減少美軍實力到與日軍平等的程度大有疑問。若不能有效磨損美軍主力，實力不均等的艦隊決戰實為日本海軍之末路，幾乎可以確定日本不可能取勝。日本海軍內的溫和派及有識之士對此也不乏充分理解，但正如我們接下來將看到的，抱持美日必有一戰的強硬派認為，只要日本海軍保有美國七成的兵力，而且讓戰爭速戰速決，就能避免這樣的不利情況，甚至扭轉局面獲勝。

但是強硬派的「對美七成論」與德意志帝國海軍的風險理論都一致迴避了最關鍵的問題：

▌ 華盛頓海軍條約：救贖日本財政的「神風」

在首次國防方針制訂的當時，日本海軍高層似乎沒有認真研究過美日國力差距的影響，而且當時因為與陸軍陷入美俄何者才是日本真正的假想敵的爭論，背後涉及兩個軍種對預算的爭奪，無論如何必須推出一個足夠龐大的論述與計劃來爭取預算。因此「八八艦隊」就是以「對美七成論」的為依據，為了實施國防方針要求的對美攻勢作戰而擬定的造艦計劃，核心是八艘戰艦及八艘戰鬥巡洋艦，另外還包括驅逐艦、潛艦等其他艦艇，在1907年首次正式被列入帝國「國防所需兵力」，得到明治天皇的裁可。

不過有鑑於日本的國力實在難以負荷，「八八艦隊」被一再拖延，直到1920年才終於得到國會通過，準備以八年時間，建造總數達103艘的各式戰艦。然而，此時的日本國力與13年前相比並沒有進步多少，因此海軍擴張幾乎必然導致日本財政破產。

海軍估計建造「八八艦隊」的總預算為5億6千4百餘萬日圓（不考慮八年內的物價上漲），但計劃順利完成後，每年的經常保養預算卻超過6億日圓，而日本政府在1920年度的全國財政預算不過14億4千多萬日圓。除非日本的財政能力能在八年內出現驚人成長，否則根本無力維持這支艦隊，只是肥了軍工產業，讓他們得以撐過大戰剛結束時的危機。

所以，當日本接到美國國務卿休斯（Charles E. Hughes）發來的開會邀請時，首相原敬及海相加藤友三郎喜出望外，認為這是把日本從財政破產危機中拯救出來的「神風」！

加藤友三郎從1915年開始擔任日本海軍大臣，雖然他在任內也致力於推動八八艦隊的實現，但是他對佐藤鐵太郎等人鼓吹的「對美七成論」相當不以為然，認為日本之所以一直還能在太平洋與美國周旋，純粹是因為美國沒有認真推行海軍擴張之故，否則日本根本不是國力強大的美國之對手。

因此他反對日本與美國進行海軍競賽，1919年2月他在國會答詢指出，無論美國海軍怎麼在太平洋擴張，日本都無意與其展開競賽，因為國力差距就擺在那裡，他的方針是在國力允許的範圍內，整備足以自衛的海軍力量。加藤後來在華盛頓海軍會議期間更對日本代表團內部表示，所謂「國防的基本」，在他看來乃是運用外交達成避戰之目的，並非單靠軍力取勝，而軍力的發展需要顧及國力培養，不能超出國力之負擔。

不過加藤友三郎的想法並不為其他日本海軍軍人所接受，特別是休斯的裁軍計劃為了實現利用海軍裁軍及廢止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以在太平洋建立對日本的戰略優勢，阻止日本稱霸東北亞，並迫使日本遵守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等目標，對美日兩國的主力艦比率一開始就設定為「10：6」，而非日本期待的「10：7」，遂遭到日本代表團中以海軍大學校長，後來的「艦隊派」領袖人物之一的加藤寬治中將的強烈反對。

加藤寬治認為美方根本沒有說明為什麼「10：6」才是正確的，而日本的「10：7」就是錯誤的，就要日本接受「10：6」，無法讓他信服。其實美國的根據也與日本的「七成論」設想沒什麼差別，只是在會議上不能明說。

美日之間針對比率的爭論持續，日本代表團內的兩個加藤也為此爭論不休，加藤寬治尤其不能接受加藤友三郎為了成立條約，竟要親手埋葬自己繼承海軍前輩推動多年的八八艦隊志業。但後者心中早有接受美國方案的定見：如果條約不能成立，美日兩國將立刻陷入海軍競賽，而日本對此絕無可能在這種競賽中達到七成比率。

加藤友三郎不是杞人憂天：美國威爾遜政府（Woodrow Wilson）在1916年迅速通過〈海軍擴張法案〉（Naval Act of 1916），聲言為了保護美國的中立、免於德軍無限制潛艇戰的威脅，要建造一支全世界「最完備」、不需依靠盟邦就足以獨力獲勝的海軍。該海軍在大戰結束時的規模已經逼近英國，但美國因為忌憚可能在太平洋面對英日同盟，因此美國海軍在1918年提出的是，以12艘無畏艦及16艘戰鬥巡洋艦為核心，包含108艘驅逐艦與233艘潛艦在內的「新五年造艦計劃」。

然而，日本的國力連八八艦隊都無法負擔，遑論支持進一步的海軍競賽，想達到「對美七成」的目標只是痴人說夢，對國家安全更只有反效果。因此加藤友三郎認為，與其如此，還不如接受六成，讓美國海軍也一起接受條約規範，日本還可以藉著條約的成立，確立國際規範主要締造者的身份，與其他強國在國際政治上達成合作「共治」。

在加藤友三郎的強勢主導下，日本終於在1922年2月與美、英、法、義等其他四個主要海軍國家簽訂《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內容除規定五國的主力艦比率外，尚包括廢除英日同盟，以及保持美（菲律賓、關島、阿留申群島）、英（香港）、日（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奄美大島、沖繩、台灣、澎湖）三國在太平洋的軍事設施現狀，不許增建新要塞與基地，亦不許擴增其他設備來增強海軍的維修能力。

在加藤友三郎看來，太平洋基地網維持現狀一事與主力艦比率可能具有同等重要性，因為海軍要發揮力量，既要有艦隊，也要有位置。美國在太平洋的前進基地網在之前一直不夠強大，如果不對此做出限制，那麼擁有完善基地網的美國海軍將如虎添翼，日本更無法與之競爭。

不幸的是，加藤友三郎雖然在華盛頓會議期間，能夠利用海軍大臣的權威底定爭論，後來他成為首相時也呼應國際聯盟規約的裁軍運動，認真推行包括陸軍在內的裁軍，但是他秉持的戰略理念沒有消弭「七成論」的影響；後者的支持者相信日美最終必有一戰，因此維持七成的比率絕對必要，否則將打擊海軍官兵面對美國的士氣。

他們似乎從未認真考慮過，如果美國決定與日本展開海軍競賽，日本的國力能否承受，海軍是否真的還能與美軍周旋。華盛頓海軍條約讓七成論者對文人政府參與國際海軍裁軍的決策極為不滿，這種心理終於在1930年引發所謂的「干犯統帥權」爭議，成了往後軍方強硬派暴走並打倒文人政府的導火線，並逐漸把日本海軍拖向珍珠港之路。

（下篇：珍珠港事變前奏（下）：暴走艦隊派，步入末日的日本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