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左翼捲土重來：新世紀的工黨內戰

（＊編按：在上一篇「為什麼左派選不贏？桑德斯退場，美國左翼一場夢」，我們看到桑德斯角逐民主黨內總統大選提名，在美國掀起了一股左翼復興的希望；而在大西洋另一頭的英國，面對黨內右傾的布萊爾派系的逼宮夾擊，黨魁柯賓要如何「逆轉左」？）

英國政治在六月底脫歐公投之後出現大地震。保守黨籍前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在公投結果出爐後相繼宣布辭職；在野黨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也因為被指控「宣傳留歐不力」，遭到黨內「留歐派」的直接挑戰，高達172位議員在六月底對柯賓投下了不信任票，僅只有40名議員支持柯賓續任，短短三天內共計超過50位影子內閣成員辭去職位。

即便如此，柯賓立場強硬，堅決不下台。確實，我們很難想像，去年9月才當選黨魁的柯賓，在幾個月內就碰到逼宮的困境；今年9月21日柯賓要將再次角逐黨魁之位。在候選人伊歌爾（Angela Eagle）宣布退選之後，目前柯賓僅剩一位挑戰者——歐文‧史密斯（Owen Smith）——他是前BBC導播，於2010年甫當選下院議員的資淺議員。

為何工黨會在短短的一年內進行兩次黨魁改選？為何柯賓當選黨魁未及一年，迅速地成為工黨高達八成下院議員、全數20名歐洲議會議員，以及越來越多的地方議會議員公開撻伐、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誰是柯賓？

雖說柯賓自1983年起便一直在位於大倫敦地區的北伊斯靈頓（Islington North）當選國會議員，但由於其鮮明的社會主義信念及形象，使之在1992年工黨確定「右轉」、成為人稱的「新工黨」之後，直到2015年，一直是不為外國人所知的後座議員（backbencher）。

工黨在2015年大選中慘敗，保守黨續任執政黨，時任工黨黨魁艾德‧米利班（Ed Miliband）辭職下台。之後，在青年社會主義/工會/反戰運動的支援下，同時更受惠於米利班任內修改的黨魁投票辦法，柯賓以極懸殊的票數擊敗其餘三位競爭者，擔任英國工黨黨魁。

其實米利班在擔任黨魁（2010年-2015年）時，已有意與過去右傾化相當嚴重的「新工黨」相區隔，可以說更往左傾了一些了，也因此工黨能夠在包括大倫敦市在內的都會地區有所斬獲。此外，英國在這段期間亦出現台灣熟悉的「公民運動」，像是「對抗緊縮方案的人民議會」（People’s Assembly Against Austerity）、「停戰」（Stop the War）、「工會運動者與社會主義者聯盟」（Trade Unionist and Socialist Coalition）等公民運動團體，以及工會運動。

這些公民團體都具有鮮明的左翼色彩，他們原先並不在工黨的組織內部，甚至並非工黨黨員，但這些試圖走出「新工黨」右傾陰影下的英國青年，結合工黨選民甚至在一片不可能聲中選出了柯賓——這位據說在工黨執政時期，對自己黨的政府投下的反對票數，與當年還是在野黨議員的卡麥隆一樣多的後座議員。

柯賓被選為工黨黨魁不能說不是一個大驚奇。畢竟，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反戰人士，除了主張廢除英國的核武，更主張與被西方國家孤立的伊朗和解、反省英國過去在中東地區的帝國主義政策。總之，柯賓與1992年之後由時任黨魁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所發展，並由工黨籍前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所繼承的「第三條路」（俗稱「新工黨」）總是觀念格格不入；如同政治評論人麥克金斯翠（Leo McKinstry）所言：

隨著選情逼近，前首相布萊爾直言：

但是，儘管不被布萊爾派（Blairite）的人看好，柯賓與在大西洋另一岸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頗有雷同之處相當類似的是——他們都是青年選民期待象徵「新政治」的人物——這意味著代部分民眾已經厭惡了「不像民主黨的民主黨」或是「不像工黨的工黨」，渴望找回（民主）社會主義。

▎布萊爾派：從空襲敘利亞到後脫歐時代的大逼宮

說柯賓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其實是區別於更為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不妨先看看這位溫和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個別政策方向。

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上，柯賓主張鐵路、郵政再國有化、提高富人稅率、私地主的地租需受到限制、廢除大學學費等等；在外交政策上，他主張英國退出北約、廢除在英國境內的核武設施、削減英國的國防預算以及促成愛爾蘭的統一（將當前英國統治的北愛爾蘭地區交還給愛爾蘭）。

坦白說，退出北約與反核武這兩點比較能夠顯示出柯賓和平反戰的終極關懷，但這其實又與過去反法西斯戰爭的左翼傳統有所背離，簡言之，左翼看待戰爭這件事並非那麼直觀——不只是就是要和平，而是要區別正義與不正義，以及是否有助於解決階級壓迫的戰爭。

另一方面，國有化與提高富人稅率充其量比較具有過去二戰後福利國家的色彩。就筆者角度觀察，說柯賓是基進左派，實在過於沈重，他比較像是二戰後社會民主黨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重現」。

柯賓這套具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意涵的政策方針，早已經被布萊爾發揚的「新中間路線」所離棄。

柯賓擔任反對黨黨魁後，反對卡麥隆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其立場導致工黨分裂——西拉利‧賓恩（Hilary Benn），工黨已故老鐵桿左派議員東尼‧賓恩（Tony Benn）之子，在2015年底為時任影子內閣外交部長，於12月初國會辯論時公開支持空襲敘利亞的政策——賓恩的發言挑動了工黨敏感的神經，不僅是因為其發言屢屢獲得執政的保守黨籍議員表示「Aye」（贊成），甚至在發言結束後罕見地得到來自敵對陣營的掌聲。

當時的工黨可能有近70票、近1/3的下院議議員支持空襲敘利亞，這擺明是與反戰的柯賓唱反調。而6月底英國脫歐公投後，脫歐派取得勝利，又給予布萊爾派傾巢而出攻擊柯賓的藉口。

坦白說，公投結果確實摔碎了諸多評論者與民調專家的眼鏡。從投票結果來看，脫歐派在英格蘭地區大勝，尤其在英格蘭中北部地區脫歐派狂勝留歐派，但這些地區過去卻都是工黨主要的根據地；相較於脫歐、留歐呈現對等均勢之姿的保守黨，工黨約有九成左右的國會議員屬於留歐派，但脫歐的呼聲卻在工黨選區最為響亮。

即使在柯賓以前的選區北伊斯靈頓，留歐派的票數約是脫歐派的三倍，總還是要有人負責脫歐的結果。

布萊爾派率先將矛頭指向柯賓，認為他表態不夠明確，且宣傳時間拖延到4月中才開始進行，而早在2月底保守黨政府就已定案了脫歐公投時程表。柯賓因此被抨擊不願與保守黨內的留歐派共同合作支持留歐。

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如同本文前言所述——布萊爾派的大逼宮。

▎工會領導與工會會員：雙頭馬車

六月底工黨前座議員（frontbencher）發動對柯賓的不信任投票之後，英國總工會（GMB）與英國公共服務部門工會（Unison）工會領導階層迅速表示支持柯賓。

GMB工會主席提姆‧洛許（Tim Roache）就表示在脫歐公投之後，工黨尤其需要一個強健且團結的領導班子，如果工黨因此分裂，吾人將在這個世代看到最右翼的政府。柯賓最重要的工會支持者——Unison，雖然也在第一時間表示支持柯賓在工黨的領導權，但一週後，Unison降低對柯賓的支持度，Unison表示柯賓必須表現得像是一個稱職的、能夠立刻成立新政府的反對黨。

然而，相較於工會幹部的力挺，工會會員對柯賓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英國民調公司YouGov在今年七月初針對英國六大工會系統的會員進行對柯賓的民調發現^註1，即便是工會會員，也不大認同柯賓。GMB、Unison、聯合工會（Unite）與通訊工人工會（CWU）認為柯賓擔任工黨黨魁「表現糟糕」的比率都超過六成；商店僱員工會（USDAW）對柯賓的不滿意度較低，但也達到接近六成的58%。當被問到若柯賓續任黨魁能否贏得下次大選，五大工會系統會員認為不會贏的比率都高達七成。

工會幹部與工會會員眼中的柯賓，只能說是雙頭馬車，各走各的路。

▎三英鎊選黨魁！

柯賓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三英鎊選黨魁者」的制度設計，這給予包括工人階級在內更多的社會力量，進入黨魁產生的機制。

「三英鎊選黨魁」是米利班任內進行的制度創新。在過去，只有工黨正式黨員，以及加盟工黨的工會、費邊社等社會團體擁有投票權。但「三英鎊選黨魁」開啟了設計登記投票者（registered voter）的制度，其主要目的與功能，是為擴大工黨的社會支持基礎。現在，一般民眾不需要具有以上兩個團體成員的身份，只要在初選前指定的時間內去各地方黨部繳交三英鎊登記，即可以「登記投票者」的身份取得下次黨魁的選舉權。

2015年5月工黨大選失敗，在柯賓表態出馬參選後，支持柯賓的青年左翼們充分地利用「三英鎊選黨魁」的機制，工黨迅速累積了65,000名新進黨員，將柯賓這個獲得最少下院議員支持的後座議員推上黨魁之位。這可說是發起反緊縮、反戰、反資本主義等新政治運動的青年左翼基進力量，其力挺下的結果。在柯賓順利當選黨魁後，這些基進力量轉成為「力量運動」（Momentum）這個組織。

但這次9月21日黨魁投票又有了新規定——非黨員在繳交25英鎊（約新台幣1,076元）就能以「登記支持者」（registered supporters）身份參與投票。（上次選黨魁的三英鎊登記者依舊能參與此次投票！）七月份為期兩天的登記期間 （7月19日-20日），共有183,541位新的「登記支持者」申請成為工黨黨魁的選舉人，這數字幾乎是上次「3英鎊選黨魁」三倍的量。

▎「身份政治」是關鍵

如無太多意外，柯賓在9月底之後仍會是工黨黨魁。然而，部分布萊爾派、親歐盟保守黨人以及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已經醞釀成立新政黨。如果工黨在9月後分裂，在未來的大選中我們有相當的可能性，會看到由柯賓派的工黨候選人與加入新政黨的布萊爾派彼此間在各選區的廝殺；而當前英國政治裡，至少有幾條社會分歧線會成為主導的鬥爭標的：

其一是民族主義。工黨過去很大的票倉是在蘇格蘭以及英格蘭北部。但近些年來蘇格蘭獨立運動漸成氣候。蘇格蘭民族獨立黨（SNP）不僅在當前的蘇格蘭議會，擁有接近半數的多數席次，同時也將工黨擠壓第三大黨的位置。工黨與SNP除了國族主義信仰有別以外，兩者在親歐盟、中間偏左等議題上簡直是孿生子，SNP在蘇格蘭地區可直接取代工黨。

其二是社會階級問題。英國左右派鬥爭因為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英國保守黨政府與工黨布萊爾派皆主張緊縮國家預算而形激烈，這與過去廿年間布萊爾派刻意壓制工會團體的狀態不一樣，柯賓的出現正象徵著左派捲土重來的趨勢。

由於左派歷史本身就是內部派閥相互傾軋的歷史，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柯賓能否制衡布萊爾派，而是工黨在9月後可能出線的分裂危機，無疑會嚴重打擊左派在英國政治的發展。在民意不看好的情況下，年輕左翼的「力量運動」能夠支撐著柯賓走多遠？

英國柯賓跟美國桑德斯，這兩位首次在全國政治展現光芒的資深左派，所面對的都是一群向右靠攏的黨內菁英。要如何把這一條路繼續走下去，是當前最困難的事。

桑德斯面對的難題是他缺乏一個政黨，一個可以把全美熱心支持者裝起來的容器，這使他只能在人生的餘暉中展現慧星般的光芒，成為被回憶的對象。柯賓則相對較為幸運，他握有工黨這個黨機器，但黨內的布萊爾派成員已經造反，工黨反而可能面臨百年歷史中最大的分裂危機。

左派必須重視「身份政治」的重要性，柯賓派必須建構新時代的國族身份論述，才得以使夾雜在蘇格蘭與英格蘭民族主義中的左翼政治脫困，重新在四分五裂的大不列顛，找到凝聚共識、生存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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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