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後，印尼的轉型正義

今年也許是適合道歉的好年。德國國會日前通過決議案，認定百年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族發動種族屠殺；美國總統歐巴馬代表美國，向日本原爆與二戰中的罹難者致哀，並與倖存者擁抱表達慰勞。不過，另一個上世紀另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地——印度尼西亞——仍舊沒有迎來懺悔與反省那場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屬、民間組織、專家學者與官員發起一場關於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這是政府與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對面的接觸，可視為是和解的開始。而兩個月後，一些過去曾參與屠殺的退役將士們也舉行了研討會，但他們的態度依然是「捍衛國家」，持續為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作辯護，並呼籲民眾遺忘過去、面向未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印尼國防部長公然宣稱，那些共黨份子死有餘辜，重彈共產主義威脅的老調。

軍方這麼多動作，都是為了反制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獨立紀念日，向屠殺的受害者公開道歉。問題是，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如今印尼軍方與保守勢力仍盛，佐科威能夠完成他2014年的競選承諾嗎？

讓我們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不管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青睞或是政治縱衡術的需求，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自建國之初，就與北京政權的互動曖昧不明：譬如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大會曾就中國援朝的行動，進行判定是否為侵略者的決議投票，當時印尼代表投了棄權。隨後為了馬來西亞的獨立問題，印尼更與西方交惡，形成短暫的「平壤—北京—河內—金邊—雅加達」地緣軸心。然而，熱衷輸出革命的北京顯然沒有顧慮到印尼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感受。北京協助武裝印尼境內第五縱隊的工農勢力，雖名為抵抗英國（馬來西亞）帝國主義的入侵，但子彈並不會自動分別敵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敵，北京對第五縱隊的支援讓印尼軍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據不完全統計，六零年代印尼共產黨人數高達三百五十萬，是印尼最大的政黨、亦是世上僅次於蘇聯、中國的第三大共產黨，其勢力滲入政府，逐漸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此時，一些左傾的軍人卻發動一場激進的政變，透過成立「930革命委員會」，綁架並殺害數名軍方高級將領，導致原本看似穩健步入體制內的印尼共產黨，一夕間成為叛變的政府公敵——該政變給了蘇哈托陣營絕佳的藉口「清君側」。

為打倒930組織行動陣線串聯，蘇哈托陣營在西方勢力（主要是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下，展開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這波掃蕩共產分子的行動，很快地便升級成為失控的屠殺與政治報復；戰場從雅加達、西爪哇開始，接著延伸至巴里、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全國主要島嶼，對象也從共黨份子，擴張到行動陣線成員的政敵，以及所有蘇哈托陣營看不順眼的嫌疑犯。照CIA的報告，長達數月的清掃讓共產黨被完全取締，迄今仍為非法組織，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已達五十萬以上。成功扳倒共產黨的蘇哈托成為了印尼的新獨裁者，建立超過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對一個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又被長期禁錮在威權下的國家來說，這段黑色的歷史記憶混沌不明，但近年兩部屠殺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陸續問世，使印尼年輕一代接觸並開始詢問真相，也讓受害者家屬更願意站出來尋求和解。

不過，就現實來說，官方仍不願揭露事件全貌。相較於赤柬受到世人譴責，聯合國特別法庭及國內法庭對紅色高棉的雙元調查審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們依舊躲在反共護國的大纛下，結果就是公理正義離印尼越來越遠。從五十年前的大屠殺，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離主義等血腥鎮壓，政府相關人員幾乎不受問責，助長了民間極端主義的氣氛。

蘇哈托的強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過去建國五原則裡強調的國民一致性，以及帶有指導性的民主主義，受到多元族群主義的衝擊。在威權時代，首要原則是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雖然一般認為印尼是世上人數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並非是國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個宗教均是通過認證的合法宗教。換言之，在蘇卡諾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蘭教亦得受到監督與控制，這與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教合一大相逕庭。隨著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與世俗名義上的穆斯林對立也就越多，社會分化漸漸擴大。

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印尼也是其中一員。幾場戰爭打下來，西方暫時取得優勢，蓋達組織不得不轉進東南亞尋求發展，與巴希爾（Abu Bakar Ba'asyir）領導的印尼聖戰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蘭祈禱團（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圍組織聯盟。巴希爾曾流亡馬來西亞十多年，在蘇哈托倒台後回到印尼，繼續他建設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並不定期地發動恐怖攻擊。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審。數度進出牢獄，卻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領袖的高峰，成為極端伊斯蘭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徵，鼓舞不少年輕人投身聖戰。

這些聖戰份子針對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蘭人民論壇（Islamic People's Forum）、捍衛伊斯蘭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擊什葉派（Shiite）和阿瑪底亞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禮拜場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衝突。語言恐嚇、暴力殺傷，以及焚燒「褻瀆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為屢見不鮮，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觀，某些激進官員還會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謂與50年前的屠殺如出一轍。

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尼，經濟飛速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漲，甚於中國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轉型相對緩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終效能不彰。根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約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國家之後，尤以政治穩定和反貪表現最差。正如前述，強人雖逝，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卻積習難改。最明顯的就是從過去軍方的鐵腕肅清，現在轉由警方強橫執法。整體來看，嫌犯死傷數量或許減少了許多，但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本質沒有太大改變；一些公務員更透過尋租等貪腐行為，壓榨社會底層，或是藉著政府嚴懲極端份子的獎勵，濫用職權誣陷平民。

種種官逼民反的舉措，增長了公眾對政府的敵意。由於警方的法律免責權相當的含糊不清，接連引起衝突。某部份極端的教士甚至將之指為異教徒（kafir）或壓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島的社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響應聲浪，以暴力報復警方。此類所謂的民間執法，還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或半官方教派團體的支持。鼓勵暴徒行為，等於暗示人或宗教的權力可以淩駕國家機構，顯示印尼內部對於極端主義、法律精神，乃至於民主原則，存有不小的認知差距。

事實上，印尼並非自絕於普世價值外。早在1993年蘇哈托便以第50號總統令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只是裝飾門面。而在蘇哈托之後，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倉促地接下總統之位，試圖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布的關於人權的第39號法案，企圖強化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但殘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才等到人權委員會的首次調查；2012年才公布了第一份報告。

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委員會仍就事實作出陳述，指出那段基於反共的黑色歲月，存在著多數違反人權的案件，亦具體找到了一些行兇的人事時地。但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雖是印尼首任民選領袖，但出身軍系，屬於既得利益階級，政治包袱太過沉重，也不具足夠的實力與勇氣推動轉型正義。這項未盡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競選期間承諾將審慎處理這件滅殺行動的佐科威，卻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周年，迴避了「道歉」的問責。

追究有罪不罰（impunity）的案件、節制政府官員，包括軍方、警方等濫權行為，這不只是對被害者的補償，亦是協助印尼瓦解極端主義與平息分離主義，重新凝聚人民對民主制度以及國家認同，讓印尼得以繼續前進的重要關鍵。短短的十餘年間，印尼已向選舉式民主政體過渡，成為世上第三大民主國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裡走回頭路的國家，要再進一步成為自由式民主政體，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