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康社會的當代幻想:海淘大軍的逆襲
今年4月,中國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早前推出的「跨境電商新稅收政策」開始正式實施,對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的行郵稅結構進行調整。新制上路後,雖然單筆消費免徵關稅的額度由500元人民幣(約2,500元台幣)提高至2,000元人民幣(約9,900元台幣),但不論單筆價格多少,所有通過跨境電子商務入境中國的貨品,都需要另外按貨物的實際價格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及「消費稅」。
新稅制首要衝擊的對象自然是通過淘寶、亞馬遜、天貓國際等海外購物網站直購/委託代購(簡稱「海淘」)的消費者,特別是購買奶粉、母嬰產品、食品、保健藥品等個人生活用品的消費者。這些單價較低的商品,過去只要在500元的免稅額度內,就可以大量包裹不必交稅就入境中國,但新制實施之後,即使單筆消費的價格仍在免稅額度內,仍然必須繳交約11.9%的增值稅。以台灣某藥店在淘寶上販售的S26金幼兒樂奶粉為例,單罐價格為250元人民幣(約1,225元台幣),過去可以一次購買兩罐不必負擔行郵稅,但新制實施後,消費者必須另行支付59.5元人民幣(約290元台幣)的增值稅;如若一次買四罐,過去必須繳交100元人民幣的行郵稅,而新制實施後,雖然價格在關稅免稅的額度內,但消費者仍必須繳納119元人民幣(約580元台幣)的增值稅。
值得深究的是,在新制的規範下,書籍雜誌、刊物、教育影片/DVD等文化產品和奶粉、食品、飲料等民生用品屬於同一類的課稅級距。過去只要在500元以內就不必交稅,但新制實施後,不論價格多少,消費者都必須另行承擔11.9%的增值稅。一般認為,此舉將降低中國國內的知識份子上海外的亞馬遜網站購買國外書籍的意願,避免難以查禁的違禁書籍在中國流通。
表面上看來,新的關稅政策提高了海外購物的成本,以高價削弱中國消費者對國際產品激增的需求,來刺激國內產品(包含國產商品及進口至中國市場的國外商品)的消費、減緩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也得以遏止高收入所得的消費者因拆單和分包造成避稅現象,以更公平的稅負制度緩解國內的貧富差距。
然而,這個制度卻忽略了趨動中國消費者「海淘」的動力,並不單單只是國外商品和國內商品的價格差,對國外產品正宗性的信任以及對國內產品安全及品質的不信任,才是召喚中國海淘大軍集結的原動力。
如曾長期在中國底層社會生活過,就能體會中國是個信任感極低的社會,即使撇開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2016年3月的假疫苗事件、近來魏則西事件所引發對百度、莆田系醫院的疑慮,以及雷洋案所帶出來的對警方執法過程的懷疑不談,在日常生活許多經驗中,仍然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相互不信任的人心對社會體制造成的負面影響。舉例來說,在中國生活不會每個月收到水電費、電話費、網路費等各種帳單,使用者必須先預繳/充值一定的費用後才能使用相關的服務;而在醫院,即使是一個簡單而平價的清洗、包紥傷口,也必須先到櫃檯將相關費用結清之後才能得到相對應的醫療處置。
正是在這個社會背景下,對奶粉、母嬰產品、食品、保健藥品等個人生活用品的消費才會成為「海淘」的主力商品。
對一般中國消費者而言,「海淘」並非全然消費高端奢侈品,更多的反而是日常生活必要用品的民生消費。因此,新稅收政策上路之後,對金字塔頂層的高所得收入者並無影響,他們仍然有充裕的資金可以繼續海淘,甚至因競爭者減少,讓他們所能「淘」到的海外商品資源更加充裕;但相對而言,卻反而提高了「小康社會」的中產階級或下層階級的消費門檻,迫使一部分的人必須在無信任感的前提下轉而消費「國產」商品,或是付出更多超過他們消費能力所能負擔的薪水購買一份無形的信任。
諷刺的是,在新關稅制度下,「海淘」民生物資的成本上升了,但購買奢侈品的成本卻降低了。過去海淘1,000元的化妝品、香水,或電子產品需繳交500元人民幣(約2,500元台幣)的行郵稅,但在新制的課稅級距下,因為價格在2,000元的免稅額度內,所以僅需繳交329元人民幣(約1,610元台幣)的增值稅和消費稅。
因此,如若細究新關稅政策的課稅結構,就會發現相關政策打擊的主要對象並不是「先富起來」那些金字塔頂端的上層階級,反而是中共政權念茲在茲的,生活在「小康社會」裡芸芸眾生。
「小康社會」這個詞向來在中共統治的策略中佔有十分重要的象徵地位。早在1979年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提出相關的概念,當時,鄧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要在20世紀末之前翻兩番,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美元,以建立小康社會,而這個小康社會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內涵之一。
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總產值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準,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大平正芳語
也因此,中國共產黨從十二大正式引用鄧小平「小康社會」的概念作為二十世紀的戰略目標起,這個名詞就成為日後每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不可或缺的元素。三十多年來,通過引進外資擴大國內外市場,以及以黨領政的國家宏觀調控,中國試圖建立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溫飽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準的「中國式小康社會」。
—鄧小平
然而,鄧小平口中的「中國式小康社會」在其繼承者的想像中並不單單指涉經濟層次上的發展。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涵與「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連繫起來,而他在十六大報告中更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顯見所謂建設「中國式的小康社會」內涵,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發展中,除了指涉經濟的進步之外,還代表了民主、科學、教育、文化,及社會文明的進步。
而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後,也在此脈絡下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以及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在習統治的戰略構想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處於統整地位的終極目標,而其他三個全面僅是完成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及舉措。因此,習不但在2012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的見面會上就他想像的「小康社會」提出了具體的定義:「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在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五中全會)討論和通過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十三五)中,將2016-2020這五年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希望透過相關政策的規劃,在保持經濟成長的同時,改善生態環境,健全就業、教育、文化體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
因此,自今年三月起,「小康社會」這個詞拜「十三五」的規劃所賜,在中國又再一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7月即將召開的2016年中國社會學年會便在此脈絡下將年會主題訂為「新發展理念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CCTV 「十三五」宣傳影片》
然而,對照中共對「小康社會」的想像、關稅新制的課稅結構,以及新制所映射出來的「海淘」大軍形影,便會發現,習近平所謂「全面小康社會」所追求的「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理想,即使到了2016年的今天,也還是只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大批生活在「小康社會」裡的平民百姓,寧願花費更多金錢購買國外的醫療保健品、母嬰商品、綠色食品,以尋求信任感的滿足,也不願意消費那些令人充滿疑懼的國內產品(即使是通過合法管道進口的國外商品亦不例外),也才因此造就了中國社會的「海淘大軍」。
諷刺的是,關稅新制卻無視此現實,通過提高民眾消費「信任」的成本,吸納更多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小康水準」的勞動所得,最終卻諷刺地在「負稅公平」的旗幟下僅僅滿足了海淘電商經營者的利益,造就貧富更加不均的社會結構。
因此,大批的海淘大軍,透過他們的消費行為,不僅見證著「小康社會」目標的失敗,也承擔著失敗政策所帶來的後果。
但國家有政策,人民就會有對策,為因應關稅新政對芸芸小康草民的攻擊,海淘大軍近來也開始網路上籌劃著反擊行動。淘寶網站的商品推薦上,已經出現了「漲關稅不漲價」的商品推薦專區,由賣家來承擔關稅,以刺激更多的「海淘」消費。眾多網友也開始分享「新手海淘攻略」等相關文章,以中國各地海關關員的人數及貨流量分析被課稅的機率,試圖降低被課稅的機會。這些行動不僅表現了人民對政府施政不信任的反擊,也突顯出「海淘」消費在中國社會中的象徵地位——透過消費國外商品來尋求自救與慰藉的補償心理。
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只要中國繼續維持著不信任的社會結構,「海淘」就不會因為更嚴苛的關稅稅率而消聲匿跡,正如小康社會也不會因為中共喊得漫天震響而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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