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國」走了之後：馬拉威的斷交國記事

▎不再孤獨的「台北公園」

在距離台灣一萬零三百公里遠的紅土大陸上，非洲內陸的馬拉威，曾經有著這麼一座「台北公園」。

為了紀念中華民國與馬拉威兩國邦誼友好，1984年，在推廣首都外交的考量下，台北市政府動用第二預備金，花上將近一千兩百多萬台幣，在東南非洲小國馬拉威的首都里朗威（Lilongwe）蓋了一座台北公園。不過廣袤的園區荒煙蔓草，放眼所見唯一的建築，只有一幢雕梁畫棟，名為「中馬亭」（取名自中華民國與馬拉威兩國首字）的小小中國式涼亭，落寞地佇立在那裡。

二十五個年頭後，來自遙遠東方，操著同一種語言、卻又不同腔調的另一群人，運來了大量的機具與工人，剷平公園，在涼亭旁大興土木起來——此時是2009年，中華民國與馬拉威斷交一年後，早被遺忘了的台北公園上，上海重工正在動土興建一棟大型國際會議中心以及馬拉威第一間的五星級飯店。這高達二十七億台幣的建設，只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建交支票裡的小小一項。

高樓拔地而起的景象，預示著這片土地未來的幾年內，會有更多的援助承諾將給一一兌現。而這塊地上曾經象徵的遙遠友誼，業已不復存在。唯獨公園裡的中馬亭卻被刻意留了下來，擠身在周邊嶄新落成的巨大建築群中，盟邦情已逝，剩下來的卻是某種刻意比較與展示意味，以及那令人發噱的時代諷刺感。

位處東南非洲的馬拉威，是個面積台灣三倍大，人口一千七百多萬的狹長內陸國，也是僅次於內戰頻繁的索馬利亞之後，非洲第二貧窮的國家；而在地理之外，馬拉威也是台灣到「目前為止」，最後一個在外交戰中被中國「挖斷」的邦交國（甫與中國建交的甘比亞，嚴格說來不屬於「被挖斷」）。

青天白日旗在遠方的土地上降下，五星旗升起。每每斷交的消息傳回島國，無止盡的內幕、秘辛、口水、焦慮，隨著熱潮的過去，而逐漸遠離我們的視野；然而在降旗背後，「斷交」對邦交國的人民，又有什麼影響呢？

▎中斷的愛滋計畫

2008年1月，當中華民國駐外團隊正式撤離時，馬拉威北部的人們，對台灣醫療團在當地行之有年的愛滋介入計畫即將中斷，而感到焦慮非常。台灣醫療團撤離的，不只是高達20名以上的醫療相關人力，也包含了大部分所屬的儀器與機具，還有背後龐大醫藥資源及技術。在醫療團之後，馬拉威北部高達五萬名直接或間接依賴區域內相關公衛計畫的愛滋患者，也陷入了未來的求醫困境。

一大清早，走進由台灣於2001年協助興建、馬拉威北方最大的Mzuzu中央醫院，會看到人山人海從各地前來看診的民眾。對這些民眾而言，因為基層醫療資源的極度匱乏，迫使其必須翻山越嶺，走上十幾、二十公里，甚至需要過夜，才能來到這北部最完善的醫院看診。此間，藏在門診區狹窄診間，並不起眼的「彩虹門診」（Rainbow Clinic），就是眾多的病患遠道而來的目的地。

進入千禧年之際，馬拉威逐漸籠罩在愛滋肆虐的陰影裡。在這普遍對愛滋缺乏認知的世界，疾病帶來的污名與居高不下的死亡率，讓恐懼席捲了整個社會。那時，台灣派駐馬拉威的醫療團，在北部Mzuzu中央醫院，建立了全國第一個針對愛滋患者提供雞尾酒療法的門診——「彩虹門診」——透過台灣協助建立示範性的愛滋治理機制，馬拉威北部地區的疫情才終於被有效的控制。

台灣醫療團過往透過彩虹門診建立了愛滋患者電子病例追蹤系統，有效的協助當地衛生部門掌握愛滋患者的人口學資料與地理分佈，電子化的病歷也對於當地衛生人員在追蹤病史上，有很大的幫助。

▎中國醫療團的困境與局限

與上述台灣醫療團在馬拉威發展多項公共衛生計畫相比，斷交後接手的中國醫療團，醫護能力則相對侷限得多，大半時間只能固守醫院。其中一大因素，是因為中國醫療團英語能力普遍不足，團內僅聘任一位翻譯，卻要供應所有醫師看診時的溝通。

中國派駐醫療團的方式，是由各省分配一個邦交國組織之。以馬拉威為例，是由陝西省負責。不同省份之間既存的發展與人才聚集上的層次差異，也讓不同醫療團間的專業素質有很大的差距。不過，唯獨在英語溝通上，各省的醫療團隊卻都共同地會遭遇到互動困難。「我們出來前會集訓幾個月，目的主要是加強英文。」一名中國醫師對同在醫院工作的我說到。

此外更為重要的問題在於，中國醫療團的派遣，大體上只是要「延續」台灣之前給予馬拉威的東西，但本身缺乏明確且詳盡的發展計畫，一開始也沒有公共衛生或醫療資訊相關的專業人員，在團隊中予以協助。這樣的狀況，都讓中國團隊難以延續過去台灣在建立彩虹門診等衛生發展工作上，進入社區、與各行動者搭建夥伴平台的行動。

「轉換外交承認對馬拉威政府並不是錯事，但是政府應該努力讓每一件援助項目在斷交後持續照計畫進行，以讓馬拉威人得到保障。」一位當地的政治分析師對媒體說到：

▎遲來的大禮

不過對中、馬兩國的高官而言，那些貼近土地，以社會弱勢者為標的、那些因細膩援助發展工作而發生的細瑣困境，與一件件在媒體上看起來風光萬分的建設工程相比，實在不值一提。

中國式的發展觀，在類似馬拉威這種亟待基礎建設全面開展的國家，很容易與上層政治人物的政策買票一拍即合。建交後源源不絕的基礎建設承諾，更是窮國馬拉威的隔壁鄰居——尚比亞——三十六年前老早迎來的大禮。

尚比亞是馬拉威的鄰居，兩者都蘊含著豐富個礦產，擁有且適合農業發展的地理條件。但因為皆為內陸國因而缺乏海港，在經濟上難以透過出口累積經濟資本，甚至還得片面仰賴靠海的鄰國座位自己出口的命脈渠道。當時，尚比亞原可穿過南方的英屬南羅德西亞（今辛巴威），再由當時的葡屬東非（今莫三比克）的海港出口貨物；但是南羅德西亞獨立之際的白人少數政權騷亂，卻讓這條貿易路線變得充滿不確定性。在這個因素下，尚比亞由北方邊界建立跨國鐵路，經坦尚尼亞連接至海港出口貨物，就變得相對可行。

由於缺乏經濟誘因，有資本與技術能力的西方國家對於興建這條跨國鐵路興趣不大，甫與該國建交，且急欲拉攏非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藉著這個契機，於是宣布無償提供五億美金，協助兩國興建的「坦贊（中國譯尚比亞為贊比亞）鐵路」。

在意識形態壁壘分明的冷戰年代，此舉也為中國爭取到非洲眾多新獨立國家的支持——特別在聯合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欲取代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之戰裡，更是格外重要。

1971年坦贊鐵路正式動土後，在隔年1972年聯合國大會的2758號決議之戰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多或少也因此得到了非洲國家的普遍支持，最終才在這場「正統爭奪」中，一舉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代表席次。

▎從強人政治到現實主義

有趣的是，在這波「倒向北京」的浪潮裡，夾在坦尚尼亞跟尚比亞之間的馬拉威，卻始終拒中國於門外。其實，這跟馬拉威自1966年執政至1994年的政治強人——班達總統有關。

作為馬拉威的獨裁者，班達總統堅決「反共」，擔心中國會透過外交與援助，來扶植當地共產黨。認為政權受共黨威脅的班達，也因而對中國的拉攏採取不友善回應。某方面來說，中華民國跟馬拉威能夠維持長達41年的邦交，這位在位29年的強人總統，亦是「居功甚偉」，而非兩國外交辭令上常見的「台馬人民友好」等冠冕堂皇的制式理由。

然在1994年班達總統下台後，馬拉威的外交立場轉趨猶疑。自2004年上台的莫泰加總統首度想要與中國建立關係（但該意圖稍後被閣員洩露給台灣大使）以來，台灣只能灑下更多的政治獻金與援助承諾來穩定邦誼。但2007年年中，當台灣還沈浸在馬拉威於世界衛生大會上，感謝台灣對該國愛滋防治的貢獻所帶來的國際能見度時，馬拉威官方卻再次暗地與中國加速接觸。而後，馬拉威國會事務部長亦密訪北京，並在得到鉅額援助承諾之後，選擇在2007年12月底——於陳水扁總統計畫出訪馬拉威前夕——正式宣佈與中國建交。

▎台灣給不起的鉅額未來

馬拉威如此絕情，難道是台灣過去給的不多嗎？

事實上，台灣為了維持邦交所付出的成本，雖然不若天價，卻也不算小氣，甚至馬拉威政治人物索求千奇百怪的政策支票，台灣方面往往也都吞下照收。好比斷交前幾年，在穆塔卡里總統的要求下，台灣硬是付了8.1億台幣，買了三架飛機協助馬拉威發展航空業。除此之外，台灣也投入了不少的金額，幫馬拉威建立了國會大廈、中央醫院，道路，以及電子資訊設備等。更不用說長期派駐當地的醫療團與農技團，及眾多技術輸出與援助發展項目。

然而與之相比，北京方面公開承諾的援助款項，卻是天文數字般的六十億美金（一千八百億台幣），約為馬拉威年度GDP的四分之三強。在這樣的對比之下，考量自身無力跟進後，台灣政府也只好於2008年1月宣布斷交馬拉威。

「中華民國」離開後，自2009至2012年間，中國在馬拉威投入了高達30項的援助計畫。其中，中國驚人的大型基礎建設能力，最是讓急需發展的馬拉威心動不已：與中華民國斷交前，馬拉威是個通訊十分不發達的國家，但與中國建交不到四年，中興、華為等大型通訊公司卻為整個馬拉威建立了幾乎覆蓋全國的3G網路基地台。在你乘著吉普車越過馬國北部萬里無人的尼卡國家公園時，也不難在大草原中看見拔地挺立的中資基地台。

除了大型基礎建設外，大量廉價的中國產品，也隨中國商人的湧入而進到了馬拉威。如今，在一個一天人均不到兩美金的地方，廉價的雙卡手機、甚至三卡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人手一機的轉變，亦讓建交後的中國，快速而「有感地」進入了馬拉威的當地生活。

▎唯利是圖的勒索政客

除了上述的援助承諾，檯面下沒有公開的支票，亦為這塊土地上帶來難以估量的影響。上位高官長期透過玩弄兩岸關係得到鉅額密款，中飽私囊，甚至將鉅額捐款拿來圖個人政治的私利、侵蝕在地本已貧弱的民主體制。這些貪腐弊病，在馬拉威這類轉換外交承認的國家同樣屢見不鮮。

像是先前所提到的莫泰加總統，其在2004年首次傳出斷交風聲後曾獲邀訪問台北，但隔年卻脫離了原屬的執政黨，另外建立了自稱「馬拉威民進黨」（Malawi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的「新」執政黨，以培養自己黨羽、打擊原執政黨的政敵。

雖然台馬雙邊都否認該次出訪與隨後建立新政黨有所關連，但這其間創黨的財源何來？卻頗耐人尋味。

當莫泰加總統在2012年因心臟病猝逝之後，各地的海外密帳都陸續被媒體揭露。其中，僅僅在台灣銀行南非分行的帳戶，就有高達三億五千萬美金的款項，數字遠遠高於其他海外密帳總和。諷刺的是，當初受莫泰加總統總統之命，暗中前往往北京磋商建交的部長，亦從中國那邊私吞了十億元的援助款項，並於建交後火速逃往英國。

馬拉威一連串私吞外國援助款項，以及高層政治鬥爭與貪腐的醜戲不斷上演，讓不少外國援助機構都不信任馬國政府，部分援助更因此計劃在2012年之後撤離或中止，無論是對該國農業還是公共衛生上的發展，都是雪上加霜。

▎中國人來了

相對於兩岸政策轉換所帶來的政經影響，馬拉威人在生活中對轉換外交承認後，體悟更為深刻的，卻是2008年後不斷湧入的中國人。其中，又以小型零售商人最甚。

在非洲，例如馬拉威的鄰國——坦尚尼亞或尚比亞等地——因為獨立後很早就從中國迎來大量的基礎建設援助，隨之而來的中國人，長年下來也要以形成頗具規模的華人社群；但馬拉威與中共的建交往來還不到十年，華人在當地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影響，衝突感才方在社會中緩步升溫。

馬拉威過去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反而形成了一種緩衝，即便仍有中國人在馬拉威經營生意，但畢竟缺少領事保護等外交保障，數量仍顯著少於附近的國家；但如今，在Mzuzu市中心走上一遭，街上經營小型零售店舖的，幾乎都是遠道而來、存有掏金夢的中國商人。走入店內，即便是馬拉威本地店員在顧店，也往往會在收銀台的角落，看到坐在那兒「監視」店員與顧客的中國籍店主。透過膚色與語言，即便素昧平生，但他們就會非常快的對你建立起所謂「自己人」的親暱認知。然而這種異鄉的邂逅固然親切，但反向來看，這正也顯示出這群新來的陌生人與當地社會的疏離，以及商機背後的社會緊張。

今年初，Mzuzu近兩百位本土零售商群聚起來抗議，要求政府把當地的中國籍商人「驅逐出境」。

根據馬拉威法令規定，境外人士是不允許從事直接面對顧客的零售產業，但該國貿易部的執法並不徹底，其不作為的態度，也讓中國零售業者大舉湧入馬拉威各大城市，甚至小鄉村，迅速地佔領了各個社區的零售產業位置。華商的大舉「入侵」，也煽起了2011年馬拉威所爆發的全國性反華示威，直到抗爭過後，馬國政府才逐步把中國人的商業行為限縮到國內四個大城市內。

與在地商人競逐之外外，華人僱主在世界各地惡名昭彰的低給薪問題，也正在馬拉威上演。

在英國《衛報》的報導中，受訪的當地人如此批評。

過去，西方人在非洲大多以經營大型礦產或物業為主。其資本主義營利與剝削的行為，雖然正在發生著，但基於產業型態、以及長久以來殖民教育灌輸的意識等，一般非洲的基層人民在沒有菁英的鼓動下，亦難形成反抗的意識；但中國小零售商進入非洲的方式，則是直接與土地接觸，與非洲分享文化格格不入的華人價值觀，在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互動裡，反倒對當地常民帶來更為直接且頻繁的衝擊。

諷刺地是，過往帶著人民對抗西方殖民者的菁英，此刻卻熱衷於與中國高層做生意，甚至扮演著中國企業與官方的買辦。對於人民的怒吼，就如同馬拉威商務部發言人說出「不知道為什麼抗議者只針對中國人」般，不食人間煙火地與地方脈絡脫節。

▎中華民國離去後，「台灣」該怎麼回來？

「其實，我們還是很想念台灣。」在工作即將結束的尾聲，一位為馬拉威NGO工作的當地朋友，在他的辦公室裡這樣告訴我。

他有點難過地說道。

「怎樣的人做出怎樣的事，才會讓人懷念？」我不禁思索。在國外穿著國旗衣唱唱跳跳，言必稱「我不是中國人，我來自台灣」的宣示，都讓人想起如台北公園般，這些在兩岸外交爭奪戰中，被時間遺忘在遙遠土地上的政治遺跡——相似地動作都是如此刻意、空洞，對當地缺乏情感的符號——其目的不在與當地人對話，而在於消除對於己身存在無法被肯認的焦慮。

「你覺得台灣人跟中國人有可能在這個世界裡被區別嗎？」在短暫的工作即將結束的某個下午，往首都的路上，我問著同為台灣人的老闆。「憑什麼呢？」老闆看了看紅土大陸橙黃的夕陽問到。也的確，如果我們在看待當地人的心態上，都在心裡面可能存有某種利用與不在乎，在當地社會留下不負責任的傷害，那憑什麼要求別人來區辨我們呢？

回到故事一開始的Mzuzu中央醫院，醫療團宿舍的中華民國國旗降下，台灣在馬拉威的故事，卻沒有隨之結束。過去執行醫療團計畫的屏東基督教醫院，在斷交後透過該院挪威籍董事的關係，轉以挪威海外非營利組織的身份，延續過去推動的愛滋社區充權與醫療資訊系統計畫，以民間的力量阻卻了官方援助中斷對當地的負面影響。

和某些國旗高掛的邦交國相比，馬拉威北部的人們因為台灣過去扎實的援助發展工作，以及不因斷交而毀棄承諾的歸來，在不刻意之中，扎扎實實地建立對台灣一詞帶有溫度與敬意的理解。台灣社會亟欲在國際上找尋的「品牌形象」， 或許在紅土大陸的斷交國土地上，正在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