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回魂咒：當皇家海軍重返波斯灣

2015年底，正當各國勢力仍討論著是否以「正義之師」的姿態，介入大敘利亞地區的戰亂與葉門問題時，英國皇家海軍卻悄悄地計畫著重回巴林、重回波斯灣、重回這塊她再熟悉不過的東方彼地。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為了打擊印度洋的海盜，開始擴張其在波斯灣的勢力範圍，除了做為帝國通往印度的重要樞紐，也在殖民帝國的競爭中，維持著英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優勢。於是，自1820年開始，英國先後與眾多部族政權簽定保護與停戰協定，確認了英國在波斯灣地區的霸權地位，也保證了這些部族政權免於外來的威脅和彼此間的殺伐爭戰。

然而1920年代之後，隨著石油在波斯灣地區的發現與輸出，波斯灣在帝國版圖中的位置，再也不僅是單純地緣政治的考量，更是提供重要戰略能源的寶地；而為加強帝國的控制，英國也選中了波斯灣西岸的戰略要地——巴林——以協助巴林進行現代化改革（包含建立官僚體系、基礎建設...）為名，交換在巴林建設皇家海軍基地的權力。

以安全為名駐軍波灣的英國，不僅是提供軍事力量的「對外保護者」，對內更深度介入了巴林內政與情治系統的運作，有力地「守護」了巴林政府，度過1950—60年代前期，席捲中東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革命風潮。

包括巴林在內，對於波灣各國來說，二戰後的英國雖然衰敗，但仍是可靠的國際強權——但帝國的「強權」頭銜，對戰後的不列顛人只是徒具外表，在財政困窘、國力衰退的現實下，昔日「日不落帝國」的「日暮」，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最終，1968年1月，困窘不堪的英國工黨政府，才總算宣布：

在1968年的決定中，英國政府宣布將終止與巴林與其他部族政權的「保護關係」，並關閉在巴林首都東邊的朱菲爾（Juffair）海軍基地。

這項決定——豪無疑問地——讓巴林政府陷入巨大的恐慌；但現實中，倫敦政府早已無法負擔持續駐軍波灣的龐大經費。這不僅反映了二戰之後，不列顛無力維持殖民帝國的昔日榮景，一蹶不振的現實頹勢，更無法在冷戰的戰略新局中，有效地防止共產主義對波斯灣地區的擴散。

尤其1960年代中後期，高漲的波斯灣左翼革命運動在阿曼與葉門，像是旋風一樣地席捲波斯灣地區時，亦鼓舞了鄰近國家的人民運動，不論是民族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都視掃除不列顛帝國主義為最主要的目標；更甚者，那些受帝國主義扶持的部族政權，也被他們視作為「人民的敵人」，企圖透過革命將政權推翻。

此時，旅英的波斯灣國家留學生們，包含來自伊朗與巴林的學生，在幾位中東研究學者支持、以及英國新左運動思潮的影響下，1970年代也在倫敦組成「海灣委員會」（Gulf Committee）發行如：《海灣通訊》（Gulf Newsletter）、《海灣快報》（Gulf bulletin）...等專刊。這些刊物除了定期更新波斯灣的政治發展，更重要地，也支持波斯灣國家的去殖民與民族獨立運動——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在阿曼揭竿起義的「杜法爾（Dhofar）武裝革命」。

1967年以阿「六日戰爭」，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帶來巨大的挫敗（Naksa），並震撼了中東地區許多民族主義者的反思。這波反思，刺激了大部分民族主義者「左轉」擁抱馬克思主義，讓「阿拉伯新左翼」（the Arab New Left）因應崛起；而杜法爾革命也是這波馬列浪潮下的產物，除了呼應在南葉門的共產革命之外，更將其行動視為反抗帝國主義「越南化」（Vietnamisation）波斯灣的先鋒，而得到了來自蘇聯與中共的支持。

當杜法爾的僵持戰事，使得英國深陷阿曼戰場之際，英國社會與知識界亦針對英國的波灣政策展開檢討。軍事泥沼、政治挫敗、再加上財政無以為繼的沉重負擔，種種壓力之下，才讓英國政府最終決定：撤出波斯灣。

不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雖然英國政府在1971年撤出了波灣駐軍，但帝國兩百多年以來的「耕耘成果」，可不是說放就放的；作為代替撤軍且能夠維繫區域安全的選項，英國政府離開前夕，也提出了九個波灣部族政權的聯邦計畫，並允諾提供相關軍事訓練與武器的協助。不過，由於部族政權之間對於未來首都設置、以及聯邦內部相關權力分配等議題有所歧見，英國提出的聯邦計畫也只好無疾而終。

英國人黯然退場，波斯灣的巴林與卡達，於是在1971年8月宣布獨立；隔年，包含阿布達比與杜拜在內的另外七個部族政權，也才成立了今天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不過對長期仰賴英軍保護的巴林政府來說，皇家海軍的離開，不僅為區域安全留下疑慮，少了西方保護者的巴林政權，更暴露在「被左翼運動顛覆」的恐懼之中。

在前幾年解密的英國外交檔案中，可以清楚發現巴林政府以及海灣各政權對英國撤軍的疑慮與不安。當時，巴林與其他海灣部族，甚至希望能說服英國改變撤軍計畫——假使英國能繼續駐軍波斯灣，他們甚至願意共同分攤英軍的駐紮開銷。雖然這一大膽的計畫，最終未及實現，但取英軍而代之的，卻是更為強大的新興霸權——美國。

1971年8月巴林獨立後，英軍原先對朱菲爾港的駐軍權也同步終止；但此前巴林就已經秘密地與美國簽署了基地的租借協議，讓英軍前腳剛走，美軍後腳就順勢接管了巴林基地。這項協議讓美國海軍得以正式向巴林派遣常駐軍隊，以維持一支能在冷戰中遏阻共產主義進入波斯灣的力量；同時，在美國政府1970年代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 policy）下，美國也透過軍援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維持波灣各政權所冀求的區域秩序。

雖然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改變了美伊關係，終結了雙柱政策，但蘇聯隨後對阿富汗的入侵，卻讓美國卡特政府正式宣告「進入波斯灣」：任何危害波斯灣穩定的勢力，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直接的挑戰。

不過時過境遷，冷戰過後，美軍在歷經入侵伊拉克、反恐戰爭的挫折後，對「守護中東」的態度也日漸消極。當2011年革命風潮席捲中東地區時，華府對於「人民革命／民間暴動」的態度定位也顯得猶豫不決，波灣各國對「安全」的疑慮，也因此再度浮上檯面。

於是，曾經的「海灣守護者」——英國皇家海軍——此時也重新成為各國邀請的戰略夥伴，再一次地「班師回朝」、重返波斯灣。

2015年10月底，英國外相韓蒙德（Philip Hammond）出訪巴林，並在米納薩爾曼（Mina Salman）海軍基地的開工典禮上亮相：在此，巴林政府將投資一千五百萬英鎊打造全新軍港，以迎接英國皇家海軍的「歸來」。這座緊鄰美軍第五艦隊軍港的基地，將作為皇家海軍新型的「伊莉莎白女王級航空母艦」與艦隊主力「45型驅逐艦」的海外基地，預計2016年夏天就將啟用。

韓蒙德也表示：

韓蒙德的發言，公開了英國政府對波斯灣與中東地區全新的戰略調整。此一歸化，不僅反映了歐巴馬政府「重回太平洋」的戰略，在中東地區所留下的戰略「空缺」外，更回應了英國保守黨政府近來「打擊極端主義」的政策主張：韓蒙德認為，極端主義是「我們當代最大的挑戰」（great challenge of our time），而英國政府將採取任何方式打擊極端主義——重返波灣、駐軍中東，在此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之一。

韓蒙德也認為，雙方的合作除了穩定區域安全外，也讓英國政府能藉此機會，「幫助」巴林改善人權與法治問題；不過這樣的說法，在巴林反對派與人權運動者眼中，遠超出給予一張空頭支票所帶來的可笑：2011年後，巴林政府逮捕異議人士的行動，飽受國際人權組織與英國人權運動的批評；但與民間的義憤填膺相比，英國政府反倒一聲不吭、全面靜默。

一位曾參與2011年示威、並在隨後入獄的巴林異議分子表示：當美國政府拿人權議題作為是否與巴林政府進行軍購協議的籌碼時，米納薩爾曼軍港的興建，便成了巴林政府給英國當局始終「尊重巴林政府」的最大報酬。

於是，波斯灣正諷刺地重現「歷史」於「現在」。皇家海軍的返航，迎來的不僅是當權者念茲在茲的「安全保障」，她更招喚著歷史洪流中，帝國主義的殭屍背影，以及那些對抗帝國主義而逝的靈魂。

「蘇伊士運河以東」與「女王在朱菲爾的船艦」（Her Majesty’s Ship Juffair, HMS Juffair），對巴林人民來說，早已是埋藏在陳封英國外交檔案中的詞彙，遠遠地被靜置在倫敦西邊的英國國家檔案館裡；孰料，2015年的秋天，這些字句，卻又再成了不列顛回魂波斯灣的霸權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