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來的革命醫生（上）：醫遍第三世界的手

援助發展工作往往是「第一世界」有錢國家才玩得起的遊戲。被感人故事包裝的援助工作背後，通常會帶上國際政治的拉攏結盟、或者資源交換、甚至行帝國主義掠奪之實......等目的。也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可謂非常罕見——尤其像古巴這種自1960年代起，陸續於拉丁美洲及非洲等60餘個國家，總派遣規模超過5萬1千名醫療人員的援助行動，更是少見到令人好奇。

彼得．飛利浦看到我制服上大大的TAIWAN字樣，向我這在場罕見的亞洲面孔說道。

飛利浦先生是我在這場由古巴-聖露西亞雙邊交流協會的活動裡，剛認識的本地朋友，是聖露西亞中間偏左的勞工黨前幹部，也是協會成員之一。我跟他不約而同地出席了慶祝古巴眼科醫療援助計畫11週年的紀念茶會。2004年，古巴於聖露西亞正式啟動了同步在多個東加勒比海國家推行的「奇蹟眼醫療照護計畫」（Miracle Eye Care Program），醫療團進駐島國各地的健康中心與大型醫院，提供島國極度缺乏的眼科專科照護與手術。

▎奇蹟眼計畫

古巴在聖露西亞的計畫，屬於國際奇蹟眼計畫的一環，這是「我們的美洲人民玻利瓦爾同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s of Our America, ALBA）合作計劃下，其中一個子項。

ALBA是個由古巴前領導人卡斯楚與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茲，在2004年簽訂的雙邊條約中成立的國際聯盟。其後吸引了南美洲厄瓜多、尼加拉瓜，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格瑞納達、聖露西亞與聖文森...等11個國家參與。組織目標雖然高舉「反帝國主義」與「反新自由主義」大旗，並帶有強烈的反美立場與形成區域政治同盟的期望；但除了古巴與委內瑞拉外，對大多數的參與國而言，最直接參與的誘因，還是透過這個框架進行的醫療合作。

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平均每100萬人就有2萬人有視覺障礙的問題，其中約莫5,000人雙眼幾近全盲。在區域內最富庶地區的人均眼科醫師數量，是最貧困地區的9倍。若以常見的白內障治療來看，拉美每百萬人每年僅施行約莫500~2,000起手術，遠遠低於已開發國家的4,000~6,000件。

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視力障礙不只是個公共衛生問題，更會衝擊教育的普及，以及經濟發展所亟需的勞動力。

2004年奇蹟眼計畫在委內瑞拉率先推行。在委國與古巴政府共同出資下，一年內即協助了1萬4,000個委內瑞拉國民赴古巴接受眼科治療，接下來的數年間，大批古巴醫療人員也陸續進駐委內瑞拉偏遠省份推行眼科治療。由於委-古合作的成效良好，也因此吸引了東加勒比海與中南美國家加入聯盟，並陸續與古巴簽署雙邊協議。

以古巴在聖露西亞推行的眼科計畫為例，2004年底進駐以來，11年間包括2,000名孩童在內，共協助了超過1萬名聖露西亞人解決眼疾之苦，每15人之中就有1人受到古巴眼科計畫的協助。至今，奇蹟眼計畫已經在世界上34個國家推行，提供超過260萬以上的人眼科手術與預防性治療。

彼得飛利浦解釋著：

▎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

其中，與區域大國——也是在查維茲上台後一躍為反美急先鋒的委內瑞拉——的合作，更在2000年後，成為古巴醫療援助的合作主軸。

對古巴這個長期被美國封鎖、自前蘇聯解體以後經濟嚴重衰退、石化原料缺乏的國家而言，能交換到委內瑞拉的石油支援，對其生存的重要性也就不在話下。目前，總數超過5萬1千名的古巴援外醫療人員裡，派駐在委內瑞拉就有將近1萬人，委內瑞拉則每天給古巴大約9萬桶石油作為回報。

此外，古巴也把援助當作籌碼，過去20年與不少拉丁美洲國家重建關係。例如瓜地馬拉與宏都拉斯就分別在1998年與2002年，與古巴恢復了附帶醫療援助協議的邦交。

▎便宜耐操又好用的古巴醫療人員

古巴醫療援助的魅力，除了來自訓練有素的臨床技術，與切中受援國的需求外，對於公共衛生的重視與熟稔，也是古巴醫療人員在這些國家如此重要的原因：古巴醫療人員的訓練與歐美主流醫學訓練截然不同，雖然相比而言，古巴在技術上可能無法對需要高科技儀器與技術的罕見疾病提供更有效的治療，然而在基礎的三段五級預防醫學上，卻由於其訓練十分著重走入社區、學習公共衛生推廣與疾病預防之故，擅長於運用基層資源或整合人力，故得以有效推行社區層級的衛生計畫。

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古巴醫師提供的，正是這些國家最迫切需要的基礎衛生發展工作人力。除了白內障手術這種臨床服務外，一旦基層的公共衛生預防保健與教育逐漸完善，常見的諸如瘧疾、霍亂（以海地1998年颶風災後為例，上述兩者的疫情，皆在古巴派遣醫療團介入後得到控制）等急性傳染病的盛行率，都會大幅降低，整體平均餘命與各項健康指標也將顯著改善。

再者，古巴醫療人員薪水之低，也讓受援國不用付出相同於國內醫療人員水平的薪水，即可得到更好、更有組織性的醫療人力。

古巴醫療人員的待遇區間，平均落在每個月400~500美金左右。如果要在各受援國聘任本國同樣的醫療人員，幾乎需要兩倍以上的薪水才有可能，更遑論古巴醫師總是派往受援國本國醫療人員無人願意前往的偏遠地區、或是低薪的公立醫療機構。

聖露西亞南方小鎮La Grace健康中心的護士跟我說道。這加勒比海的小小島國有兩所私立護理人員訓練學校，以及兩所美國資本的境外醫學大學，但基層醫護的人力缺口卻日漸嚴重。

「沒有人願意領這麼低的薪水，做包山包海的社區公共衛生工作。」護士無奈地搖頭說道，「如果去英國或美國，或鄰近的千里達與托巴哥做同樣的工作可以賺數倍的薪水，你覺得我們培訓再多的醫護人員有什麼用呢？」在露國南部鄉下，有近4分之1的健康中心護士，是退休後再被衛生部延攬回來兼職的。除了國家財政困難外，沒有足夠的下一輩人才願意接手繁重的社區公衛工作也是主因。

「沒有古巴醫師的話，整個區域7個健康中心與社區醫院的看診量，都將會落在我一人的身上。」當地的醫師友人這樣表示。

這位空閒時就會與我爭辯「西班牙語跟英語誰比較難」的露國醫師，平時在西部Sofurire社區醫院駐診，同時也參與古巴拉丁美洲與非洲醫療人員培訓計畫，在哈瓦那接受醫學訓練。但就算5個上班日1天跑1個健康中心駐診，只有他1個人也無法照顧地方上所有的醫療需求，更遑論需要專科治療、超過他個人專業可負擔的病人。

因此，引入古巴醫師走入醫療資源匱乏的偏鄉地區，使人們不用舟車勞頓的到遙遠且人滿為患的大型醫院接受治療，得以就近得到迫切的服務，除了協助病患外，也讓在地醫護人員的沉重負荷得以減輕。

▎古巴與東加勒比海：帶有保留的感激

讓我們從脈絡故事，重新回到這篇文章開頭、那場交流茶會的情境中。

慶祝茶會裡，從那些不斷自願上台向古巴表達謝意的當地人口中，我也不難感受到在地人士對古巴醫療團的真誠感激；然而，東加勒比海各國在接受古巴援助之餘，仍也帶有一絲緊張的陰影。

長久以來，加勒比海國家的對外政策，大多是處在「感激」古巴，但實際在政治支持上卻難以給予回饋的「微妙」狀態。各國與古巴政府的接觸，多僅止於公衛或發展合作，頂多在針對美國的制裁上發表一些無關痛癢的「情義聲援」。

這樣拿的多、給的少的關係並非理所當然而來，也並不只是這些加勒比海小國的人微言輕，其背後有著獨特的歷史原因。

在東加勒比海各國獨立之際的1970~1980年代，各島國菁英階層裡不乏心嚮社會主義的左派份子。如今個島國有頭有臉的政治首腦，如聖露西亞總理安東尼（Kenny Anthony），也是當初非常活躍的左派人物。

對1960年代革命成功，急欲在區域各國輸出左派革命的古巴來說，拉攏這些左派菁英並提供政治上的支援，是很重要的地下工作；然而站在美國與各國右派菁英的立場，共產火勢的蔓延，並不是其樂見的事。兩股暗流在東加勒比海的較勁，終於在1983年美軍入侵格瑞納達到達高峰......。

（未完待續，下一篇：哈瓦那來的革命醫生（下）：醫療傳奇的困頓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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