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臣民到澳洲國民：太平洋戰爭的另一種歷史傷痕

七十年前的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制霸失利。日本帝國退出後的權力真空，引起戰後亞洲政治板塊大震盪，然而衰落的大英帝國已無力填補，只好放手讓各殖民地獨立。美國則是透過成立聯合國，以「共和國」的型式迅速接收了舊時代歐亞帝國爭霸後的世界真空；亞太地區也就跟著其他地區，一同進入了「共和國爭霸」時代。美國以霸權之姿進駐西太平洋，先後與20世紀末的蘇聯、21世紀初的中國相互競合。日本帝國留下來的權力漩渦，時至今日仍在太平洋捲動著。

在這七十年間，澳洲社會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從「英國臣民」變成了「澳洲國民」，堪稱是太平洋霸權轉移的縮影。透過遠離戰爭熱點的澳洲視角，亞太局勢演變的整體畫面變更為清晰。南半球的澳洲人，上世紀被迫在英美間抉擇；而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成為唯一必須考慮是否要「脫歐入亞」的西方國家。

究竟在台灣被捲入帝國戰爭的那些年，澳洲發生了什麼事情？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澳洲人又如何面對時代變局？本文從國防安全角度出發，探究戰爭對國家認同的影響，找尋澳洲如何在心理上，從帝國領地蛻變為現代國家。種種歷史際遇，頗值得台灣玩味。

▎澳洲的安全焦慮

一個國家的建構，永遠擺脫不了先天的地緣關係。該國的地理條件、區域位置，都對國家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剖析「國家認同」與「國防戰略」兩個互為唇齒的關鍵因素，就能幫助我們理解地緣關係如何影響國家發展。

「國家認同」是依循歷史脈絡發展而來的集體意識，形塑一個國家與他國之間的互動模式，而「國防戰略」則是決定哪種互動模式，才能在先天地緣限制下，保護各種有形、無形的「國家認同」基礎。

我們現在認為的「澳洲」，概念基礎源於「殖民地時期」開始發展的澳洲。從殖民歷史承繼而來的集體心理狀態，則反映在外交、內政、軍事、經濟，形成一種國族潛意識，並且顯現在對外關係上面，進而影響到他國對澳洲的認知。

澳洲從殖民時代以來，國民心理就受到地理距離感主宰——幅員廣袤的國土與海岸線、不成比例的人口密度、距離母國（或盟國）遙遠，卻十分接近人口眾多的亞洲。澳洲史學家布萊尼（Geoffrey Blainey）就用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的說法，將遙遠距離比喻為決定一切的「暴君」，以此作為貫穿澳洲史的核心思維。

澳洲向來自視為「大陸型島國」；全國人口九成居住在濱海區域，對外貿易99%也全靠海運。無論是朋友或敵人，大多來自北面的海域，也因此澳洲長期以來的國防，建立在一種「安全焦慮」的集體意識之上。歷代澳州政治人物在政策制定時，都很難繞過這種集體意識。

也就是因為這種安全焦慮，澳洲自1900年聯邦建立以來的基本策略，就是透過不斷對母國或大型盟國的輸誠，換取協防保證。 在戰略研究中，這種狀態被稱之為「遺棄/圈套情結」(Abandonment/Entrapment Complex)。

「遺棄/圈套情結」明白闡述了盟國之間存在某種「議價張力」。小型盟國擔心被「丟包」，因此透過加強同盟關係的各種承諾去確保安全；大型盟國則有「引火上身」的憂慮，一方面雖然享受特權，能要求小型盟國分擔任務，減輕達成戰略目標的成本，卻也必須拿捏分寸，以免被小型盟國的議題捲入。這個矛盾情結從古至今一直是澳洲對外關係的基礎，甚至由外而內影響了澳洲不同階段的「國家認同」。

「遺棄/圈套情結」也使得1900年獨立後的澳洲聯邦政府，在國防政策上，仍處處以倫敦帝都的安全政策馬首是瞻。當時的澳洲人，多半仍認為自己是「住在澳洲的大英帝國臣民」，國民思想並未跟上國體的變化，或許有有助於解釋這種態度。

但澳洲先民大概料想不到，「大英帝國在澳洲」的國民心態，卻會隨著日本帝國潮起潮落的過程大江東去。

▎日本擴張的震撼

1905年，日本打贏日俄戰爭，震驚歐洲強權。澳洲有志之士開始擔心日本帝國擴張南下，完全不是當時人口寥落的澳洲所能抵擋，於是開始倡導「本土防衛論」，強調母國遙遠馳援不易，惟有自強才能保身。不過九年後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帝國防衛論」佔了上風；當時澳洲普遍認為惟有確保「祖國內地」的安全，祖國才能確保澳洲的安全，於是軍力都投入在英國的歐洲戰場。 當時的澳洲社會氛圍，連現代澳洲人可能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有澳洲口音會被嘲笑沒文化，純正英國口音才是標準國語；去英國會說是「回內地」。「帝國防衛論」會佔上風，與當時的社會主流的殖民地心態不無關係。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大英帝國東南亞最大軍事基地覆滅，倫敦放棄協防澳洲，專注於歐洲戰場。早先的「本土防衛論」噩夢儼然成真，一時之間連原本倡導祖國安全優先的菁英都傻眼。4日後，澳洲北部主要軍事基地所在地達爾文（Darwin）遭到日本軍機猛烈轟炸，門戶洞開，澳洲全國陷入恐慌；同時，距離澳洲只有一兩百公里遠的新幾內亞諸港全數為日軍佔領，澳洲本土已然直接暴露在日本南侵的威脅當中。

所幸，日本當年暫無大舉南下的計劃，再加上5月就爆發珊瑚島海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美國海軍航母艦隊開始介入太平洋戰局。澳洲為數不多的軍力加入美軍太平洋戰場，自此盟軍勢力不斷往北推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

▎被祖國遺棄的子民　

1941年12月底，新上任的澳洲前總理科庭(John Curtin)在媒體前發表了上述這段著名的歷史性宣示，頗有誓與君絕的意味。許多歷史資料顯示，至少早在新加坡淪陷前一年，澳洲就不斷請求倫敦加強新加坡守備，以保護澳洲；但祖國顯然力有未逮或不予理會^註1。被視為棄子的感覺令澳洲人十分憤怒，於是自1942年被日軍轟炸以後，澳洲將輸誠對象轉成美國，也開始思考國防自主的重要性。

戰後澳國民心態出現劇烈轉變，「澳洲聯邦公民」也逐漸取代「大英帝國臣民」，成為國民自我認同的基模。

這個轉變或許聽起來沒什麼，卻是澳洲對歷史傷痕的劇烈反應。殖民時期的澳洲人在大英帝國的史觀教育之下，傾向於認知美國是個脫離祖國的叛逆殖民地，因此不若歐洲文明來得「正統」。而美國獨立後，大英帝國因為不願再失去殖民地，對澳洲的態度也轉為重視，開始認真經略。美國在歷史上就像是澳洲的鏡像，作為對照組般的存在。如今，澳洲被祖國拋棄，竟然是美國及時趕來救援；這種今非昔比的失落感，對澳洲那整代人來說，無疑是種巨大的集體創傷^註2。

▎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從罪犯流放地、農礦殖民地、移民自治領地到成立聯邦，澳洲之前一直自認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帝國模範生」。祖上雖然可能是「帝國棄民」，但其後代在大英帝國既有政治架構下力爭上游，百餘年後爭取到僅次於英國本土的政治地位。不難想見，二戰前的澳洲人是多麼以這樣的奮鬥史為傲。然而，現實的殘酷，好像又喚起了澳洲人那段「帝國棄民」的殖民歷史，彷彿澳洲為祖國發展做的奉獻原來不值一提。

二戰後，澳洲依然重視大國同盟，但已經拋棄了過去過於天真的信念。「國防自主論」就此成為澳洲國安政策的基調。即使澳洲後來也參與了韓戰、越戰等美國主導的戰事，更遵行美國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大戰略，但二戰被英軍遺棄的教訓，仍讓澳洲人不再心存僥倖。

1960年代早期，親共的印尼蘇卡諾政權興起。由於印尼地理位置逼近澳洲本土，美國卻興趣缺缺，讓澳洲產生「似曾相似」的危機感。時任澳洲總理的孟席斯（Robert Menzies） 不得不開始考慮「近岸防禦」的自主能力，於是塑造了今日澳洲國防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的雛型。除陸海空軍以外，更開始引進潛艇、兩棲登陸作戰艇、飛彈驅逐艦等戰略武器。

果不其然，1969年美國發佈關島宣言 (The Guam Doctrine) ，宣布「越戰越南化」，不久越南赤化。中美建交；華盛頓因為美中蘇戰略板塊移動，忙得不可開交，美國羽翼下的小型盟國，也只好「自己的安全自己顧」。

1976年澳洲總理福瑞澤（Malcolm Fraser） 主導的國防白皮書，更在「近岸防禦」基礎之上，將澳洲國防軍的建軍目標清楚訂在「能夠抵禦來自東南亞（特別是印尼）的攻擊」，包含強權以佔領印尼部分領土做為攻擊基地的情況。

1992年4月26日，澳洲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在一場公開演講裡，提到太平洋戰爭時仍說道：

澳洲紀錄片導演John Pilger在他的紀錄片《最後幻夢：那些他人的戰爭》（The Last Dream: Other People's Wars）裡感嘆地說：「澳洲人有種特別的習慣，習慣了用流血犧牲來感念強國的保護」^註4。

從1905年的「帝國防衛」到1970年代確立「國防自主」，澳洲人花了六十年，從帝國臣民變成了澳洲國民。

▎歷史道標的十字路口

澳洲近年興起「亞太第二次霸權轉移論」，彷彿澳洲人又開始為下一個歷史轉捩點，預做心理準備。最新的爭論，圍繞在到底該如何權衡大國同盟與國防自主，建構澳洲下一代國防軍力。其中的關鍵點，在於澳洲該怎麼面對中國崛起，以及中美亞太競逐的白熱化。

《2013年澳洲國防白皮書》裡點明「中美關係是澳洲最重要的對外關係，澳洲必須面對中美競合的事實，努力取得平衡」，並提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這個以澳洲本土防衛為基礎的新概念，堪稱史上首見純粹澳洲本位的戰略觀點。

「印太戰略」闡明，美中印未來以東南亞為中心的競逐將日益顯著，而澳洲國防必須重視這個發展趨勢，尤其注重被稱為「迫近週邊」（immediate neighbourhood）的印尼、新幾內亞、東帝汶島鏈成為侵略者跳板的可能性。這個新的建軍方向毋寧是建立在太平洋戰爭的教訓之上，希望能禦敵於境外，防止澳洲本土再次遭受攻擊。

澳洲學界也提出對大國同盟的反思，認為澳洲應該對自己是個中型國家，以及自身在盟國裡的「軍事相對實力」有所認知，而不是單就同盟利益給與盟國承諾。同時，澳洲也應該盡量協助亞太各國建立區域性合作組織，用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倡議取代傳統的盟國協約，將澳洲在亞太的發言權與自主性最大化，創造對澳洲有利的槓桿。

有朝一日「印太戰略」若能成為東協與澳洲的共同信念，澳洲就能夠將協防重心放在週邊鄰國，而不用像過去仰賴遙遠的強權馳援。這樣的轉變也暗示著，澳洲人普遍開始擔心若是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最後又會重演上個世紀太平洋戰爭的噩夢，不如積極促成區域安全公共化，才是最符合澳洲利益的上上之策。

戰略學者懷特（Hugh White） 表示，亞太因國際權力轉移，未來幾十年不會太平靜，因此澳洲必須從現在開始，發展自我防衛能力。中國崛起將是澳洲自殖民時期的230年來最大變局，意味著自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在亞洲近五百年的霸權時期即將結束。未來澳洲跟紐西蘭的存在，搞不好反而會被認為是「西方遺留在亞太的特殊產物」。

▎結論

總而言之，澳洲既是亞太局勢的風向球，也是西歐文明在亞太西岸存續至今的歷史少數。

從最初的罪犯流放地、自治領到獨立國家，地廣人稀、距離文化母國英國遙遠，卻緊鄰人口稠密的亞洲，澳洲國家發展歷史深深地受到外部地緣政治所影響。從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共產國際擴張的印尼到中國崛起，澳洲的自我定位始終受到國家安全所主導、在「防衛祖國/大國盟友」與「澳洲本土安全」之間擺盪，「遺棄/圈套情結」發生在澳洲每個重大的歷史環節，更內化到國民潛意識當中。

澳洲大陸直接遭受日本帝國攻擊的震撼，是祖國放棄澳洲的哀傷，也是美國崛起於亞太的契機。太平洋戰爭前後，英美在亞太地區的一來一往，除揭露了霸權轉移事實，更是澳洲人對大英帝國身分認同的分水嶺。澳洲重新以現代國家的國防自主角度去擎畫大國關係，將為英國馬首是瞻的基本國策改弦易轍，轉向與美國結盟，自主發展國防能力。太平洋戰爭清楚標誌著澳洲國族意識的誕生，並且在「澳洲人」的發展脈絡深深烙上戰爭的痕跡。

澳洲國民自我認同發展就是一部「他者鏡像」的百年通史，用「多數他者」來映照「少數我輩」。無論是英美大國或是歷代假想敵，通通都是作為相對於澳洲人的「多數」而存在著。透過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澳洲用亞太局勢來照見自身歷史輪廓。

進入二十一世紀，澳洲國族記憶已經慢慢從太平洋戰爭的歷史傷痕中走出來，與過去那個帝國殖民地的身分道別，漸漸往獨立自主的未來邁進。隨著中國與東協的崛起，澳洲的存在或許會變成下個世紀歷史教科書上的「大航海時代遺跡」。更重要的是，澳洲是否會再次因為「遺棄／圈套情結」而在中美勢力消長之際再次做出選擇，將會是本世紀考驗澳洲領導人智慧最重要的一道課題。

▎參考資料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