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人的世界史》安保抗爭──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

文／涂豐恩

1960年6月15日，超過了十萬人聚集在日本國會山莊的外頭，將它團團包圍。人群中有許多年輕的學生面孔，他們站在第一線，隔著圍牆及鐵門，和警察對峙著。

突然之間，有人破壞了國會山莊南邊的大門，衝破了封鎖線。

消息很快傳開，附近的群眾立刻蜂擁而上，闖進國會外頭的廣場。年輕的學生們手上拿著旗幟和木棍，拼了命的往前衝，另一方的警察則戴著頭盔，揮著警棍，並且派出兩輛強力的噴水車，想把抗議的群眾阻止在外。

原本嚴肅的國會殿堂，頓時成為了民眾與警方大亂鬥的戰場。在激烈推擠中，許多學生受了傷，有些人支持不住，倒在地上，但有更多人，繼續衝撞著警方的防線。他們朝警方丟擲棍棒、石塊，甚至將警備車推倒，放火焚燒。

混亂之中，有個女孩子失去意識，被同行夥伴抬了出來。她穿著白色的上衣，深藍色的褲子，頭上的鮮血直流。她叫樺美智子，是位東京大學的三年級學生，那年22歲。在這場衝突中，她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犧牲生命的人。

樺美智子死亡的消息傳回了抗爭現場，引起群情激憤，也震撼了參與抗爭的學生。學生們都說，這正是警方使用暴力、執法過當的證據；警方卻宣稱，樺美智子是在人群中意外跌倒而身亡。

隔一天，樺美智子的朋友們在東京大學校園內，為她舉辦了悼念儀式。那天飄著細雨，但許多人撐傘湧到了現場，主辦單位掛起大型布條，抗議政府「虐殺」學生。人們說，不能讓她的生命白白犧牲。

兩天之後，日本的七間大報社，包括《讀賣》、《朝日》和《產經新聞》，刊出了一份聯合聲明。聲明中，他們譴責暴力，對6月15日的流血事件表達憂心，並且重申民主和國會尊嚴的重要性。不過，報社的發言，究竟是站在學生這一邊，還是站在警察那一邊，其實頗為曖昧，一直以來，他們對政府的批評並不多。

6月15日那天來到國會大樓前的人們，都是為了抗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而來的。這份條約在1951年第一次簽定，當時美軍剛剛要結束二次大戰之後對日本的佔領。

根據這份條約，美國與日本將結為軍事同盟。雖然按照二次大戰後的規定，日本自己不能擁有軍隊，也不能對外發動戰爭，但是它將提供美軍駐紮的基地，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前線。

表面上看來，安保條約讓日本和美國成為盟友，可是說穿了，美國是老大，日本只是跟班，雙方的關係並不平等。同一時間的其他東亞國家，像是南韓與臺灣，也和日本一樣，扮演起美國小弟的角色。他們要共同對抗、聯手防堵的，則是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

安保條約第一次簽訂時，就有許多日本民眾表達過反對意見。在二次大戰後的日本，不少人對於共產主義抱著好感，反倒對佔領過日本的美國，心理有些厭惡。除此之外，二次大戰才結束不久，人們對戰爭的記憶還鮮明，很多人只期望和平的日子，對軍事同盟這類的事情實在難以苟同──沒有人想再捲入另一場戰爭了。

只是，當時的國際局勢並不容日本說不，在二次大戰中吃了敗戰的日本，此時姿態很低，很多事情只能任憑美國決定。當年的安保條約，也就在這種情況下簽訂了。

過了將近十年，美日雙方政府高層又開始交涉，打算在前一份安保條約的基礎上，另外簽一份新條約。根據新條約，日本在雙方的軍事同盟中，將扮演更主動的角色，不但要提供基地給美軍使用，要是真有戰爭發生，更必須積極地協助防禦。日本政府說，這象徵著表示日本可以走向「獨立」，不再只是美國的附庸。

但這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說法，很多人並不買帳。修改安保條約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了國內的反彈。人們不懂，日本已經當了美國這麼多年的小弟，難道還要繼續當下去嗎？社會上因此出現了反對的聲浪。

不過，如果只是這樣，還不足以讓民眾走上街頭、包圍國會。

在安保條約的問題浮現兩年以前，執政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早就已經由於施政問題，一再引發社會上的不滿。比如兩年前，他曾經打算修正「警察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大幅提高警察執勤的權限。岸信介對外宣稱的藉口，是要藉著修正法條，加強公共安全與秩序的維護。

但很多人的眼中看來，所謂公共安全什麼的，根本只是藉口。岸信介的舉動，說穿了就是在擴張政府權力，企圖打壓反對的聲音。

岸信介是個很奇特的政治人物，他是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曾經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被認定為甲級戰犯，關進了東京的巢鴨監獄。後來在軍事大審中，他意外沒被追究責任，逃過一死，最後還當上了首相，成為日本政壇的「不死鳥」、昭和時代的「妖怪」。

不過這位政壇不死鳥，卻在打算修正警職法的時候，碰了一鼻子灰。

在很多人眼中，岸信介本來就是個觀念保守老舊的政治人物，他熱愛權力，政治手段高明，但卻沒什麼進步的理念，對民主或人權也漫不在乎。修正警職法一事，似乎正坐實了外界對他的懷疑和批評。

當時有許多知識界的人士串連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抗爭，並且積極與在野黨合作，阻止法案的通過。

這是一次成功的社會運動，不但成功擋下了警職法的修正，更為將來的抗議行動提供了基礎。經過這次演練，反對岸信介政府的團體間已經建立了默契，知道如何溝通、協調和合作。所以，當簽訂安保條約的消息傳出，他們很快就又集結起來，成立了名為「安保改定阻止國民會議」的組織，準備再一次挑戰岸信介的施政。

在這個大組織下，有許多目標各不相同的小團體，有人代表婦女，有人代表勞工，也有人是和平主義者，還有一些人是以守護憲法為職志。雖然理念各不相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反對安保條約。

在眾多團體當中，行動最為積極、甚至激進的，就屬「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

顧名思義，全學連是個由學生組成的團體，因為年輕，成員們大多還充滿著理想與熱情，做起事來衝勁十足。擔任全學連委員長、負責帶頭的學生名叫唐牛健太郎，那年才二十二歲，還是個北海道大學的大學生。

在反對安保條約的活動中，全學連一直在站在第一線──他們這場運動中的鷹派。

早在1959年11月，全學連就率領了一萬多人，展開突擊行動，衝破了國會的大門，和警方發生激烈衝突，成為反對安保條約行動中的第一波高峰。

這次抗爭成功引起了外界的關注。然而，很多人並不贊同全學連過於激進的舉動。日本政府在當天發表聲明，嚴詞批評全學連玷污了國會殿堂；就連全學連的盟友都出面譴責，擔心暴力抗爭的社會觀感不好，可能引起反效果。隔天，警方派人搜索了全學連的總部，發起抗議活動的領導人，也遭到逮捕。

不過，面對批評聲浪和官方追殺，全學連沒有退卻。

1960年的1月15日，全學連的成員接到消息，知道岸信介準備搭機前往美國，親自與美方洽談安保條約的修正。他們在半夜衝到機場示威抗議，大批人群塞滿了出境大廳，學生們拿起機場餐廳的椅子，組成路障，打算阻止岸信介出國，結果在機場與警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

但抗爭沒有成功，在大批警力出動的情況下，岸信介還是按照他的計畫，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

相較於全學連激烈的抗爭，其他團體採取的手段明顯和緩許多。有人發起連署活動，收集簽名，也有人發動遊行請願，向國會施壓。只是在全學連眼中，這種過於溫和的行動，不可能達到任何成果。當外界批評全學連激烈的行動策略，他們反唇相譏，說秩序井然的遊行活動，只是大拜拜，跟進香團沒有兩樣。

其實，當時日本社會對於安保條約，並不存在一面倒的意見。根據1960年3月的民調，支持和反對的安保條約的比例，大概各佔了兩成多。不贊成的人，多是出於反戰的心理，而贊成的人，則是認為與美國合作有利經濟發展。

更重要的是，有高達五成的人，面對詢問，只回答「沒意見」、「不知道」。換句話說，反安保運動面對的敵人，與其說是熱情擁護岸信介的支持者，倒不如說是社會上的冷漠與無知。

當然，隨著反安保團體的努力宣傳，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對政府的決定抱持懷疑。但諷刺的是，真正讓反安保勢力到達顛峰的，不是別人，正是一直以來主導著安保條約修正的岸信介。

1960年5月19日，日本眾議院正要舉辦投票，決定是否承認新的安保條約。

那是個漫長的一天，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一直沒有取得共識，會議從早上一直開到了半夜。各個抗爭團體，包括全學連，都在當天發動緊急動員令，在國會的外頭，群眾聚集越聚越多，抗議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岸信介所領導的執政黨，看來是準備利用人數優勢，在投票時強行通關。反對黨的議員，態度也很強硬，沒有打算輕易放水，他們佔領了國會主席台，不讓議長上台，盡全力杯葛會議進行。

面對這種僵局，岸信介堅持貫徹意志，不能有所退卻，法案一定要通過。對他而來，安保條約已經不是一條普通的法案，而是關乎他的尊嚴，更是他的政權能否維繫的關鍵。

當天晚上十點多，和他同一陣營的國會議長清瀨一郎，派出了五百名警察進入議場，強行趕走反對黨的議員，並且在他們缺席的情況下，宣布開會，進行投票。

凌晨十二點多，投票程序完成，新的安保條約正式宣布通過。

但是這個令人意外的、徹底破壞民主機制的舉動，立刻引起群情譁然。

隔天的報紙上，出現對於岸信介政權的批評，指責他不顧民主程序，侵犯國會權力。反對安保的聲浪，隨之迅速高漲。就連在岸信介所屬的自民黨內，也傳出了不滿的聲音，和他不同的派系的政治人物，更打算趁這個機會打擊岸信介。

岸信介的舉動，點燃了民間的怒火。從那天開始，反安保的抗爭規模越來越大，聲勢越來越強，人們不只要質疑國會決議的正當性，更要求岸信介主動下台負責。根據當時朝日新聞的民調，在國會事件一週後，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度跌到了只剩12%。

向來最活躍的全學連，帶領著大批學生，直接包圍岸信介的官邸，高喊「打倒岸信介」。在民眾情緒最高昂的時候，甚至有人喊著「殺死岸信介！」、「殺！殺！」。

但岸信介彷彿是覺得這樣還不夠。在強行投票事件發生幾天後，他召開記者會，態度依舊強硬。面對洶湧而來的批評，他說：「電影院和棒球場都客滿，比上街抗議的人數還多，我不認為民眾有什麼意見。」

幾天之後，他再一次面對記者，仍然強調：「現在外頭抗議有很多聲音，但我想要傾聽沉默的大多數（声なき声，直譯為無聲之聲）。」顯然完全沒有把反對者放在眼中。

岸信介的發言，有如火上加油，激發更多人走上街頭。後藤新平的外孫、知名作家鶴見俊輔，就發起「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反擊岸信介在記者會的發言。

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丸山真男，也在報上發表文章，支持國民對公共事務自發性的關心，他把這場抗議活動，看成日本民主能否更加健全的一場試煉。他說，這是日本民主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卻有是前有未有的契機。

換句話說，到了這個時候，反安保抗爭已經不再只是關於安保條約本身，而成為一場保守與進步的對抗，威權與民主的抉擇。

從六月份起，反安保的抗議活動進入了最高峰，全日本參與的人數超過上百萬，而且來自各行各業，有男有女，幾乎成為一場全民運動。他們情緒高昂，高聲表達對政府破壞遊戲規則的不滿。

光是在6月4日當天，日本全國就有超過五百萬人參加抗議活動。日本鐵路公司的成員，選擇以罷工表達他們的不滿，造成上千個火車班次，不是停開，就是誤點。不少商店也在全國商工聯合會的領導下，休店一天，以示抗議。農民、勞工、護士、家庭主婦，甚至是高中生，全都站了出來，他們舉著牌子，抗議「暗黑國會」，呼籲「日本不能嫁給美國」。

面對罷工罷市帶來的混亂，日本政府沒有絲毫讓步，反倒指責罷工違法，並對外表示「遺憾」。

但是讓日本政府頭痛的問題還在後面。

6月10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哈格第（James Campbell Hagerty）搭乘著飛機抵達日本。他此行的目的，原本是代表美國政府和日方協商，安排之後總統艾森豪訪問日本的行程。沒想到，在機場外頭迎接他的，卻是一群憤怒的民眾。

哈格第的座車，才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就被團團圍住。當時從機場到東京市區還沒有高速公路，所以抗議人們很容易就聚集起來。人們不顧車子裡頭坐著美國來的外賓，拿著石塊和棍棒就開始攻擊。

坐在凱迪拉克轎車內的哈格第臉色很差，負責外賓安全的警察隊更是緊張，萬一出了什麼差錯，他們可擔當不起。

眼看現場即將失控，美方連忙派出了一駕直升機，把哈格第從地面接走，讓他得以脫身。

當時哈格第的兒子也坐在直升機上，根據他的說法，就連直升機在起飛之際，民眾手中的石塊也不斷砸過來，有些甚至直接命中了直升機機體。

為了給美國一個交代，日本警察逮捕了曾在當場指揮群眾的學生，並且搜索了相關組織，結果引發更大的不滿。搜索隔天，全學連就帶領著群眾，包圍了東京的警視廳。

這場混亂的迎賓活動，讓岸信介的政府灰頭土臉。美方對於他們的危機處理能力，更是大打問號。也是因為這場抗爭，美方才意識到：原來在日本國內有這麼強烈的反美情緒。

即便如此，岸信介等人還是不打算低頭。因為在他們看來，抗議群眾不過是一群暴民，政府不能屈服，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予以鎮壓。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內部討論中，大家都口徑一致，認為這事件並不單純，是國際共產主義者在背後操縱。

岸信介等人的推測並非毫無道理。反對安保條約的人群中，的確有許多人對共產主義抱著同情態度；在整場抗爭中扮演要角的全學連，與日本的共產主義者關係也很密切。而日本反對黨的領袖淺沼稻次郎，前一年才剛剛訪問北京，與中共高層會面，並且發表演說，強調「美國帝國主義是中日人民共同的敵人。」

當反安保運動在日本風起雲湧之際，中國也曾經大力聲援。1960年5月9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人，在政治領袖的帶領下，高呼：「打倒美國帝國主義！」

從那一天起，在中國各地的大都市，包括天津、長春、成都、瀋陽、重慶、杭州，反對安保的示威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出現，毛澤東更透過人民日報表示，宣示「統一戰線」的決心。

從國際局勢來看，日本與美國走的越近，對於中國的威脅就越大，當然不能不採取一些反制行動。相形之下，當時臺灣的獨裁政府，跟同屬保守威權的岸信介政府，可就算是相親相愛了。

不過，把一切問題源頭都推給共產黨，只是表示岸信介政權錯估了情勢，也或許因為如此，他們讓自己在外界看來更加麻木不仁。抗爭的人群當中，固然有共產主義份子，但成員卻是來自四面八方，三教九流，遠比岸信介等人宣稱的更為複雜。有些人的想法很簡單，只是純粹出於對岸信介的厭惡；也有人想的很遠大，想讓安保抗爭變成一場「世界革命」的起點，掀起更大規模的運動。

在機場抗爭的隔一天，三千多名大學教授發起遊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上街過好幾次。美國大使館和首相官邸的外頭，都聚集了大批群眾，國會外頭抗議的民眾也沒有散去。反安保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漲。

終於，在6月15號，發生了那一場震撼人心的流血衝突，帶走了樺美智子的生命。

在6月15日的突擊中，除了喪命的樺美智子，有幾百名學生因為受傷進了醫院，其中有幾十位甚至到了重傷的程度。

學生受傷的原因，除了與警方的衝突以外，還有一些受到了支持岸信介的右翼份子襲擊。他們舉著「維新行動隊」的旗幟，拿著木棍和鐵棒，加入了混戰，負責維護秩序的警察，對於右翼團體的倒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未太積極制止。

眼看情勢動盪，岸信介曾經幾度想出動自衛隊（相當於日本的軍隊）鎮壓群眾，甚至一連下了幾次命令。但是職掌自衛隊的官員赤誠宗德，堅持軍隊不能與國民為敵，拒絕了岸信介的要求。如果不是這樣，安保抗爭中或許將有更多人流血，甚至有更多人犧牲。

樺美智子的父親是位大學教授。在事件過後兩天，抗議群眾在國會南門外頭架設了臨時的紀念場所。他和太太，帶著鮮花到了現場，和眾人一同悼念逝去的女兒。

眼看學生在國會前濺血，東京大學校長茅誠司也發表聲明，強調學生固然應該為激進的行動負責，但真正的問題，出在破壞民主規則的政治人物身上。他說，如果不是對現狀感到絕望，學生何須採取這樣的行動？他也呼籲，國會應該儘快亡羊補牢，回歸民主法治與責任政治的精神，才能讓社會恢復平靜。

以東大校長在日本社會的地位，他的發言自然特別受到重視。沒想到聲明一發佈，日本政府毫不領情，甚至狠狠回擊。擔任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的松田竹千代，跳出來指責東京大學忘記了自己作為教育者的身分。

然而，學生們抗議「虐殺」的聲音還未稍歇，國會外頭氣氛仍然緊繃的時刻，安保條約卻在6月19日默默地「自動生效」。

原來，按照日本法律規定，對外簽署的條約，只要眾議院表決通過，就算上一級的參議院尚未表決，三十天後也會自動產生效力。從岸信介動用警察、強行表決的那天算起，這一天正好是第三十天。

抗議群眾不是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局。安保條約自動生效的前一天，全學連、沉默的大多數協會，和其他團體再次發起大規模抗爭，主辦單位宣稱，當天有包圍國會的現場有數十萬人，像是最後的奮力一擊。

日本各地也有不同的聲援活動。在大阪，學生們佔領的市內主要的幹道御堂筋，有人高舉著牌子，上頭寫著：「美智子上天堂，岸信介下地獄。」

只是，儘管抗議聲依舊不絕於耳，卻也無法改變什麼。

午夜十二點鐘聲一響，一切已經難以回天。在國會外頭的廣場上，有人哭了起來，有人憤怒的大聲怒吼。抗爭領導人之一的島成郎，當時擔任全學連的書記長，多年之後，他回想那一刻的情形，只記得一種無法壓抑的嘔吐感不斷襲來，讓他忍不住蹲坐在地上。

三十多天的激烈抗爭，在那一刻看來，只像是一場空。

隔一天，岸信介政府出面發表談話，宣佈安保條約生效，談話中不忘補上一槍，強調反對安保的，只是社會上一小撮的國際共產主義份子，不能代表民意，並且再次重申：譴責暴力。幾天後，美日雙方正式批准、交換了條約。

反對的聲音還在努力。在野黨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安保條約生效，甚至不惜要集體辭職。他們說，法案表決的過程缺乏正當性，根本違憲。遊行和罷工也還在繼續，很多人不願意輕易離去。

可是抗爭已經在退潮。

美日雙方交換安保條約的同一天，飽受批評的岸信介，也召開記者會，宣布辭職下台。岸信介一走，更讓許多人失去了抗議的目標，民眾因為憤怒而累積的能量，失去了著力點，也開始迅速消散。

轟轟烈烈的安保抗爭，就這樣失敗了嗎？曾經走上街頭的幾百萬人，難道都不算數嗎？

在運動的最高潮，曾經有東大的學生懷疑地詢問他們的老師丸山真男，想知道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據說丸山真男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圓圈，又在圓圈中畫了好幾個小孔。他說，「安保條約就像那個大圓圈，而人們的行動就是這些小孔。」彷彿是在說，只要反對的聲音還在，不論多麼微小，總是能夠造成一些改變。

身為日本戰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對於抗爭一直是樂觀的，就算到最後依然如此。他總是認為，民主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而是不斷追求的過程，需要用行動一次又一次地定義，是一場永久的革命。它必須一直是進行式，而不能變成完成式。

他也說，真正的公民，應該像是佛教裡的「在家修行」，不用剃髮，不用出家，不用把政治當成職業，只要多數人對政治事務保持關心，讓政治走入日常生活，而非把持在少數專業政客的手上，就能維繫民主制度的運作。從這個角度看，安保抗爭喚起了大家對政治的關心，並不能算是失敗。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丸山真男這樣樂觀。

6月19日凌晨，安保條約自然生效的那個剎那，丸山真男說自己只是看了一下手錶，心裡想著「時間過了啊。」

同一時間，他的朋友、社會評論家清水幾太郎則是帶著家人，在國會大門的外頭嚎啕大哭。他對安保抗爭有著很深的寄望，面對這樣結果，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挫敗感，無法不感覺到徹底的失敗。

同樣的挫敗感，也在全學連內部開始發酵，而且逐漸演變成彼此攻擊的理由。為什麼幾百萬人上街頭，卻沒有辦法得到想要的成果？全學連成員間的矛盾，隨著抗爭的落幕，變得越來越尖銳，社團內部的主流派，也成為檢討的箭靶。

他們被說是缺乏領導能力，戰術和戰略都十分混亂，甚至連抗議的目標都搞不清楚──全學連內部，對於抗爭目標向來有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認為關鍵是要把岸信介拉下台，另一個則認為真正的敵人是美國帝國主義。全學連內的非主流派，大聲指責主流派從一開始，就把大家帶往了錯誤的方向，註定失敗。

安保抗爭創造了全學連歷史上的最高峰，卻也讓它走向分裂與崩壞。有人無法忘懷抗爭的激情，需要燈光，需要舞台，卻又無法找到同等規模的舞台，只能不斷用越來越激烈的手段，想要吸引外界的注意，甚至走向了近乎恐怖主義的形式。結果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感，甚至恐懼，反倒更快地加速邊緣化。

安保抗爭到底改變了什麼？

在岸信介下台之後，新的首相池田勇人上台。他與岸信介同樣屬於保守的自民黨，可是作風不一樣。他喊出了口號，號稱要讓十年之內讓日本人的薪資成長一倍，因而開啟了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年代。

人們說，自民黨依然威權，可是在安保抗爭後變「軟」了，不在政治上和民眾硬碰硬，而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導向經濟發展。之後自民黨繼續執政幾十年，而民間的抗爭力量，則是日益萎縮。這究竟是政府的勝利，還是群眾的勝利，一時之間似乎很難說的清楚了。

抗爭也改變了每個參與的生命，不論是往哪個方向。他們其中有些人，在激情過後，突然感覺到了對於知識的巨大匱乏；還有一位名叫吉本隆明的思想家，在事件過後，有好長一段時間都無法重振精神。

從5月19日開始，三十多天內流下的眼淚與鮮血，經歷的推擠與衝撞，讓很多人都短時間內，都還沒辦法找出理解的方法。而這一場日本戰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爭，因為它是如此激烈，如此複雜，召喚的情感如此巨大，註定會在幾十年後依舊引起爭辯和討論，無論它究竟是成功或失敗，是荒唐，還是偉大。

本文授權轉載自「故事」：《大人的世界史》安保抗爭──日本戰後最大的一場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