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解散道德警察」？政府的虛晃一招與難滅的運動怒火

「難道政府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目標是整個體制嗎？」伊朗全國抗議隨著庫德族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遭道德警察羈押後之死，至今已經進入第三個月，未見顯著趨緩。這場抗議從一開始捍衛女性的權益，全面擴大成對伊朗的社會不公和反抗專制政權等議題的不滿抗議，成為伊朗政府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面對的最大政治動盪之一。在擴大延燒的輿論壓力下，伊朗檢察總長在12月4日聲稱「道德警察已經解散」，然而此說法目前仍未獲得官方證實，政府試圖緩解壓力的讓步只是虛晃一招？即便真的解散道德警察，伊朗女性仍難實現真正的自由平權，而難以平息的民怨，又是否能接受政府的「算計妥協」？

伊朗全爆發的抗爭行動，起因於今年9月的22歲女性阿米尼之死。阿米尼在9月13日到首都德黑探親，途中遭道德警察以「服儀不符合規定」而強制逮捕，並於3天後死亡，引爆伊朗全國示威，民眾要求解散道德警察、女性摘下頭巾焚燒抗議、國內外民眾紛紛聲援。而隨著警方的強力鎮壓，更加劇民眾對體制的不信任感與怨恨，最終訴求已經演變成對政府、對體制的抗議。

伊朗人權活動者通訊社（HRANA）統計，截至12月3日，已有470位示威者死亡（其中64名未成年）、18,210名示威者被逮捕，以及61名安全部隊成員死亡。

串聯抗爭的壓力在伊朗極為罕見，也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對這股民怨衝擊。但政府除了鎮壓示威之外，是否有釋出「善意」的跡象？伊朗檢察總長蒙塔茲瑞（Mohammad Jafar Montazeri）首先在12月1日透露，議會和司法部會審查《頭巾法》，接著在12月4日的一場宗教活動中，當他被問到是否會解散道德警察之時，蒙塔茲瑞首先回應道德警察與自己任職的司法部無關，並指出「道德警察部門已經解散」。

消息在第一時間的外界解讀，認為這是伊朗政府首度對於阿米尼抗爭的妥協回應，然而實際上外界至今仍未能證實蒙塔茲瑞的說法是否屬實，包括伊朗國內的民眾也都抱持觀望態度，原因其一是因為蒙塔茲瑞所屬的司法部，本來就無權管理內政部主管的道德警察，二是因為伊朗官媒出面否認了相關說法，指出：

儘管目前伊朗官方未證實道德警察是否解散，但這是伊朗高級官員第一次對外承認相關議題。此外，人在海外的伊朗外交部長被問到解散與否的問題之時，也沒有完全否認，只提到伊朗「正在往民主和自由邁進」。針對蒙塔茲瑞的解散說法與官方的事後沉默，外界亦出現不同推測，例如有人認為蒙塔茲瑞可能不經意說出政府內部仍不確定是否要公開的決定，或者內部官員還在為此爭執辯論。

不管政府最終是否會鬆綁《頭巾法》或解散道德警察，這一場示威已經改變了伊朗社會。《紐約時報》指出，越來越多的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已經不戴頭巾，而且街上也幾乎看不到道德警察的身影。跡象看似好轉，但從外流的影片上仍可以看到，伊朗革命衛隊旗下Basij民兵對不戴頭巾的女性動武。關鍵問題也在於：假設官方真的解散了道德警察——雖然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伊朗女性就從此能自由了嗎？

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在1979年發動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的統治。在他統治的伊朗下，從1983年開始強制規定年齡超過青春期的所有女性（並沒有給出具體年齡），不論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公共場合必須配戴頭巾及寬鬆衣物。但這不僅僅只針對女性，伊斯蘭法也規定男性要穿著得體，是直到2005年伊朗前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上任，且收緊頭巾法規定後，道德警察才於2006年開始出現在街上，審視多以「女性」為主的服裝儀容規定。

綜合《德國之聲》和《華爾街郵報》，這一些道德警察本身也有服裝規定，男性身穿綠色制服，女性則是覆蓋頭部的黑色長袍。他們以開著白色箱形車（van）為人恐懼，時常出現在擁擠的市區或捷運站外檢查女性的服裝儀容。若發現女性不符合服裝儀容規定，道德警察便會將這一些女性帶進拘留中心，強制她們參加有關伊斯蘭價值觀的講座，且在家人親友帶來「合適的衣服」後，才能獲釋。

不過，道德警察的執法爭議就在於，官方並沒有明確的指導方針說明究竟哪一些服裝不合適或不符合規定，留下極大的空間供道德警察自行詮釋，所以不斷有女性在過去突然遭到逮捕——這一些被強制拉走、拘捕的恐懼、憤怒與不滿成為伊朗女性的集體記憶。因此，伊朗女性這些年來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抗議，她們不戴頭巾走入公共場所、身著色彩繽紛的長袍等等，試圖鬆動與擴大官方所沒有明文規定的灰色地帶。

但隨著保守派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在2021年上任後，這樣的灰色地帶也逐步抹除，道德警察在大城市的數量開始增加，並且在9月因執法不當導致阿米尼之死後，點燃了伊朗至今未息的抗爭之路，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改變：保守派議員開始批評道德警察，幾百位宗教女性在網上反對強制戴頭巾。甚至，現在傳出官方可能會解散道德警察——這可能也是伊朗保守派能讓步的最低限度。

這個未經證實的善意，在伊朗社會掀起不同討論，有人嘲笑、有人認為是一大勝利，也有人認為為時已晚。

伊朗高級國會議員庫奇（Jalal Rashidi Koochi）指出，解散道德警察值得稱讚，但一切來得太遲，他稱希望可以在發生這一些事件之前先行動，「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政策和行為如何損害國家的穩定性，以及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一位伊朗著名人權律師沙迪·薩德爾（Shadi Sadr）也在Twitter上寫道，解散道德警察並非什麼大新聞，因為戴頭巾還是強制規定，並且會透過其他方式——例如遭學校開除——強制執行，且抗議活動始於道德警察謀殺阿米尼，因此：

因頭巾開始的抗爭，已經全面擴大成對伊朗體制的改革，類似的說法也能從其他示威者口中得到呼應。其中就有人在Twitter上質疑：「他們真的認為解散道德警察，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嗎？難道政府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目標是整個體制嗎？」一位伊朗女性也告訴《BBC》，政府決定解散道德警察不意味著抗爭就會結束，因為人民知道在這個政府執政之下不會有未來。

曾經以《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聞名國際的黎巴嫩裔美國學者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密切關注這次伊朗的動態，他在個人的Twitter上認為，現在一切才正開始，當僵硬的制度做出讓步回應時，反叛的運動可能會越來越高漲，塔雷伯說：「是扥克維爾效應」。

所謂的「扥克維爾效應」（Tocqueville effect，或譯為「扥克維爾悖論」）出自19世紀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扥克維爾，他以研究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而聞名，特別針對「革命的發生原因」為深度探討課題。扥克維爾指出，革命的爆發很有可能不是發生在最壓迫、最黑暗的時刻，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卻是在相對繁榮和苛政減緩的環境下爆發。儘管個說法尚有商榷空間，但在後世的政治學與歷史學的討論中，以此延伸發現，當專制政權逐漸回應改革、邁向開放的時候，反而會是政權崩解的最危機時刻——諸如清帝國覆滅、或蘇聯解體等，就常被以「扥克維爾效應」當做現象的註解。

放回到伊朗的脈絡，塔雷伯就當前伊朗要取消道德警察的「改革」，認為此刻很有可能就是伊朗版的扥克維爾效應，深知政權本身有問題的抗爭民眾，不會就此善罷甘休，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一名女性抗議者告訴《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