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華商的角色流轉：從二戰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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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初始，泰國利用地緣政治位置，在軸心與同盟國之間，一度取得中立的緩衝地位。但英軍在馬來半島節節失利，泰國被迫作出選擇，與日本簽訂條約，同時也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終戰七十年後的今日，日泰雙方早已恢復密切關係。日本仍舊是泰國最大的逆差國，這個數字已經來到140億美元（2014），緊追在後的是137億的中國，很有可能在今年過後，日中兩國的排名便會對調。貿易版圖的更迭，涉及很多因素，但本文主要聚焦在華裔泰人發揮的影響力。華裔泰人在戰後泰國的不可或缺性，他們或基於身分認同、地緣經濟等考量，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發展上貢獻，也讓泰國的力量在亞洲擴張。

▎雙重身份：華裔的認同與被認同

20世紀初期，到南洋打天下的華裔／華僑，由於刻苦耐勞且較具生意頭腦，在米、鹽、橡膠、零售等領域都有傑出的商業表現，也讓東南亞各地的原生土著起了戒心。

隨著西風東漸，散播主權民族國家概念，泰國在1932年成為君主立憲國，民族認同高漲。這時期雖有華裔加入革命，協助現代泰國成形，然而根據1909年清國的《大清國籍條例》與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國籍法》，華裔泰人只要父母雙方為中國國民，即可被承認是中國國民；而肇因於他們的「雙重國籍」，泰族人並未完全對華裔放心。

1930年代，中國積弱不振，泰族人並不擔心中國會藉由華裔對泰國不利，而是擔心在商業方面取得優勢的華裔群體，是否會出賣泰國利益給「母國」？從1910到1930年，估計華僑匯款每年至少2,600萬美元回中國，其中大約兩成來自在泰國為數眾多的潮汕移民。於是在1930年代後期，泰國政府推行「唯泰主義」（Ratha Niyom）的泰化運動，企圖確立華裔的國家認同，並把華商手中大筆的經濟資源都留在泰國。

華裔的身分問題有多嚴重？泰國在1947年的人口調查指出，當年總人口約為1,760萬，擁有中國國籍者（領有中國核發證件）約為47萬；若以血緣計，則超過百萬。從40年代到60年代，推估華裔約佔10%人口。而一項1960年代針對曼谷居民的調查指出，在50歲年齡層裡，有將近4成的人擁有中國國籍；40歲的年齡層裡，有3成2的人擁有；30歲年齡層裡，則有1成6。

人數是一個問題，人心又是另一個狀況。在戰後，全球旋即進入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東南亞的民主陣營面對世界最大（領土不時調整）的共產集團，再加上赤化風潮日盛，中南半島籠罩在戰爭陰影下，讓東南亞各國更猜忌境內華裔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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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的生存之道

這樣的時代脈絡，使華裔泰人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卻也造就了海外華僑的生存之道。

在20世紀初期，初到泰國的華裔確實有著強烈的身分認同。例如日後成為泰國首富謝氏家族（Chearavanont family），第一代的謝易初乃是廣東澄海人。他以種子為工具，在曼谷打下了一片天地，最後仍回歸故鄉，在共產中國建立後還當過政協委員。其四子便取名為正民、大民、中民、國民（正大中國），老四謝國民（Dhanin Chearavanont，2015年全泰首富，全球富豪榜排名第81位）為正大集團（Charoen Pokphand Group）掌門，更是當今紅頂商人。

不過，更早期的華裔移民大多泰化。如推動泰日同盟的鑾披汶元帥（Phibunsongkhram），即是廣東華裔第三代混血，在政治認同上忠於泰國；如謝氏家族此類，為中國共和國體建立前後期的移民，在情感上仍接近中國。但大多數華裔既然遠渡重洋，自是希望能找新天地安身立命，且華裔對於政治普遍較為冷感，亦不願節外生枝。

在二戰日本佔領泰國期間，泰族由於和日本的協約，必須支援日軍，也和部分華裔形同水火；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次級組織，又紛紛於泰國境內活動，終於在1945年爆發泰國版的「228事件」，也就是耀華力路等一系列事件。

這一系列事件其來有自：1930年代後期的泰化運動，針對華裔採行了多種同化措施。例如在經濟上推動一些法令，對外國人多所監督限制，許多同化未深的華裔或初來乍到的華僑，都深感委屈，甚至不滿。然而基於現實生存考量，華裔必須要更具彈性，最明顯的例子是，部分華裔已褪去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與日商合作生意，不過大多數的華裔還是堅持反日立場。當日本投降後，許多華裔/華僑大肆慶祝，他們歡欣鼓舞的態度顯得相當微妙。一方面，作為泰國國民，就某種程度而言乃是戰敗方，另一方面，華裔以戰勝方的中國國民自詡，在泰國土地上屢屢揮動青天白日旗，挑起了泰族人最敏感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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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是泰國人，不是中國人

在太平洋戰爭告終的前夕，1945年8月14日，泰華喋血鬥爭突然引爆，衝突連綿數月，直到12月底方告結束。初步統計，華僑死傷逾200人，損失財物超過450萬銖。

可以說二戰期間日軍的入侵，意外成為了壓制泰華緊張的安全閥；亦有華裔「聯日抗泰」，嘗試利用日本的力量拉高地位。但之後日軍的撤退，卻又成為釋放泰華對立的觸發劑，讓華裔「忘了我是誰」，忽略自己身處國家的境地，更忽略泰族的心情。

此類種族衝突是積怨已久的結果，泰國政府卻認為，耀華力路等系列事件均是「華裔不法份子」在幕後操控。一面倒的立場，當然不為受欺的華裔接受。他們向母國求援，但當時中國國民政府只能以有限的外交方式聲援，因為國民黨正苦於國內動盪，以及旋即而來的內戰，無暇他顧。從此之後，華裔才開始思考真正地融入泰國。

戰後華裔泰人的身分問題，一直難解，直到1975年泰國與共產中國正式建交，雙方建交公報裡載明「任何中國籍或中國血統的人，在取得泰國國籍後，都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才獲得永久性解決。

即使如此，部分華裔泰人仍以中國血統為標誌，特別是富商巨賈們，不僅表達自己的。在富比世（Forbes）2015泰國富豪排行裡，前10名有6人為「顯性」華裔（即有中文姓名）。他們多來自廣東、海南等地，掌握了泰國飲食、地產、金融等行業的命脈。商人運用華裔身份有其策略考量，一般平民則幾乎已泰化完整。許多人都放棄中文姓名，第二代、第三代也不懂中文，有的頂多會聽些簡單潮州話。易言之，泰化和外交的結果可謂成功，華裔不再是中國人，但這不代表華裔與中國完全斷絕往來。身份的轉換固然有助於他們融入泰國，但對於故土的認同，也直接推進了泰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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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錦還鄉：泰國華商反攻大陸

二戰後不久又爆發了韓戰，當時聯合國決議對共產中國實施禁運制裁，隨後加入反共陣營的泰泰國，也在1959年發布53 號革命宣言（Revolution Announcement Number 53），宣布禁止與共產中國的貿易。不過，一些華裔仍舊透過各種管道，向中國匯入款項，或是物資。有時或基於對於共產革命運動的疑惑，如大躍進，而暫停匯款。但部分華裔仍對中國有特殊情感，掙扎著從百廢待舉的廢墟中站起，也不忘照顧故土流離失所的鄉親。

冷戰期間華僑對於故鄉的資助未曾停歇。俟美中建交，共產中國正式擺脫戰後體制與冷戰束縛，它不再是竊據大陸的軍事集團，也不是蘇聯的小老弟，使華僑更有回鄉理由，以廣東潮汕地區為例，在1950、1960年代，靠僑匯生存者約佔總人口可能將近5成。

即使有大筆的款項進入中國，多數的華裔泰人仍是以泰國為根基發展，匯款性質偏向於救難扶助、造橋鋪路等，是以「衣錦還鄉」的姿態高調回歸；屬於投資者只有極少部分。

直到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才漸漸出現投資風潮。1990年代中期，華裔泰人的投資大約佔全體華僑的三成多，一度位居東南亞首位。最突出的例子當屬前述的謝氏家族，在1970年代據說曾響應國民黨政府號召，在風雨飄搖之際投資台灣，也就是日後著名的「卜蜂集團」。同時，謝家亦不忘兩邊押注，當深圳特區一成立，他們便成為天字第一號的中外合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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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入世，國力大幅提升，世界對中國的期待，不再是工廠更像是市場。華裔泰人同樣注意到這些變化，從挹注母國變成投資中國。依照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資料顯示，泰國進入中國的資金（FDI）由2001年的1,000多萬美金，到2012年的近6億美金，成長幅度約60倍。

如泰國中央集團（Central Group）的鄭氏家族，第三代的鄭昌（Tos Chirathivat）便以尚泰集團為名，進入中國布局老本行的零售業。鄭家在2006年於中國杭州建立第一家百貨公司，跟著在瀋陽、成都等地都開設商場，不過可能因為水土不服，尚泰集團的四家百貨已於今年（2015）全數歇業。當然也有繼續勇往直前者，今年正大集團嘗試突破政治圖騰，與日本的伊藤忠商事（ITOCHU Corporation），合股成立新公司，入主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等於泰日中三方在中國市場展開戰略協作經營，對泰裔華人來說，也是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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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近年分別取代日美，成為泰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泰裔華人則扮演了泰中橋梁的關鍵性角色。戰後七十年來，這個特殊的群體秉持著唐山到南洋、準備客死異鄉的冒險精神，開創了一個又一個的傳奇故事。至此，華裔泰人不再只是傳統「筷子網絡」（bamboo network）的一員，而是擁有足以影響亞洲經濟結構的能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