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現場／拜訪敘利亞、約旦難民營：巴勒斯坦難民與接收國的錯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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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每一處都充滿記憶，卻都已面目全非了。」我們走在雅穆難民營（Yarmouk Camp）的破壁殘垣上，Sami痛心說著。

建立於1957年，雅穆難民營是敘利亞最大的巴勒斯坦人社區，在敘利亞內戰之前住著約16萬巴勒斯坦難民。是難民營，但不是許多媒體常描繪的帳篷畫面，而是水泥透天房的社區，住著1948年從巴勒斯坦逃出來的爺爺奶奶、在敘利亞出生的爸爸媽媽、還有他們的孩子們。這樣的難民營，其實非常類似台灣早期的眷村，也就是一群有著共同歷史記憶、說著同一種口音的人們，所聚集在一起的社區（以下簡稱社區）。

我的先生Sami是在大馬士革雅穆社區出生長大的巴勒斯坦人。2011年爆發的內戰，讓Sami在過去14年都無法回到敘利亞，而居住在英國。直到2024年12月8日阿薩德政權迅速垮台，才讓他有安全回到敘利亞的機會。我們此行就是為了拜訪仍在敘利亞的親戚，還有見證難得的、類似柏林圍牆1989年無預警倒塌時的關鍵歷史慶祝時刻。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抵抗阿薩德暴政的起義反抗軍所駐紮的據點，幾乎都免不了遭到阿薩德軍隊和俄國軍隊的無情轟炸的命運，雅穆社區也是其中之一。阿薩德政府連千年古城阿勒坡（Aleppo）都敢不留情地下手轟炸，自然毫無顧忌地轟炸雅穆社區。

開車在大馬士革市，路上景物的轉變就是最清楚的證據。原本阿薩德政權所在的政治、金融、宗教中心建築完好無缺，保有古色古香的老城、瑰麗幾何圖樣的清真寺，精緻的法式建築等（敘利亞曾經是法國殖民地）。但是從市中心往東南方20分鐘的車程，進入雅穆社區，五彩的街景瞬間變成黑白灰階的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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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日與巴勒斯坦人的離散

放眼望去現代國家，很少有任何國家是完全由單一血緣、文化、和歷史記憶的人們所組成。幾乎所有的國界以內，都是由多元的族群，在歷史長河的不同時間點上，或自願或被迫地來到一塊土地。以台灣來說，最常被提到的包含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二戰後抵達的外省人、新住民等，但更細緻來看，還包含荷蘭、日本等殖民時期留下來的人們、甚至是目前在台灣幾百名用不同方式留下來的難民、還有多元的外籍移工等。

中東國家更是如此，位在歐洲、亞洲、非洲的三國交界處，千年來就是多元民族拜訪、征戰、貿易的必經之地。而在百年內的現代歷史中，讓這個區域人口組成更加複雜化的，就屬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人所經歷的災難日（Nakba）了。

當年的災難日，起因於猶太錫安主義者（Zionists）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燒殺擄掠，造成約75萬巴勒斯坦人向外逃離（巴勒斯坦原本就是一塊宗教多元地土地，這75萬人包含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的巴勒斯坦人）。塵埃落定時，數十萬巴勒斯坦人無奈分散在鄰國的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Sami的四位祖父母都在1948年，分別從巴勒斯坦拿撒勒附近的小鎮逃難到敘利亞。

如同許多敘利亞人在阿薩德政權倒台後，興奮準備從歐洲回國，巴勒斯坦難民也從不打算在這些鄰國定居，而是從1948年開始，就等待著回到家園的那一天。許多巴勒斯坦人，甚至都傳承了舊家的鑰匙，那是乘載著他們世世代代記憶的舊家，也象徵著他們的根源與歸屬。就如1949年，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後，百萬軍民倉皇間飄洋過海到臺灣。許多人當初也只是想著短期避避風頭，卻沒料想到，這一別，竟然是與父母和兄弟姐妹數十年的分別。

1948年災難日的歷史，還有在那之前數十年的政治角力太複雜，推薦閱讀國際知名以色列歷史學家伊蘭・帕佩（Ilan Pappe）的書。不過這篇文章將分析的，是數十萬被迫在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定居下來的巴勒斯坦人，又和這些國家產生哪些複雜而微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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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在敘利亞

巴勒斯坦人在敘利亞的經驗，基本上不算太差，儘管敘利亞從來不承認巴勒斯坦人為敘利亞公民。但在敘利亞的法律中，大部分的條文都適用於「敘利亞公民以及相等之人」，這裡的「相等之人」指的就是巴勒斯坦人。

「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受教權、醫療權等基本權利都和敘利亞公民沒有不同，唯一的差別就是沒有參政的權利。不過說實在，敘利亞人過去數十年來，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之下，即使書面上有參政權，實際上也沒有。」Sami解釋，「敘利亞政府不提供公民身份給巴勒斯坦難民，其實也幫助保留了巴勒斯坦人的認同，以及強調了巴勒斯坦人應該要回歸到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權利和國際共識。」

巴勒斯坦人的受教權和敘利亞人相同，可以從阿薩德政府發放的公費留學獎學金看出來。儘管阿薩德政權獨裁專制，壓抑人權，卻積極投資在教育和科學人才的培育。巴勒斯坦人也同樣出名地重視教育（巴勒斯坦人失去有形資產的土地和房屋，也因此特別重視教育的無形資產），例如身為第三代巴勒斯坦裔的Sami，在2010年拿到敘利亞政府的全額公費留學獎學金，到英國念碩士和博士。

和Sami同一屆，也有許多巴勒斯坦人，拿到敘利亞政府的獎學金，前往德國、美國等歐美國家。如同台灣，照理來說，拿到公費留學獎學金求學完成後，必須要回到本國，貢獻所長、協助國家發展。不過因為敘利亞內戰，大多屆齡兵役的男性獎學金得主都選擇不回到敘利亞，不然一回國就會被強制入伍（是的，「相等之人」也要服兵役），被迫為阿薩德政權殺害自己國家的人民。

「這面圍牆裡就是『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學校，以前我們就在那邊上學。現在學校也在重新整修，準備重新營運。」Sami說著。

從UNRWA的建立和存在，就可以看出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殖民與迫遷，在當代社會中具有特別的歷史和文化意義。聯合國針對難民事務的部門是聯合國難民署（UNHCR），例如羅興亞難民、阿富汗難民、敘利亞難民、烏克蘭難民等事務都是歸UNHCR管，但是巴勒斯坦難民卻是由UNRWA負責。儘管許多國家的難民能夠在災難結束後返回家園，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卻是格外艱難，尤其當以色列多年來惡名昭彰藐視國際法和聯合國規則，包含非法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等等。從數字上就可以看出艱難的原因，從2015年至2023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71項譴責各個國家的決議（不包含以色列），不過同樣從2015年至2023年，聯合國就通過了154項譴責以色列的決議，多數是關於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與併吞行徑。

即使雅穆社區已經面目全非，卻還是可以從小細節看出一些昔日光景。有一些搬回去的巴勒斯坦人，重新蓋起房子，裝飾上地中海風情的窗戶和花飾。雅穆社區的建築物上偶爾也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旗幟，或者是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照片。有位曾經在敘利亞內戰前拜訪雅穆社區的英國藝術家說，她認為雅穆社區是不可思議和夢幻的存在，人和人的連結非常緊密、對於藝術、文學和教育的追求極為燦爛，有許多組織會資助圖書館、社團活動等，保存巴勒斯坦的文化認同。

「相比之下，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所接受到的待遇，甚至比敘利亞的庫德族人還好。庫德族人的文化、語言等都在敘利亞被邊緣化，有些人甚至沒有敘利亞公民身份。儘管這些庫德族人世世代代生長在敘利亞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人是1948年才來到敘利亞。」Sami感嘆著說。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人幾乎沒有受到制度或社會的歧視、有UNRWA建立高教育品質的學校、也能自由使用旗幟和人物頭像等象徵物，表達身為巴勒斯坦裔的民族認同。這些，都是在敘利亞的庫德族人無法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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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在約旦

我們的返鄉計畫是住在約旦首都安曼，開車4小時前往距離僅200公里的大馬士革。以免萬一無法入境，至少還能拜訪約旦的朋友當作旅遊。當我們從大馬士革開車回到安曼朋友Ａ家的路上，意外有些塞車，原來在前幾日，約旦國王赴美會見川普、當面反對川普「強行將加薩人民安置到鄰國」的荒謬提案，而我們返回安曼當天國王也正好返國。約旦國王聲勢浩大地在安曼遶境、約旦人民也點燈和舉旗表達支持國王的立場。

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基本上都是死忠的巴勒斯坦支持者，約旦人民也不例外。不過，約旦的國家立場卻是格外巧妙和撲朔迷離。約旦和以色列的實際統治區域分享著最長的國界，約旦的天然地理環境，讓約旦成為地球上最缺水的國家之一，也因此約旦在過去數十年來，都和以色列有著緊密的能源交換協議，例如約旦供給以色列太陽能、交換以色列供給約旦水資源。約旦也不像黎巴嫩的真主黨那樣，多次和以色列正面交火，而是30多年來都小心翼翼平衡著和鄰國以色列的和平。

住在安曼的朋友Ａ，是黎巴嫩長大的巴勒斯坦和英國混血兒。於是我們就決定，隔天一起去拜訪一個位在安曼的巴勒斯坦難民營「新安曼營」（Amman New Camp）。約旦有10個主要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和敘利亞的難民營一樣，這些難民營基本上就是城市中的一個社區，有著水泥建築和裡面居住數十年的人們。

和敘利亞政府不一樣的是，約旦法律讓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難民都可以成為約旦公民。雖然乍聽之下是好事，約旦政府卻也有著突然間取消巴勒斯坦人的約旦公民身份的紀錄，讓許多巴勒斯坦人一夕之間又成為無國籍者。此外，大約一半的約旦人，其實都有著巴勒斯坦的血統，也就是祖籍從約旦河以西，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中來到約旦。（延伸閱讀：約旦河「兩岸一家親」？（下）：川普要求接收加薩難民，約旦能拒絕嗎？）

歷史記憶也讓約旦政府仍舊或多或少防範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1948年和1967年，大量的巴勒斯坦難民進入約旦，造成約旦政府和巴勒斯坦派系之間的緊張，最終導致了1970年約旦國王軍隊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稱為黑色九月。

因為約旦境內為數龐大的巴勒斯坦裔，還有過去的歷史衝突，約旦政府不喜歡看見境內的巴勒斯坦人表達巴勒斯坦身份認同。走在新安曼營裡，和大馬士革的雅穆社區不一樣，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巴勒斯坦的旗幟或象徵符號。如果不是因為聽到口音的差異，幾乎難以辨認出這就是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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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何時才能返回故土？

猶太人討論建國，最早其實不是打算建立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是在烏干達或者阿根廷。不過最後，聯合國1947年通過決議，在原本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切割出超過一半給以色列，成為未來兩國方案的立論基礎，也就是猶太人一國、阿拉伯人一國。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運動家、以及國際學者，支持一國方案，也就是這一整塊從約旦河到地中海的土地，應該是由所有族裔共同分享並且共同治理。

其實放眼望去，國家論述中強調單一種族或信仰，在現代社會裡不僅不切實際，也極為危險。例如當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試圖將印度轉變為印度教至上的國家，印度境內大量的基督徒、穆斯林和其他信仰族群就遭受到系統性的迫害和暴民的攻擊。

歷史也證明，不管一塊土地上的人們曾經如何彼此廝殺，都有重新共同修復關係、共同和平生活的可能性。歐洲國家原本數百年來是彼此猜忌和征戰，卻能團結起來建立歐盟和共同的歐洲認同。南非經歷過血腥的種族隔離政策，但今日南非的黑人與白人可以和平共榮。盧安達的胡圖族和圖西族人經歷過內戰和大屠殺，現在卻能共同將盧安達治理為「非洲的新加坡」。這些例子都再再顯示，歷史永遠是變動的，沒有不可能成就的和平，只有願不願意成就的和平。

數千年來，居住在中東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比鄰而居。所謂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歐洲緣起的意識形態，而非存在於中東的概念，尤其因為早期的歐洲基督教徒認為猶太人殺死耶穌、又因為猶太教義可以收利息而基督徒不行，而在歐洲人仇視猶太人的意識型態。1948年之前，猶太人在歐洲經歷排擠和屠殺，巴勒斯坦人敞開大門迎接猶太難民。可惜在錫安主義者、英國和列強的安排之下，原本可以兼容多個民族與多元文化的土地，卻發展成為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的樣貌。期待有一天，歷史將會證明，巴勒斯坦人將回到祖先的土地上，猶太人也可以在聖經應許的土地上居住，兩件事情不需要擇一，永續的和平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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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