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百年啟示錄：不平等世界引爆的世界大戰？

2018/11/12 徐子軒

今年11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百年紀念...但百年之後，我們真的明白這場大戰的... — 今年11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百年紀念...但百年之後，我們真的明白這場大戰的「起點」嗎？圖為百年紀念活動的法軍與法國護士。圖／路透社

今年11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百年紀念。整整一世紀當中，關於討論戰爭起因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大部分集中於民族主義、聯盟政治等。即使只有中學程度的普通人，應該也都知道：「是某某皇儲被殺，導致各國紛紛捲入、變成大戰。」

在眾多一戰的起源論述中，「世界大戰起於帝國主義」的批判，是當今較少人討論、但卻曾是主流觀點。從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經濟理論，到列寧的十月革命——這些反帝國主義的主張與社會主義連結，直接形塑21世紀的全球政治——雖然社會主義因蘇聯垮台、中東歐轉型等事件一度沉寂，但近來又有逐漸復活的趨勢。

這裡說的復活並不是共產復辟，而是馬克思經濟史觀的更新。近來專攻經濟不平等、提出「大象曲線」的學者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ć）在其大作裡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交戰國內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引起，也是帝國為了控制國外市場與投資區域而戰。

眾多一戰的起源論述中，「世界大戰起於帝國主義」的批判，曾是學界的主流觀點。圖為1... — 眾多一戰的起源論述中，「世界大戰起於帝國主義」的批判，曾是學界的主流觀點。圖為1914年，從柏林出征，接受市民獻花的參戰德軍。圖／美聯社

米蘭諾維奇的論點，可以歸納為以下的因果鏈：

高度國內不平等 ➜ 一般人民消費不足，但精英超額儲蓄 ➜ 輸出資本，即尋找海外投資渠道 ➜ 爭奪殖民地、從事帝國主義行為 ➜ 戰爭

乍看之下頗為有理，但仍有許多經不起推敲的地方。最明顯的當屬忽略地緣政治的作用，這也是經濟學家最為人詬病之處。

事實上，一戰前歐洲列強往往透過妥協與合作，進行權力平衡。如19世紀末英法與英俄在殖民地都有嚴重爭執，卻未發生大戰；英德交惡，主要是因為海軍競賽，與德國追求地位使然。

英德交惡，主要是因為海軍競賽，與德國追求地位使然。圖為一戰英德的海上「戰艦決戰」... — 英德交惡，主要是因為海軍競賽，與德國追求地位使然。圖為一戰英德的海上「戰艦決戰」——日德蘭海戰。圖／美聯社

即使談到經濟方面，米蘭諾維奇也有許多謬誤，像是資本與殖民地的關係。毫無疑問，列強搶占殖民地，但這時期多數帝國的資本並沒有大舉流向殖民地。法國、俄國資本多留在歐洲，英國則前往「新世界」，包括美國、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地——換言之，他所謂「帝國輸出資本，因而爭奪殖民地」的邏輯並不成立。

米蘭諾維奇較讓人信服的是，他精準地指出，一戰前的全球化確實引發了各國的不平等。大約從19世紀中葉到大戰前夕，出現了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化現象，主要是由英國推動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歐洲列強透過貿易、迅速累積資本，再加上殖民地與發展中地區提供資源，也消費部分商品的國際體系。

這時期與我們現在熟知的世界極為相似，由於交通技術的改進，誕生了大型輪船、蘇伊士和巴拿馬運河，得以連結全球商業。電信工程也出現跨大西洋與跨太平洋電纜，可從英國發電報到拉丁美洲或遠東，讓投資者和商人快速進行溝通，從而擴大市場版圖。

種種全球性的連接，不只縮短世界距離，亦代表著成本下降。更重要的是，多數國家擁護自由貿易，降低了對進口商品的壁壘。此時各國出口貿易佔GDP的比例均見提升，如英國約從12%增加到18%、德國也從10%上升到16%，全球平均則是約從6％增長到8%。

不過，自由貿易固然將工業革命帶來的好處帶到世界各地，尤其有利於歐洲列強，但也加劇了不平等。以代表收入的基尼係數來看，依照一戰前4年的平均數字：英國達到55、美國49、荷蘭50、日本47。學界通常把40當作警戒線，若達到50以上就很有可能引發國內動盪和政治反彈。

再看財富集中的情形。各國收入最高的1%階層可謂富可敵國，同樣依照一戰前4年的平均數字：英國1%階層享有該國22%的財富、德國18%、法國22%、日本32%。這還是用徵稅紀錄估算，若直接從財富規模來看更是驚人，英國達到68%、法國55%、美國也有44%。

此外，工業革命使農村人口大規模遷移到製造業城鎮，啟動新一波的城市化，卻加深貧富差距；工廠生產力獲得提高後，製造的產品超過了國內容量，需要靠貿易輸出到海外市場。這些歐美故事是現代國家發展的範本，同樣適用於亞洲，從明治日本到中印崛起，如出一轍並無例外。

承上所述不難了解，全球化是週期性的過程，雖會受到不同的外在因素干擾——像是戰爭或政策——而有所起伏，但數度修正後呈現的樣貌仍如此相似。很大程度上，主導全球化的力量所追求的目標，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這會帶來龐大利益，也必定會造成輸家。

申言之，全球化破壞了原有的國際和國內權力結構，社會經濟產生劇烈變化，之後就出現不平等。在一國內部積累後，往往會引起受壓迫者的暴力反應，雖不能如米蘭諾維奇論斷全球不平等是大戰內生（endogenous）的主因，但可說是製造衝突的驅動力之一。

諷刺的是，大戰帶來的慘痛傷亡、戰時為了軍需的徵收與稅收、對實體建設的破壞等因素，減輕了全球不平等的現象。再加上各交戰國為求擊敗對手，大量印鈔和籌集資金，刻意忽略債務赤字和貿易平衡，使得歐洲戰後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更引發社會階級的重新洗牌。

一戰結束後觸發的重分配效應，受到美國孤立主義推波助瀾，更加激烈。由於戰後華府採取許多貿易壁壘與限制，各國也紛紛以關稅報復，全球化此時業已崩潰。跟著就是大蕭條來臨，不僅富豪階級陸續消逝，中產與普羅大眾生活益發艱難。

「逆全球化」的浪潮催生了納粹、法西斯等各類民粹主義，政客們利用人民對不滿現狀的憤怒，將國家與世界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捲入的國家更多，影響層面更廣，以最激烈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入與財富。但經過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主要大國長保和平，世界又再度面臨不平等加劇的狀態。

需注意的是，縱使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預測「21世紀有重現19世紀不平等的趨勢」，也不意味不平等必然引發衝突。因為現在大國多有著比過去更好的社會福利等安全網，得以救助弱勢群體；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也更明顯，透過教育制度成為中產的例子所在多有，這些都使大多數人能忍耐不平等的現象。

然而，西方先進國家近來也漸漸出現逆全球化的現象，具體呈現在選舉的結果上。選民逐漸轉向拒絕全球化的政黨，中間偏左黨派生存變得困難，中右翼黨派則更加本土化。像是美國的共和黨曾是自由貿易的狂熱分子，但兩年前他們選擇了倡導「美國優先」的川普。

這使得川普政府對全球化的抵制更強，因為他們認為選民偏好本土化的政策。於是可見到外國收購被封鎖，特別是嚴厲審查中國資本；採取針鋒相對的關稅措施，特別是逆差最大的中國；國內公司獲得政策補助，像是甫簽訂的「美墨加協定」（USMCA）就以提高汽車業工資、試圖把工作留在美國。長期而言，這些措施無可避免會導致貿易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