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改日本名？日本殖民統治下那些失去名字的台灣人

自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國會質詢中提及，若是台灣遭受武力攻擊，可能造成日本進入「存立危機事態」，日中外交關係便陷入不斷延燒的風波之中。另一個近期備受討論的，便是繼高市首相於11月26日指出，日本已經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了有關台灣的一切權利與許可權，因此日本沒有立場認定台灣的法律地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隨後於28日在記者會中表示，中方從未接受過《舊金山和約》，並進一步表示，條約中對台灣主權歸屬等任何涉及中國作為非締約國的領土和主權權利的處置，都是非法無效的。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國政府第一次表明其對《舊金山和約》的立場，比如說在2021年的時候，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也已經表達《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無效的歷史廢紙」。但這次可能一連串的日中外交風波的關注度較高，因此中國外交部的發言引發了後續台日輿論的持續發酵。

在台灣，為了表達中國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荒謬之處，眾多網友開始以「若是《舊金山和約》無效，台灣還是日本的一部分」為發想，開發了許多對於此平行世界的揶揄式想像。例如：去日本是否可以用國內線的機票價格，抑或是台灣高中棒球隊是否也要參加甲子園等等。

其中最顯著的，包含許多網友開始發揮諧音梗之力，創造出多個台式日文名。更甚，此創意發想也延伸出網友們開始找出從1941年《内地式改姓名の仕方》中，節錄台灣各地各姓氏常見的日本姓氏改動對照表，並有許多人開始以此為依據，尋找自己的姓氏若是在日治時期，可能會改成什麼日本姓氏。

筆者十分能理解，在中國於各種外交與軍事層面施壓之下，台灣人透過反諷方式苦中作樂的心情。然而，若藉此契機能引發大眾對日治時期改姓名歷史的興趣，也期盼大家不要僅止於觀看姓氏對照表，而是能進一步看見，改姓名政策作為皇民化運動一環，這對當時的台灣社會（特別是原住民族）造成的壓迫與傷害。

日治時期台灣的「改姓名」運動真的並非強迫性的嗎？

1940年不但是中日戰爭如火如荼之時，也是天皇即位紀元2600年。在如此具有象徵意義、又需要為了戰爭動員台灣的情況下，台灣總督府祭出了讓台灣人徹底成為日本皇民的「改姓名政策」。在此之前，總督府原則上是不允許台灣漢人改為日本姓名（下一節將會討論到原住民的情況有所不同）。而台灣總督府推動的改姓名運動採許可制，這與韓國強制性的創氏改名政策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台灣人需要先去申請，總督府（1941年之後改為州廳）再予以核准。

總督府對於申請資格以及申請方法有所限制。首先，申請的台灣人須同時符合：

• （1）必須為國語家庭
• （2）必須富有皇民素養與公共精神

這兩項條件。另外，台灣漢人可以改的日本姓名也有所限制，其中較常被討論的是「不能改成與舊姓有所關聯的中國地名的姓」。這一限制，被視為台灣總督府欲切斷台灣人用日本姓氏表達漢人認同的意圖。

光是從改姓名運動的限制上，我們已經可以窺見殖民體制本身即是一個權力不對等的壓迫關係——台灣人什麼時候可以改成日本名？什麼時候不能改？要怎麼改？這些都是日本殖民政府在為了統治需求而制定出來的政策。

但因為改姓名運動在台灣採許可制的關係，一般在談論台灣改姓名運動時，很容易對其有「非強迫性」的印象。但在談論戰時動員，乃至於整個殖民時期政策時，我們都應該要很小心「強迫」與「自願」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對立概念。

比如說，在談論戰時動員中的自願時，必須要考慮到是否有上對下的壓力，所導致「被自願」的現象。曾在二戰中被派駐在台北松山機場的富沢繁在《台湾終戦秘史》一書中提到，當時有些在執行改姓名政策上比較嚴格的區域裡，轄區的警察會透過地方官員向民眾施壓，「為什麼不改姓名？倒是說說你不改日本名的理由啊！」如果是被視為不願改姓名的問題人物，私服警察則會在其家外徘徊，導致周圍鄰居因害怕被牽連而不願與其接近。

日本警察施壓民眾——特別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參與改姓名運動這點在吳新榮以及韓石泉的經驗中都可以窺見一二，兩人皆為地方上有名望之醫生。

近藤正己在《總力戰與台灣》一書中提及，吳新榮在北門郡警察課的施壓下，在日記中顯露其對於改姓名政策的心情轉變。吳新榮原本認為改姓為「民族的墮落」，後來調適到開始接受，若這就是民族的命運，至少要得以掌握命運的方向。例如，吳新榮也在日記中提及幾個不同的日本姓氏的可能性，包含從春秋戰國時代吳國的首都延陵為靈感的「延岡」，還有在日文中與吳同音的「鄉」。如同近藤正己所分析的，這些日本姓氏多在試圖保留與原本「吳」姓的關聯。

另一邊，韓石泉則是從始自終不願改姓。根據其次子韓良信的回憶，因為父親為地方上有聲望的人士，若是改姓可以作為很好的宣傳材料，因此警察再三來要求父親改姓。對此，父親則一直堅持「沒有比父母授予的名字更好的名字」而不願妥協。

施壓的場域不只發生在警察與地方士紳之間，也發生在師生之間。根據富沢繁所述，不知道是不是警察去施壓公學校，上述不願改姓的問題人物的小孩在學校被老師叫去，半威脅的說：「你的父親不願改姓這點，由你去說服比較好，要不然不但你會沒有面子，你爸爸的工作上也會遇上困難也說不定。」而父親在得知小孩的遭遇之後，只好不情願地改姓。

前駐日代表許世楷也曾提及，他就讀公學校的時候，就算戶籍上不改日本姓名，在學校也會強制要求使用日本姓名，所以他的父親只好幫他取了「高見信一」這個名字（出自許世楷1992「公学校生活」 『岩波講座現代日本と植民地月報』1：7-8，引用於植野弘子2007「台湾における名前の日本化――日本統治下の『改姓名』と『内地式命名』」『アジア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42）。

即使是在沒有顯著的上對下施壓而「自願」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須去換位思考，當時的人會出於什麼動機，而選擇響應改姓名運動。植野弘子在論文《台湾における名前の日本化》中指出，台灣家庭改姓名之後，不但有利於孩子升學，戰時也可能獲得比較多配給。

富沢繁也提到，他在松山機場執勤時，與附近的台灣民家熟絡之後，某天住在附近的周孝明氏小心翼翼地問他：「你覺得皇民化運動怎麼樣？」富沢才從周先生那裡聽到他對同化政策——尤其是改姓名運動——的不滿。富沢同時也發現，周先生因為拒絕改姓名，在戰時物資的補給上受到了差別待遇。

除了經濟與機會誘因，在日本當時將近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教育下，想必也有台灣人是因為認同自身為日本人，抑或是想要成為日本人，而想要改姓名。畢竟作為殖民地人時常會被當成次等公民對待，若是改了姓名，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可能就不會被歧視了。但現實是，就算改了日本姓名，殖民地下的台灣人還是逃不了受歧視的命運。

吳秀環在其整理的口述歷史中提到，台灣人就算改了日本姓氏，還是會被日本人以「清國奴（チャンコロ）」的蔑稱痛罵。例如，林玉雲就曾回憶道，學生時期他在的國語（日語）優秀班級改姓名的學生比例很高，但有一天上日語課時，因為天氣很熱大家都很沒精神，就被日本老師大罵：「清國奴！」林玉雲接著說：「我們全班都伏在桌上哭起來了…心想我們都改日本名了，老師還這樣罵我們，實在感覺很委屈也很不甘願……」

在戰爭期間上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現台南女中）的高阿香也在她的和歌集《心の支柱》中提到，家人寫信來告知要向學校提出改姓申請。正如同當時許多台灣人都會想方設法在改姓中保留與舊姓的連結，像是「黃會變成廣田、廣川，林是林田，張是張田，吳是後藤」，高阿香一家則是要從姓「高」改成姓「高本」。但當高阿香向學年主任提出申請的時候，主任對著她大吼：

「你們就對舊姓這麼放不下嗎！既然這樣不如不要改姓，跟你們混為一談也只是帶給我們內地人莫大的困擾而已！」

由於是自己很尊敬的老師，高阿香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寫到：

「從那之後，新的名字每被叫一次，我的心就會痛一次……」

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改姓名情況

日本政府對於原住民的改姓名政策上，與對漢人有諸多根本上的不同。首先如上述，台灣總督府原則上不允許漢人在1940年的改姓名運動之前改成日本姓名，但早在1940年以前，原住民族已有改日本姓的例子。根據吳秀環的研究，1922年新竹五峰大隘社賽夏族的Oebay a Taro在竹東小學校唸書時改名為「伊波仁太郎」、以及賽德克族的Dakis Nobing與Dakis Nawi也是在唸書時改名為「花岡一郎」、「花岡二郎」。

此處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文獻中也有看似自行申請改成日本姓名的原住民之案例（例：1924年在花蓮港廳行政區內的「平地蕃人」向花蓮港廳申請改為內地式姓名，詳情見近藤正己1996「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刀水書房、頁167。本書有中文版），但從1920年代起，許多改為日本姓名的原住民是在學校以及駐在所等公家機關，在非由本人提出申請的情況下，被日本師長以及長官直接改姓名。

除了上述兩個案例皆在唸書時被改為日本姓名，吳秀環也提及口述史中原住民在派出所被直接改姓名的經驗。比如說，屏東排灣族耆老林義德提到自己剛到高雄州警務部理蕃課報到時說：「課長馬上幫我取了一個日本姓名『草山亥吉』（這個名字沒有特別涵義）；同來的其他6個人也都同時改了姓名。」泰雅族耆老林德義也有類似的遭遇：林德義在霧社事件之後進入派出所當警手，當時的日本長官直接幫他取名為「小林邦高」。

那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名如何影響原住民族呢？

首先，如同周婉窈所指出，1940年的改姓名運動是針對漢人而非原住民族的政策。原住民在皇民化運動中的改姓名政策，不但在實行上較為早（1939年），且在實行方法上也與針對漢人的改姓名運動有所不同。根據吳秀環的整理，臺北州理蕃課所制定的〈高砂族の氏名新定變更取扱に関する標準〉並沒有1940年改姓名運動中「不能改成與舊姓有所關聯的中國地名的姓」此一限制，反而建議有姓氏者將姓氏改為形式發音或意義相近者；若無姓氏，則建議依期居住地或職業訂定姓氏。此種政策上的差異，反映當時日本政府依照姓氏的有無，將原住民大致分為有姓氏者（布農族、鄒族、排灣族、賽夏族）與無姓氏者（泰雅族、阿美族、達悟族）。

而在實行上，原住民族改姓名與漢人的政策最大的不同有二：

• （1）1940年前改姓是以個人為單位，但在1940年後原住民族出現以全社、全部落為單位集體改姓的情形
• （2）漢人改姓者多有提出日本姓氏的空間，但原住民改姓後的日本姓氏似乎大多由警察所決定。

如吳秀環所整理，1940至1945年間台灣境內陸續有全州、全部落的原住民集體改姓的案例。例如：烏來地區的泰雅族為1940年10月以前、久良栖與賽夏族全社推測為1940年左右、北部排灣族為1944年全社改姓名、南澳郡泰雅族為1945年。而台東廳則於1940年起，陸續將廳內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改為日本姓名，臺中州則於1942年將州下1萬3千多名的原住民全數改姓名。

雖然台北州理蕃課表示，並不會強制原住民改姓名，但以全社甚至全州為規模的改姓，在實行上實在很難說沒有強制的成分在。如吳秀環所找出的，嘉義鄒族耆老武野仁的口述史所表示：「阿里山原住民皆強迫改姓，當時族人雖覺無奈，卻也不敢反抗。」

由於統計數據上的不全，難以準確估計戰末台灣人改為日本姓氏的規模，但以周婉窈所找出的戰後台北縣復姓（恢復舊有姓氏）的人數比率上來說，台北縣改姓的人大約是7%。此數據可能在不同地區會有所浮動，以原住民族改姓的規模來說，比率有可能會更高。

最後，根據傅琪貽的研究，加入高砂義勇軍的原住民族幾乎皆被冠上日本姓名。加藤邦彥在《一視同仁の果て、ー見捨てられた台湾元軍属》一書中提到，參與第三回高砂義勇隊的新竹泰雅族Payan Tenu（雲有輝）即使在戰爭中失去一條腿，也還是在戰後靠著一己之力，在新竹縣五峰鄉一家一家搜集被徵兵的原住民資料。

加藤邦彥在書中刊載了一小部分的名簿，其中包括「日本名」、「中華民國名」、「戰死日期與場所」、以及「尚未被支付的薪水月數」等資訊。加藤表示，他看到這個名簿的時候，覺得整個喧囂的台北都安靜了下來。這份文獻所揭示的訊息不言而喻：明明是原住民族的名簿，但卻充斥著殖民者賦予的名字。

結論

在帝國之間找尋出路並不容易，但歷史也告訴我們，無論殖民者換了誰，帝國的骨架下總堆疊著說不盡的失落與苦痛。在因為《舊金山和約》而使大家燃起對改日本姓名，乃至自身家族過往的興趣之際，希望我們也可以不要忘記，當時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失去與不願失去姓名的歷史。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