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1990：鐵幕倒下後的轉型不正義

1988年，高齡77歲的卡達爾（Kádár János）以總書記身份正式退休；同年7月，當蘇聯的戈巴契夫在歐洲議會上，公開提倡「共同歐洲家園」（Common European Home）時，東歐各國企圖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歐盟前身）的心意，正式得到了鬆綁。

戈巴契夫的開放路線，預示著蘇聯陣線在未來幾年後的土崩瓦解，而匈牙利也將從「紅色鐵幕下的匈牙利」，轉瞬蛻變成「世界的匈牙利」。

1989年，匈牙利國內召開了圓桌會議，進行政治改革協商。對匈牙利人民來說，眼前就是世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西式民主，各種過往的禁忌一股腦地鬆動，從鐵幕的裂痕中闖入生活。同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布希抵達布達佩斯訪問，正式宣示美國將會與踏上政治轉型之路的匈牙利展開合作。

眼前的世界，是美國與西方世界勝利的年代。而關於政治上的多元滋味，匈牙利人才正要開始品嚐。

與此同時，他們也渴望重新定義過往。人們積極要求政府平反1956年的10月「反革命」抗爭——終於，那場抗爭自法西斯的污名中掙脫；於1958年遭到槍決的納吉（Nagy Imre）總理也因而獲得平反。

這是匈牙利在民主化道路上，啟動的轉型正義第一步。可惜，在跨出第一步後，所謂的轉型正義，便再次陷入政治鬥爭的泥沼。

而匈牙利？至今，仍無法抽身。

▎你會原諒Gyula Horn嗎？

1990年，走出鐵幕的匈牙利選出了第一任民選總理，安托（József Antall）。當時安托與他的政黨「自由民主論壇」（MDF），主打著中間偏右、信奉國家主義的非共產路線，而他上任後，另一個信奉自由主義且擁有廣大中產階級選民的「自由民主聯盟」（SzDSz），也立即向新政府提出向全民公開所有秘密警察時期檔案的要求。

但安托僅僅做了一件事，便有效擱置了這項要求。

他寫了幾封私密信件，分別交給他的政治對手與黨內的異議人士。信中雖沒有太多語句，但每封信卻都附上了這些敵手當年與卡達爾政權情報單位的聯繫資料。

換句話說，在政治改革的舞台上，匈牙利面對的劇碼是「舊人唱新曲」。

爾後，當1994年霍恩（Gyula Horn）以「社會主義黨」（MSZP）取得總理位置時，霍恩政黨贏得的席次本可以組成獨立政府；然而為了穩固政局，霍恩卻邀集自由民主聯盟組成聯合政府。

也就在這一年，關於匈牙利的《淨化法》（lustration law）正式頒布。

根據《淨化法》，匈牙利並未全面解密卡德爾時期的政府檔案；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政府至今開放的檔案總是未能搔到癢處，無力指認與拆解1945年之後的監控系統與統治罪行。

同時，匈牙利選擇僅審視「仍擔任公職人員者」的過去，而非從檔案進行全面追溯。每一個案的檢視是由三個法官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審查，範圍有三大指標：

根據這部法案，法律給予的最大回應，至多在確認當事人與上述三項指標有明顯牽連時，對當事人進行「道德勸說」。以學者基斯（Csilla Kiss） 的話來說：

然而，儘管《淨化法》看似孱弱，卻已足夠重創時任總理霍恩。

霍恩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黨」，其實有一部是舊時代鐵幕下，執政的「匈牙利社會農民工人黨」成員；換句話說，霍恩的新黨其實是卡達爾年代下，匈共的新時代版本。而霍恩本人，甚至還於1956年的10月抗爭中，以民兵身份加入了政府的鎮壓行列。

以《淨化法》的角度，一切昭然若揭——霍恩，就是個失格的總理；然而身為聯合政府成員的自由民主聯盟，卻沒有勇氣拿出有效的政治作為。當年安托的那幾封信就足以顯示，面對過往的罪行，自由民主聯盟也是自身難保，黨內領導階層更自問：如果硬扯霍恩下台，聯合政府的大家也將一起下野...但然後呢？我們是否還有機會可以如此接近權力？

與此同時，走入「世界」的匈牙利，一切並不順遂。社會中的階級涓滴效應並沒有成形。過往的階級分野，仍舊牢牢綁著人民的經濟日常。身為就前蘇聯成員，匈牙利始終無法在自由世界與他國平起平坐。

在眼見未來並不明朗，仍汲汲營營與現實人生交戰的此刻，匈牙利人民漸漸無力於對於面對過去的傷。於是，當霍恩坦率表示：

此刻，整個社會竟沒有能力回應。一個變相的特赦，便橫亙在90年代的匈牙利人民眼前。在自由的年代，人們仍允許一個前朝的壓迫者擔任國家領導人。嚐過多元政治的滋味後，匈牙利人的心中豈止五味雜陳。

▎不要忘了，還有邁傑希

霍恩之後，在2002年擔任MSZP–SzDSz聯合政府總理的邁傑希（Péter Medgyessy），也被發現曾於卡達爾年代，在Department III/ II擔任針對外經貿情蒐的反情報工作。

此事引發匈牙利人民極度不滿；然而，此「不滿」的方向，卻相當令人玩味。

以當時的國會最大黨、由青年學子組成的右翼政團「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青民盟）與其黨魁——也就是如今的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來說，其黨內有超過5成的支持者認為應該拉邁傑希下台。可不巧的是，青民盟曾於1998年至2002年執政，而在他們甫下台的之際，關於青民盟執政期間的貪腐醜聞正喧上塵囂，而遭到司法單位鎖定。

為此，青民盟陷入了天人交戰。眼見支持者叫囂著要黨團向邁傑希施壓，但又看見社會中高度民意認為青民盟之所以針對麥杰希的「社會主義過往」如此執著，無非是想轉移大家對其貪腐事實的注意力。

最後青民盟決定，自己政團的政治生命遠高於過往正義的恢復。因此，他們選擇了馬虎放過。

與此同時，在法律操作面上，匈牙利也遭遇困難。歷史學者翁瓦里（Krisztián Ungváry）指出，在已知的20萬情報人員中，匈牙利在法律面上，僅能指認出其中幾百位而已。這裡的主要困境，是因為當時的檔案並未全面公開，從證據面上，也得找到當時情報人員，本人的「簽名」或「相關手寫報告書」才能算數。

檔案的匱乏與法律的限制，讓匈牙利往昔政治壓迫的具體內容仍舊朦朧，再加上國內將近半數的民意對追溯邁傑希的過去不感興趣，這都讓邁傑希的「特工爭議」被被輕輕放下。而再一次地，匈牙利人民又體會了一回，由前情報人員擔任總理的複雜滋味。

▎深受政治誘惑的轉型正義

在轉型正義或轉型司法面前，政治利益，總能帶來最深的迷惘。

在邁傑希的政治醜聞風暴後，SzDSz也曾要求聯盟的執政夥伴MSZP全面公開過往政府的秘密檔案，包括邁傑希所屬的Department III旗下所有分支，各種歷史檔案都該正式解密；在野的青民盟亦趁勢出擊，主張模仿模仿路線最為徹底的捷克版《淨化法》：任何與情報單位有關的成員，皆不得參與公共事務。

不過這些訴求，最終都困於黨派間的政治利益而無疾而終。那套不完整的1994年《淨化法》也得以續命，一路延用直到2003年。

匈牙利的轉型正義，自此陷入冗長的休眠期。期間如前文提到，曾參與猶太人謀殺計劃的卡彼洛（Sandor Kepiro），也於前些年獲得不起訴處分。直到2011以97歲高齡過世前，卡彼洛都未曾真正向誰致歉。

面對有限度開放的檔案與高門檻的追訴，匈牙利的轉型正義持續步履蹣跚。一直到2014年5月，布達佩斯法院裁決前共產黨政府官員比斯庫（Béla Biszku），因在1956年10月抗爭中，下令鎮壓部隊擊斃49名平民，戰爭罪名的追溯才終於成立。

93歲的比斯庫後來被判處5年半的有期徒刑，儘管他不久之後就過世，但自此人們才開始看見匈牙利對於過往不義的審視。

回顧匈牙利自一次大戰後的政治命運，大多數的傷口與死難，都未得到明確的回應與肯認。當二戰結束，納粹與箭十字黨的惡尚未釐清之時，紅軍坦克已駛進布達佩斯。不同的壓迫持續交疊，在政治面前，人們疲於奔命，大多急於逃難。關於正義，一直都是遙遠的詞語。而從90年代開始的轉型正義，也總因政治現實的盤算反覆，而讓社會感到失措與迷惘。

彷彿，在轉型正義中，真相並不被需要。正義的行使總是必須先橫越政治這一關。無論是人權恢復或是傷口的舔拭，在某種意義上，總是一再地受到特定的政治局勢限制。而關乎真相的揭露，權力的運作與延伸出的鬥爭往往才是關鍵。

在轉型正義的實踐中，權力變相成為真正的目標，真相淪為為這群或左或右的政黨鋪上通往權威的階梯。

正義時常受到政治誘惑。通過匈牙利於後1945年代的命運轉折，我們或能領會到一國的傷往往不僅因國內政治局勢所致，也深深受到跨國政治框架所害。而在民主化路上的這些政黨，左右往往只是口號之分，真正影響人們政治生活的，始終是權力關係如何的盤根錯節。

長久以來盤根錯節的權力，致使匈牙利人民恐懼於質問過往，他們深怕，在那個分不清惡人與善人的年代裡，自己深愛的人其實是自己的政治敵人。

這樣的恐懼或許才是阻止人們回望過往的阻力。

如凱蒂．馬頓（Kati Marton）在回顧父親受到AVO監視的資料，驚見當年那份報告是這麼寫的：

關於童年在布達佩斯的歡笑記憶，早已隨著父母遭逮捕的恐懼而消失。然而馬頓卻說，這些紀錄可笑地讓她回憶起那些美好時光；而她也會記得，爸爸與媽媽是如何成為匈牙利政權底下的「檔案」。

暴力隱身在日常的後果是，身在人間，卻不像個人。失去人格，只留下一張一張紙，關乎那些行動與紀錄。那些明亮的記憶裡，總藏著晦暗的不可言說之處。

在控訴罪行之前，終究必須先指認結痂的傷口，指認刀刃。馬頓與文章中的每一個故事，也都揭示出檔案全面開放作為回顧過往的必要性。

與此同時，當權力就在那時，我們只得維持警覺。因為，純淨的真相並不存在。我們只能在權力的一來一往間掘出真相。關於轉型正義藍圖中的烏托邦，人們也只能揣想在那些仍在飛舞的歷史塵埃被——安頓之後，或許得已放膽渴望，等待正義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