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兵的陷阱？國家社會沒有共識，大量徵兵將導致戰略錯誤

面對川普2.0時代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局，盟國被迫提高自我防衛能力已成定局。台灣除了面臨將國防預算提升至 GDP 5%以上的國際壓力外，單純的軍備採購已不足以應對挑戰，兵役改革同樣迫在眉睫。除了延長現行役期，是否應實施「全民皆兵」或「女性義務役」，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

先來了解全民皆兵的定義，最早的「普遍徵兵」 （universal military service）法案可追溯至18世紀的法國，要求所有具備服役能力的國民，都必須在平時接受訓練並在戰時投入防衛體系。普法戰爭後，德國更進一步發展出「全民武裝」 （Nation in Arms）思想，推動國家向總體戰模式轉變，並使這套模式成為各國仿效對象。

兩次世界大戰將此趨勢推向極致，戰爭不再是軍人的事，而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全面動員，義務兵役制度與全民總動員的結合達到最高峰。冷戰期間，東西陣營對峙使多國維持龐大的常備軍；但蘇聯解體後，歐洲多國因安全環境改善而削減國防預算，陸續廢除義務役，轉向專業志願役的軍隊模式。

然而，基於生存威脅或地緣環境壓力，仍有少數國家維持全民皆兵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多次遭受阿拉伯國家聯軍攻擊的以色列。以色列國防軍（IDF）要求滿18歲的男性服役至少32個月、女性24個月 （包括猶太裔、德魯茲裔等，阿拉伯裔公民與特定族群則可免役），平時由職業軍人維持戰備，戰時則依靠龐大的預備役動員體系迅速擴充兵力。

在歐洲，一些小國透過「全面國防」（Total Defence）戰略整合軍事與民間力量，強調軍事、經濟、社會與心理面向的全方位防禦。瑞士即為代表，即便是永久中立國，也始終維持以男性義務役為核心的民兵制（militia army），並視武裝自衛為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

另一典型案例是與俄羅斯接壤、歷史上曾遭蘇聯侵略的芬蘭。即使冷戰後多國廢除義務役，芬蘭仍持續維持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性都有服役義務，服役期間依軍種與職務為 6 至 12 個月。值得注意的是，芬蘭近期正準備修法，將除役上限延長至 65 歲，以維持多達百萬人的預備役力量作為嚇阻基礎。

隨著俄羅斯從 2014 年吞併克里米亞開始，波羅的海國家和北歐國家陸續恢復或擴大了徵兵制。如瑞典於2010年停止義務役、2017 年恢復徵兵並採選擇性、性別中立的徵兵制模式，選擇性指的是瑞典政府會舉辦相關測驗以決定該人是否適合入伍、性別中立則是無論男女成年後都要接受徵兵評估。

挪威早在2015 年實施性別中立徵兵制，是目前與瑞典是唯二有女性義務役的國家。無獨有偶，丹麥則在今年通過修法，將成年女性納入義務抽籤徵兵名單，並計畫從2026年起將服役期延長至 11 個月。芬蘭與波羅的海三國仍在考慮女性徵兵制，希望推廣基於國民義務不分性別的理念，加強保衛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社會對全民皆兵制度的凝聚力極高。2013 年瑞士舉行廢除義務役、改採志願役的公投，結果有 73% 的選民反對。2025 年 11 月瑞士又舉行女性義務役公投，也遭到多數否決。反對原因可能包括現有兵源充足、人口結構壓力、以及擔憂全面女性徵兵對經濟與勞動市場的影響等。

無論是北歐諸國或瑞士，基於地緣政治與戰略而有不同的考量，但其共同特點在於它們在人口相對較少的情況下，仍能透過高效的後備動員體系維繫相對強大的軍力。這股力量源於高度一致的對外共識，特別是針對俄國威脅，不僅反映在兵役制度的設計，更凸顯出人民戰鬥意志對政府決策的影響。

然而，反對擴大兵役者常將全民皆兵誤解為強迫全體國民上戰場，這是一種在現代戰爭中的錯誤想像。事實上，動員體系不會要求所有人投入戰鬥，因為總有大量人口因年齡、健康或技能而不適合作戰。再者，國家在戰時更需維持經濟、糧食生產與基礎設施的運作，以防社會在軍事勝利前即先行崩潰。

因此在現代國防戰略中，全民皆兵指的是總體戰思維下的社會動員，國家將資源與人力進行系統性分配，由少數精銳或後備部隊在前線作戰，而絕大多數國民則負責後勤支援、維持生產及保障社會日常生活。這一原則可由以色列－哈瑪斯衝突及烏克蘭抵抗俄國入侵的實踐中獲得驗證。

以色列於2023年10月後動員約36萬後備役（佔總人口約4%），集中投入加薩等地作戰。烏克蘭自2022年起則動員了約90萬活躍部隊與後備役（佔總人口約2-3%）。這兩個案例的關鍵在於動員人數雖具規模，但只有極少部分人力投入前線，而龐大的後備體系則能確保社會與經濟基礎不被削弱。

這些案例顯示，戰爭勝負的關鍵，很大部分來自於平衡動員與社會穩定。回顧歷史，動員人口接近3%往往是最具可持續性的臨界點，美國獨立戰爭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學界推估約20-25萬殖民地居民曾在大陸軍（Continental Army）或地方民兵部隊 （militia）中服役，但其中大多數人只參與了數週或數月的臨時性服役。

真正能長期作戰、構成戰爭核心的戰士大約只有1至2萬人，再加上短期大陸軍正規兵 （服役時間為6個月到3年不等），總共也不過5萬人左右，占當時250萬殖民地人口的2％。這意味著，獨立戰爭並非後來敘事中全民皆兵的浪漫史詩，而是一場由極少數主力部隊長期承擔主要戰鬥，多數民眾以有限且間歇的方式參與的漫長抗戰。

值得注意的是，親美大陸軍的對手並非單純英國遠征軍。英軍在北美高峰期駐軍約2.2萬人，但在地加入忠英派（Loyalists）正規部隊或游擊隊者約2.5萬人，其規模與大陸軍核心戰力相差不多。

有些歷史學者因此提出，美國獨立戰爭在本質上同時是一場內戰。忠英派與革命派之間的社會裂痕與政治動員，對戰局影響甚至不下於英軍本身。這一角度提醒我們，動員並非單純兵力問題，更牽涉社會分裂、政治忠誠，以及政治實體如何整合自身人口的能力。

反觀若動員失去平衡，往往不利於執政者。例如1970年代越南戰爭高峰時，南越正規軍兵力約100萬人（約佔南越總人口約5-6%），過高的兵源動員導致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使稻米產量大幅下滑，引發嚴重的社會民怨與軍心衰退，成為南越政權最終垮台的主因之一。

此外，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只是動員規模本身，還包括動員的方式與結構。動員結構指的是國家或政治實體如何將人口、資源、地域與制度轉化為持續的軍事能力，包含指揮鏈穩定、後勤補給運作、軍隊與政黨整合、地方基層滲透，以及政權合法性與防叛變能力。

動員結構薄弱的一方，即使兵力眾多，也常因無法維持後勤或控制地方而迅速崩潰；相反，動員結構緊密的政治組織，即使兵力較少，也能穩定積累戰力，以較高的效率與忠誠度獲勝。

中國1947到1949年的國共內戰清楚地展示了這種差異。國共雙方高峰期總兵力接近900萬人（國民黨約430萬，共產黨約400-500萬），佔當時約5.4億人口的1.7%，整體比例並不高。但國民黨依賴強制徵兵，後勤崩潰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財政與社會秩序瓦解；共產黨則透過基層幹部系統、高度滲透地方社會的動員機制，使較小規模部隊維持高忠誠、高紀律與自給自足。

最終決定勝負的因素並非兵力數字，而是兩者動員結構的差異。國民黨擁有較大的軍隊，但其動員模式耗盡了社會與經濟，而共產黨靠社會整合與基層組織把小規模、但高度忠誠與自給自足的武裝變成可持久的戰力，最終成為國民黨倒台的主因之一。

如此不難明白，現代戰爭的經驗中，全民皆兵或大規模義務役擴張，只有在社會高度凝聚、政治信任充足、對外部威脅具廣泛共識的國家如以色列、北歐諸國才真正可行。此類社會內部裂痕小，強制動員不會引發嚴重反彈，也不至於損害經濟與社會基礎結構。

反之，在一個政治極化嚴重、對敵對勢力沒有共識的社會，強行推動大規模徵兵幾乎必然適得其反。它不僅無法增加可用戰力，反而會將潛在矛盾瞬間表面化與武器化。歷史案例也顯示，只要有極少數的積極抵抗者，就可能癱瘓徵兵體系，更遑論將大量不情願的年輕人強行武裝後，可能產生的倒戈風險 （defection risk）。

以2014年俄軍入侵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地區為例，當地親俄民兵迅速成軍，部分烏克蘭駐軍直接倒戈或不戰而降，整個正規指揮鏈瞬間崩潰。烏克蘭後來雖靠志願者與新編國民衛隊勉強支撐，卻已喪失先機；這場危機暴露的正是社會裂解導致動員機制完全失靈。

軍事動員與社會韌性之間能否達成平衡，會是決定現代戰爭勝負的關鍵。國家必須先將動員規模嚴格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極限之內，確保經濟循環、基礎服務與民心士氣不至崩盤；在此前提下，再透過精準選拔、高強度訓練與嚴密組織整合，打造一支規模雖小卻高度忠誠與高效的主力部隊。

這種結構性的動員方式，包括後勤補給、基層組織與資訊掌控等，比快速擴軍更能決定一場戰爭的走向。因此要支撐長期抗戰，靠的是社會穩定、政治整合與動員結構的強度，傳統戰爭的人數碾壓並非取勝的關鍵因素。唯有把動員規模控制在政治共識的邊界內，並同步強化組織忠誠度，才是確保國家存續的唯一理性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