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作為政治的奴僕？阿拉伯兄弟的海灣盃惡鬥

12月6號，我突然收到這則電信商傳來的廣告簡訊。

足球是科威特人最喜愛的體育項目。剛到科威特時已過盛夏，但夜間氣溫仍常在35度上下徘徊；即便如此，學校宿舍前面的足球場還是門庭若市。不踢足球的時候，學生也經常聚集在宿舍大廳的電視前，收看歐洲聯賽的轉播，加油喝采聲連我在樓上的房間裡都聽得到。由此，用「足球解禁」當作行銷梗來慶祝，好像也順理成章。

不過，科威特好端端的，到底是哪裡惹到FIFA了呢？

話說從頭，這場體育停權風波，開始於2015年10月。當時FIFA指控，科威特政府長期干涉國家足球協會的運作，也沒有理會FIFA的通牒，在期限之內修改不符合FIFA章程的體育法，所以別無選擇，決定對科威特足協做出停權制裁。

FIFA的決定非同小可：停權期間，不僅科威特代表隊無法參加國際足球比賽，科威特也無法承辦FIFA轄下的任何國際賽事。更慘的是，FIFA的制裁彷彿觸動了骨牌效應，國際奧委會和其他世界體育組織，隨後也以同樣的理由跟進，相繼暫停了科威特的會籍。也因為如此，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競賽場上，科威特運動員只能以無國籍者身份出賽。

面對停權制裁，科威特輿論反應不一，有人覺得難過，有人則覺得無關痛癢，因為「反正科威特也打不進世界盃」。再說，這也不是科威特第一次被FIFA停權；科威特政府對社會各個面向的干預，更早就不是新聞。但所有人當時可能都沒有預料到，這場持續了兩年的停權風波，後來也捲入了從2017年6月延續至今的卡達外交危機。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件事，要從整個海灣地區最重要的國際足球賽事——海灣國家杯（Gulf Cup of Nations）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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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入卡達外交危機的海灣盃足球賽

預定由伊拉克主辦的第23屆海灣盃，因為伊拉克仍深陷戰後重建的財務泥沼之中，只能再次中途喊停（其實第21、第22屆的海灣盃，原本也都要由伊拉克主辦）；協商之後，決定改由科威特接棒，賽程訂於2015年底。後來，由於球場建設時程因素，開賽時間又不斷推遲。

FIFA於2015年10月暫停科威特會籍之後，為第23屆海灣盃平添了更多未知的變數，但科威特並未因此放棄主辦權，而是不斷協商斡旋，期待FIFA回心轉意、撤銷停權處分。無奈的是，直到2016年中，科威特都未能如願，最後只能摸摸鼻子，將主辦權轉交給卡達，開賽的時程也再次延後至2017年底。

命運多舛的海灣盃，並沒有在卡達接棒之後就一帆風順。舉世矚目的卡達外交危機於2017年6月揭開序幕，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眾多阿拉伯國家與卡達斷交，並且禁止自己國家公民涉足卡達領土。海灣盃的八個參賽國裡面，就有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聯酋，同屬嚴厲封鎖卡達的陣營。隨著賽程日期逼近，這三個國家究竟會不會派出代表隊前往卡達參賽，成了中東世界許多人關注的焦點。

今年10月，阿聯酋足球協會的主席終於鬆口，一如外界預測，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三國都不會出賽。但他把這個決定，歸咎於FIFA對科威特的停權制裁，而非卡達的外交危機；如果科威特的參賽資格沒有恢復，阿聯酋等三國也決定和科威特同舟共濟，拒絕出賽。但外界揣測，抵制卡達的陣營只是為了顏面才這樣說，根本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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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如何，此言一出，已經形同為本屆海灣盃判了死刑；依據比賽章程，海灣盃要辦得成，至少需要五支隊伍出賽才行。於是，這場針對卡達的外交危機，以科威特的停權風波為名，讓海灣盃面臨了可能再次流局的窘境。

就在外交危機、停權風波和海灣盃足球賽三者猶如死結、難分難解的時候，科威特國會終於在2017年12月3日通過體育法的修正案，刪除允許國家干涉體育協會運作的條文；相隔三天，FIFA主席因凡第諾（Gianni Infantino）就高調飛來科威特，興高采烈地宣布解除對科威特的禁令。解禁隔日，科威特則趕忙宣布，海灣盃不但會重新移師回科威特舉辦，門票還全由科威特政府買單，慶祝兄弟反目的海灣國家，終於能在足球場上團聚。

有傳言指出，之所以科威特在和FIFA僵持兩年之後，突然能夠加快進程、解除禁令，也是多虧了卡達的居中遊說，其目的之一，即是讓科威特能夠在海灣盃中出賽。

科威特的停權風波，在經歷一連串峰迴路轉之後，以海灣盃的順利開辦做為結局，看上去皆大歡喜：由於國際體育組織的督促、和海灣盃告急的壓力，科威特政府這廂「改邪歸正」，不再干涉國內的體育協會獨立運作；而國際足總那廂，則順水推舟，迅速解除禁令，也一併解除了海灣盃無以為繼的尷尬局面。整場風波，彰顯出體育競技場一直都是不見血的戰場；隊伍能否出賽、比賽能否開催，也都要瞧足政治人物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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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專制王權與世界體壇的共生關係

雖然「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人人都會說，但這句話就算不是用來粉飾什麼的話術，終究也只是個美談。

1973年贖罪日戰爭結束後，在中東籍成員國的壓力下，亞洲足球聯盟開除了以色列的會籍，開啟了中東政治滲入體育事務的先例。這些地緣政治的合縱連橫延伸到了足球場上，而更高階的主管機構FIFA卻無力介入阻止。

許多中東國家國內的體育協會，今日都由王室家族或統治菁英掌控；而亞洲足球聯盟近兩屆的主席，也接連由卡達、巴林的王室成員出任。這些中東的體壇小國，在國際競賽中的表現不見得有多亮眼，但在世界體育政治的舞台上，它們的份量可一點都不小。

甚至有人批評，國際體育主管機構除了淪為海灣地區富裕小國用來洗刷形象的槓桿之外，也已經成為難以規範的洗錢天堂。

的確，FIFA、國際奧委會這些國際體育主管機構，近年來灰頭土臉，貪污醜聞、利益交換，一樁比一樁難堪；而那些醜聞，又有許多中東的王室貴族牽連其中。這些體育醜聞並非個案，折射出的是國際體育主管機構，長期以來與中東專制王權之間普遍的共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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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足球聯盟前幾年改選主席時，來自巴林王室的參選人薩爾曼（Sheikh Salman bin Ebrahim Al Khalifa）在競選時曾經說：

最後，他落選了。

說到底，主權國家干涉體育事務，不只在科威特，在整個中東地區、甚至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是罕見之事。巴林在「阿拉伯之春」期間，逮捕了參與抗議的運動員，被國際社會指控違反人權，卻沒有依照FIFA指示進行調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女性參與體育的權利長年遭剝奪，亞洲足球聯盟的秘書長卻仍在為他們辯護；而以色列政府阻撓巴勒斯坦足球選手自由移動，至今也未受FIFA制裁。

一方面，這些國際體育主管機構的章程，要求各國體育協會「獨立運作」，但何謂「獨立」經常只能自由心證；另一方面，如果國際體育主管機構遭批評「不作為」，卻又可以援引「政治中立」原則，不介入各國內政。由此，以「國家干涉體育事務」為由進行的停權裁決，本來就很容易落入政客手中，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不過，這場延續兩年的足球停權風波，除了顯示科威特的體育動態，如何深陷於國際地緣政治的洶湧暗潮之中，其實也還潛藏著科威特王室的內鬥家醜...（接下篇）。

▌下篇：〈李易安／科威特「足邪」恩仇錄：王族血債換來的體壇酬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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