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公路（上）：阿爾巴尼亞，柏油路上的邊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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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柯尼察（Konitsa）通往邊境的巴士上，只有我們兩人坐到終點。

還好我們早就放棄從柯尼察搭便車過來的念頭。我們在邊檢站前下車，看著希臘車牌的巴士掉頭離去；這裡當然沒人等車，巴士得空車回去。這絕對是我們所看過的邊檢站裡面，最冷清的一個。雖然冷清，倒也沒忘記慎重。大得有失比例的建築物，外牆砌滿石塊，對比河對岸阿爾巴尼亞的幾幢混擬土盒子，實在已經太過氣派。

邊檢站旁邊的河，憨厚地在早春裡露出禿禿的淺灘，對於自己被賦予的重要使命毫無所知。它可是界河呢。你要說是歐盟也好、是申根區也好，這條河框界出的是當今的盛世，而且這個盛世還在不斷擴張。路旁「GR」兩個大大的字母配上藍底的黃星項圈，用親切標語送客，也提醒所有跨境者即將離開盛世。橋的盡頭，就是某些希臘人口中說的：

阿爾巴尼亞是整個歐陸上最常被妖魔化的地方之一。閉關鎖國了數十年之後，阿爾巴尼亞不太有存在感；如果你在西歐人的日常閒談中聽到它，多半會跟「組織犯罪」、「流氓」這些字眼成雙出現。

今日，阿爾巴尼亞有半數人口散落海外，大多都在希臘和義大利謀生；和希臘接壤的阿爾巴尼亞南部，人口外流更是嚴重。阿爾巴尼亞人有句話說，一半的阿爾巴尼亞人都在希臘了；有些更誇張、還有點吃希臘豆腐的版本則乾脆說，希臘有一半人口都是阿爾巴尼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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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人和希臘人的心結其來有自。1913年，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鄂圖曼帝國喪失了在巴爾幹半島的大片江山，阿爾巴尼亞順勢建國。戰爭結束後，希臘軍隊滯留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伊庇魯斯地區（Epirus），遲遲不肯離去；即使軍隊被勒令撤離之後，當地的希臘政客，仍在鼓動希臘裔居民反抗阿爾巴尼亞剛剛成立的政府。剛立國無暇顧全的阿爾巴尼亞政府，只好在1914年承認「北伊庇魯斯自治共和國」的成立。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即開打，阿爾巴尼亞南部分別被義大利和法國佔領，「北伊庇魯斯自治共和國」只能夭折。戰爭結束之後，阿爾巴尼亞的獨立繼續獲得承認，北伊庇魯斯地區也正式劃歸阿爾巴尼亞；二戰期間，阿爾巴尼亞卻又被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佔領，成為墨索里尼揮軍直搗希臘的過道，被戰火炙成一片焦土。今日阿爾巴尼亞南部，仍然有許多希臘裔居民散居；許多歐盟資金，透過希臘政府挹注到了阿爾巴尼亞，首先得益的也往往是鄰接希臘的地區。

毫無意外地，阿爾巴尼亞邊檢人員從來沒看過台灣護照。但他們並沒有眉頭深鎖、面露不耐，而是一邊摘下眼鏡仔細端詳護照，一邊和我們東扯西聊。國界的力量無所不在，有時展現於路面瀝青鋪層的厚度、有時則改變人們臉上嘴角上揚的角度；比起希臘人，我們覺得阿爾巴尼亞人更友善更熱情，而且似乎對外來的一切都充滿好奇。

穿著軍裝的男人看我們等了這麼久，也靠了過來，教會我們用阿爾巴尼亞語進行日常問候，每串字都是四五個音節，奇怪的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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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阿爾巴尼亞未入歐盟，你仍然可以看到許多前期整合的痕跡。我們的護照頁被蓋上和申根區一樣規格樣式的入境戳章（只是少了星星環繞）；路邊立著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的告示牌，上面的地圖裡幾條路線被染紅加粗，是歐盟資金青睞欽點的援建項目。

公路看起來閃亮平順，但我們對於阿爾巴尼亞公路的好印象也就僅止於此了。站在路邊發了十五分鐘的呆，一、輛、車、都、沒、有；還好有風吹動樹梢，不然簡直像站在一張明信片裡，一切都是靜止的。將背包帳篷上了肩，用走的吧！反正到下個小村子也就是十公里路，腳程再慢，兩個小時都能到。

徒步走了一個小時之後，終於有輛銀色的豐田Yaris從後方出現，先是高速駛過我們，然後又在我們前方一百公尺處煞停了下來；一只粉紅色書包和一隻毛茸茸的小熊玩偶，在車後的擋風玻璃後面曬著太陽。駕駛座上的男人從車窗探出頭來，向我們揮了揮手。有時候，幸運之神並非遺忘我們，只是來不及煞車而已。

米哈里斯（Michalis）是希臘裔的阿爾巴尼亞人，兩個女兒都在希臘的柯尼察上小學。他剛從邊界載回兩個女兒，要回去恰爾碩瓦（Çarshovë），那個我們再走一個小時應該就能抵達的村子。

不。與其說恰爾碩瓦是個村子，還不如說它是個三岔路口。從希臘邊境過去的小路，在這裡接上SH75公路，往北直通首都，蜿蜒往東則伸向另一個鄰國馬其頓；雖然「車流」的交會並沒有帶來多少商機（其實車少到根本無法成流啊），但還是足夠支撐起米哈里斯開的小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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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女兒蹦蹦跳跳下車，書包和玩偶都在爸爸手上。「不如先進來休息，喝杯咖啡吧。」

米哈里斯的咖啡館沒什麼裝潢，牆上塗的白漆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塑膠桌椅倒是擺放整齊，過大的吧台四周瀰漫著凝滯的氣味。二樓的陽台雅座彌補了室內裝潢的力有未逮，整片雪山大方掛在天邊，一旁的小溪湍湍轟鳴。

我們和米哈里斯用歐元換了點阿爾巴尼亞列克，點了兩杯義式咖啡端上陽台；我們搭他的便車，他則順勢招攬了生意，皆大歡喜。米哈里斯的咖啡是真的好喝，完全超出偏鄉路口休息站該有的水準。被義大利統治過，境內又有不少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仍有許多歷史問題未解，咖啡水準倒是相應不俗，或許也要感謝鄰國壓境時一併帶來的遺澤。

等小巴的時候，我在咖啡館附近閒晃。不論就地景、就傳統建築樣式來說，這裡都與希臘北部極為相似；村子入口的左手邊，一座東正教堂石牆紅瓦，白色的十字架還高高掛著。標註目的地公里數的路牌上，除了阿爾巴尼亞語的拉丁字母之外，也附帶希臘字母；那些希臘字母有些被噴漆蓋過，噴漆線條尖銳張揚，看起來有點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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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自從1913年鄂圖曼帝國喪失這裡的領土之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便一直對這裡的領土歸屬存有爭議。鄂圖曼時期，整個伊庇魯斯地區都被劃歸在同一個行政區內；二戰結束後，一直到了1987年，希臘和阿爾巴尼亞才正式解除交戰狀態，並首次確認兩國國界，在此之前，希臘都沒有放棄對阿爾巴尼亞南部的領土主張。

阿爾巴尼亞一度是世界上最不喜歡和外界打交道的國家之一。起初，在阿爾巴尼亞掌權四十餘年的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與南斯拉夫的狄托走得頗近；但1948年南斯拉夫和蘇聯交惡後，阿爾巴尼亞轉向與蘇聯結盟。史達林過世之後，恩維爾公開對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表示不滿，主張自己才是史達林真正的傳人；此時同樣和蘇聯交惡的中國，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阿爾巴尼亞的知音。

整個1960年代裡，中國成為阿爾巴尼亞最重要的友邦，在經濟和技術上提供不少援助。阿爾巴尼亞的不斷「變心」，並沒有在遇到中國之後就有所轉變；1976年毛澤東過世，霍查覺得再也沒有人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決定徹底鎖國，堅持讓阿爾巴尼亞做唯一「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1990年，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骨牌效應，阿爾巴尼亞人湧上街頭，要求政府發給護照、還給人民自由出入國的權利，從此開啟了阿爾巴尼亞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局面。變局開啟後的短短兩天之內，就有至少800名阿爾巴尼亞人越過邊界前往希臘——送我們進來的這條公路，也曾將無數阿爾巴尼亞人送出去過。

——（延伸下篇／誰的公路（下）：牽動阿爾巴尼亞國族神經的鋪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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