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舊與創新並存：新自由主義下的韓國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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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仁川，你會想起什麼？對國際關係或韓戰歷史有興趣的，或許聽過麥克阿瑟將軍那可歌可泣的「仁川登陸」；但對於大多數當代的台灣人而言，講起「仁川」這個名字，想起的大概多半是機場了。

的確，自從1883年開港以來，仁川便以韓國首都圈的門面姿態屹立於世。儘管從2014年貨櫃進出的數量來看，仁川港只是韓國第二大港，僅處理全國9.4%的貨櫃量，遠遠落後於釜山港的75.3%，但自從仁川國際機場於2001年落成之後，仁川便仰仗著臨近首都首爾的優勢，以航空樞紐的地位，一舉躍為韓國最重要的門戶。仁川，對於美軍和觀光客而言，從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都是踏上韓國土地的起點。

仁川作為對外界面的開放特性，與韓國予人內向、排外的刻板印象相左，也連帶形塑了仁川市的發展策略和都市特性。憑藉港口帶來的地利，仁川在戰後擁有優越的工業區位；韓國小說家吳貞熙以仁川為背景的小說《中國城》裡，仁川港邊充滿了工業意象：碼頭被運送煤炭的火車鐵軌盤踞著，麵粉工廠、煤油公司則在一旁，浸在北風挾帶而來的煤塵之中。直到現在，在光鮮亮麗的首爾相襯之下，仁川都還是顯得像隻醜小鴨一般。

然而，1997年如瘟疫般於東亞擴散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構重整，串接上了仁川的門戶區位，開始為仁川的都市地景帶來了許多變化。其中，今日成為觀光景點的「仁川中國城」，以及當紅節目《我的超人爸爸》裡，大韓民國萬歲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松島國際都市」（송도국제도시），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被視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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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簡單回顧1997年之前，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政策與財閥經濟。長期以來，韓國由國家政策帶動經濟發展、以財政稅收補貼扶植特定企業與財閥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前，讓企業抱持著「市場收益有政府保證」、「國家能幫助企業抵抗危機」的幻覺；而1990年代西方國家的低利率環境，則使得資金流向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市場。

上述這些條件，都讓韓國央行持續將大量資金借給體質不佳的企業，造成國際經常帳的赤字。此外，1990年代開始逐漸鬆綁的韓國金融市場，則引進了更多外資，讓赤字的問題進一步惡化。更糟糕的是，身為韓國最大貿易夥伴的鄰國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景氣低迷，衝擊韓國出口額，進一步加劇韓國經常帳的赤字危機。

由經常帳赤字引發的債務與國家信用危機，最終在美元升值時爆發開來。首先，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韓元跟著美元升值，使得韓國的出口競爭力下滑；結合原有的經常帳赤字，國際市場對於韓國經濟的信心幾近瓦解，導致外資紛紛出逃、拋出手中持有的韓元資產，並為韓國央行帶來極大的壓力，最終只能放手讓韓元狂貶。這場跨國的連鎖風暴，讓韓國的債務問題最後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機。

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之下，韓國一併接受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結構重整計劃，包含開放投資環境、消除貿易壁壘、解除匯率管制等。大幅貶值後的韓國資產，以及更為開放的投資環境，都讓韓國進一步成為西方資本積累的核心國家，於積累過程中進行地理擴張的去處。

此外，金融危機在韓國造成的高失業率，讓以生產和消費組成的資本迴路面臨瓶頸。此時，由政府主導的一系列開發計劃，便企圖將資金投資於舊城區的更新與新城區的開發之中，藉以刺激生產與消費，進一步提振國內經濟。仁川中國城，便在這個時空脈絡之下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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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仁川港邊的中國城，早於十九世紀末即因國際形勢，以及其港口區位，成為華商聚集之地。然而，貨櫃的發明，使得港口開始不再仰賴碼頭搬運工、因而得以遷離市區，從而造成了舊港口週邊的快速沒落；再加上戰後韓國政府對華僑實施歧視性政策，限制華僑持有資產及教育的權利，導致大量華僑離開韓國，進一步造成了中國城的空洞化。

1997年金融危機過後，韓國政府看見後現代的觀光發展浪潮，以及中國逐漸崛起的事實，便將腦筋動到了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的仁川中國城上，企圖將其打造成為獨具特色的「族裔空間」。因此，由政府主導的中國城重建計劃從2004年開始啟動，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真性、特殊性的空間招攬觀光客之外，也被打造為吸引中國資金的前哨站。

此外，攸關仁川中國城能否順利「復興」的華僑政策，也在金融危機之後有了重大改革。1998年，韓國政府宣布解除外國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針對華僑發放的永久居留證也開始發行；2005年，韓國政府甚至嘗試賦予華僑在地方選舉中的投票權。這些在政治上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賦權政策，實際上，應該被放在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中看待。

然而，仁川中國城嶄新亮麗的表象下，仍然隱藏著新的排除。數十年來的歧視政策，使得許多原本由中國人經營的老字號餐廳，在糾紛與官司之後，早就易手改由韓國人經營。中國城重建後，區內的房地產則被來自中國的境外資金收購，推高房價；而官方片段截取「炸醬麵」作為中國城的行銷賣點，也進一步收窄了中國城的經營業態，並強化了韓國社會對華僑的主流刻板印象。

此外，韓國政府終究也難以抵擋「舊華僑」不斷外移、被「新華僑」取代的趨勢。這些「舊華僑」，指的是十九世紀末就來此的華商後代，他們於韓戰後被賦予中華民國籍；新華僑，則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國護照，在中韓建交之後才陸續抵韓的新移民。根據韓國法務部移民局的數據，從2002年至2006年，在韓的「舊華僑」人數緩步萎縮了2%；相較之下，同個時期的在韓「新華僑」人數則大幅成長了約150%左右，比起「舊華僑」人口數足足多了三倍以上。

有趣的是，與仁川中國城相關的文史資料或觀光資訊，仍然偏重「舊華僑」的歷史，而幾乎看不見新華僑的故事。這或許與仁川中國城的重建意圖不無關係：為了吸引觀光客、增強中國城的「文化地租」與本真性，移民史縱深較長的舊華僑，其集體記憶與生命故事，無疑是比新華僑更有話題性、「更值錢」的歷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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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城相呼應的，則是位於仁川市南端海濱，在填海區上興建的「松島國際都市」。松島國際都市計劃始自2002年，並於2005年動工，與仁川中國城計劃為同一時期的政策；作為「仁川自由經濟區」的一環，松島國際都市投入35億美元，股東分別由一間美國不動產家族企業Gale Internatinal（持有61％）、韓國浦項綜合製鐵株式會社（Posco，持有30%），以及美國的摩根史坦利不動產（Morgan Stanley Real Estate，持有9%）組成。松島國際都市由國家主導，企圖創造韓國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與跨國企業、國際學校進駐；外國投資者在此不但獲得各種租稅減免，還可以完全持有土地的所有權。

松島國際都市以「綠色、低碳、永續發展」作為號召，整座城市皆獲得「美國綠建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LEED）認證，並以國際知名建築地標如威尼斯運河，營造松島面向全球的空間意象。完工後，佔地6平方公里的松島國際都市將提供35,000,000平方米的公寓住宅，以及929,000平方米的零售空間，並以金融、國際商務、國際學校和醫療設施作為產業發展重點。

除了中國城與松島國際都市這兩個節點，韓國政府亦投入巨資在海上興建長達12.3公里的「仁川大橋」，連結仁川國際機場與松島國際都市，使新開發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與世界其他城市來往，坐收時空壓縮的利基。此外，2009年仁川地鐵一號線通往松島國際都市的南延段通車，成為進入松島國際都市公共交通動脈；2016年則有「水仁線」通車，讓中國城所在的地區，除了既有的韓國國鐵、首爾地鐵一號線之外，也有向南通往松島國際都市方向的交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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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最有名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概念，曾經將空間視野引入馬克思的理論，從而看見了在生產過剩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危機之中（亦即哈維所稱的「第一迴路」），空間如何成為調節危機的「第二迴路」。在此，兼具門戶區位、外來族裔歷史資產的仁川，便成為了兩種「空間修補」的交會點。

其中，1997的亞洲金融危機，為仁川中國城、松島國際都市帶來了相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論述，成為外國資本進行地理擴張（首先是美國等資本核心國家，後來是中國）的目的地；而大規模的中國城街區改造、全新的現代都市計劃與基礎建設，則以鋼筋、水泥和土地，則又為那些在製造業中無利可圖的資金，開拓了新的迴路與去處。

於是，「守舊」的仁川中國城，以及「創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兩者就表象上來看雖然南轅北轍，但在全球資本流動的脈絡之中，其空間生產背後的邏輯與成因，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時也都是回應在地與國際經濟危機的政策產物。

再進一步看，韓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體現在文化政策與經濟政策兩個面向，兩者相互呼應。就文化政策來說，「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正確，不但是中國城復興、積極面向全球化的論述核心，也以文化觀光為策略，找到了更具彈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此外，韓國在經濟與貿易政策上的具體表現，則造成了國家管制的鬆綁，以及對外國資本更開放的投資環境。在此，多元主義的文化治理，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嫁接，透過中國城改造和松島國際都市的催生，以市鎮開發和房地產修補經濟危機。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國城，儘管吸引了中國資金，卻被不少觀光客譏為過度虛假、沒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異的炸醬麵餐館之外，別無特色。新的松島國際都市，在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造市計劃之一後，也面臨著後續外資吸引動能不足的隱憂。終究，這些以族裔空間、多元文化、綠色永續、自由開放作召喚的地方，作為游移資本的避風港，在不久的將來，是否無可避免會成為下一波經濟危機的受害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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