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的地方革命 II：參政，第三勢力的台港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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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崛起的「傘兵」第三勢力與當前香港反對黨——泛民派——的現況，和台灣在三一八學運後的青年第三勢力 v.s 傳統反對派（民進黨），兩者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對應關係？

為香港傘後組織當中最大的「青年新政」，此次區議會的重點選區負責人之一陳熹汶表示：

「台灣去年的三一八學運對香港九二八的佔中，雖然難有明確證據指區兩者之間有強烈的連結關係，但的確有某種程度上的啟發。雖然台港能擁有的資源不同，政策架構迥異，但『青年新政』在香港是約可比台灣的『時代力量』在政壇的角色。而三一八學運也確多少影響的台灣去年底的七合一選舉，然後是現在的立法委員及總統選舉。」

陳熹汶認為，香港和台灣確實有許多背景的相似性。對香港年長的一輩來說，因為他們多是國共內戰時才避居香港，所以香港對他們來說就只是一個佔棲、避禍的地方。大約在1950-60年代，當時的香港的人口其實只有50萬，但突然間因為打仗來了很多人，這些人到香港之後雖然早已走不了，但心裡對家鄉的認同仍是在大陸；但後來在香港出生的人，並未繼承下這種對「故土」的記憶，對「家」的定義開始與上一輩出現歧異。他們天生想要「守護」自己腳踏這塊土地的感情，上一輩大多只想要好好穩定地過安靜的生活，不太會強烈在意香港將來可能變得如何。但他們出生在香港的這一代人想要的已經不只是這樣。以這樣類似的歷史脈絡來對應的話，可以反映為何當今台港兩邊的年輕人，漸漸開始想要重新拿回決定未來的權利。

在台灣，第三勢力無法和反對黨整合、甚至第三勢力內也無法整合的原因，或可歸納為：即便終極的目標相近，但採取的路徑或理念仍不相同。在台灣所謂的第三勢力有以「台獨自決」為終極目標，但反對黨似乎仍多為採取「華獨」（中華民國已經獨立）；又第三勢力內，三一八學運後的「時代力量」仍主打體制內改革，例如：爭取立院席次或修改公投法等，而其他如「綠黨」等系統，也沒有把兩岸議題擺在第一位，更側重社福，環保，性別平權等民生議題。

港台兩端的第三勢力團體，或在路線分野上有著較大的差異，但在參政困境上卻有著共通的難處：不論是台灣或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仍是對大黨有利，如今因發現體制外的抗爭效果有限，第三勢力為要「從內部改革」，取得體制內的發言權及力量，各方力量只好相互競爭、一同擠進這道參政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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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可以來談談所謂香港的「左膠」。

「膠」一詞來自香港網路術語「硬膠」，此詞本身為廣東俗語「戇居」的諧音，帶有愚蠢，思維僵化之意，被廣泛地稱那些「不現實的左派份子」。在香港，左派說的是廣泛的「大愛」，純粹理想的共產主義（而不是當今的中共）；右派偏的則是本土主義。

現香港的左膠只是左派當中的一小群人，以日前因大陸人湧入香港買貨的事情為例，左膠的說法是：「我們應該不分香港和中國大陸，我們應該都是平等的，不需要抵制大陸人來港。」再以香港LGBTI的性別少數運動來說，左膠在當中佔有很大的位置，他們認為必須要無條件地接受這群人，披以「大愛」及「人權」的外衣要求政府立反歧視法。但左膠中其實很少有LGBTI社群內部的人，而性少數社群內部其實並不完全支持政府必須立反歧視法，左膠多是以一種「自認為」替少數人爭取權利的姿態說話，卻經常忽略了社群內部的人真正的想法。而香港目前只有左膠，鮮少有「右膠」之說，或是香港右派還未發展出類似概念下的路徑。

香港第三勢力在這光譜當中傾向的是偏右的本土主義，他們並不是反對兼顧他者，但卻得是在「先管好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去照顧別人。

依據卡爾．曼罕姆（Karl Mannheim, 1952）的說法：「社會和政治加速動盪的時代，趨向產生一種世代的意識。這種意識會反過來提升參與政治行動的可能性，並且產生促進社會變遷的連鎖效應。」芭芭拉．梅爾霍夫（Myerhoff, 1982）又描述這樣的動態過程：「有時候各種條件會共同導致同一個世代的同夥具有敏銳的自我意識，然後使他們成為自己歷史的積極參與者，並且提供自己對本身做清晰的、持續不斷的定義，以及解釋他們過去和未來的命運。」

公民團體不只限制在政治行動，它也可以是在任何與生活有關的主題上。例如說近年來台灣各樣創新創業的團體紛紛出籠，能量累聚，因為即便不是所有人都會有興趣去從政，但很多的問題其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解決。在台灣越來越多人願意在自己所屬的位置上，嘗試去連結做改變。而這些都是民主想像的一部份。

此對應早些年前的香港，很少人會想說要創業，或是以任何形式嘗試做出點不一樣的事情。這跟在香港政治裡，大多只是想要獲取權利金錢，並不會太多在意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想嘗試改變的況狀相似的。雖然現今的香港和台灣在此上所累積的能量相比仍有差距，但從去年的佔領運動到今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香港似乎越來越多人開始成為自己歷史的積極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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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政的陳熹汶說：「雖然目前在香港的我們不想要中國的控制，但卻還沒有能力想像如果沒有了控制，那香港可以變成什麼樣子？我以為這就是一個從一直說no，到漸漸yes的歷程。於此區議會在其中，雖然沒有實權，但仍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因為能在選舉當中幫助社區裡的人討論，想像自己可能的未來。」

已故的南非總統曼德拉，在他被釋放後的15年裡，堅持將「跨世代的對話」列為耕耘重點，並表明民族未來的成功，取決於是否能「將年輕人的挫折轉化成有意義的政治行動」。台港兩地社會近來這些漸趨湧起的政治新勢力，該如何找到適切與過去及未來的對話位置？這些又會如何形塑我們身為年輕一代的自我認同？

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在《形塑歷史》一書中最後寫到：「最終激發政治敘述生命力的，乃是個人生活經歷和歷史之間不斷進行的緊張關係。」身為年輕一代的我們，在積極成為自己歷史的參與過程中，也挑戰著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觀看社會敘述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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